高校內遷（遷移）是抗戰史與教育史領域的重要議題，與之相關的研究成果豐碩。不過，既有研究尚未關注到全面抗戰時期的一個普遍現象，即高?！安糠诌w移”導致“兩地辦學”甚或“多地辦學”（含“分?！薄安糠帧薄霸合怠薄把a習學?！钡让x）。這類辦學模式大致分為兩種情況：第一種是因運輸條件、遷入地社會經濟條件以及合作辦學等原因，某校的不同院系分別遷往不同目的地，或在遷入某地后又將部分院系遷至大后方之別處；第二種是就近遷入上海租界或香港后，部分學校再次將一些院系遷至大后方，或在大后方開辦分校，其中包括學校主體部分遷至大后方，小部分師生在原校址留守或遷入租界，以本校或其他名義辦學的情況。第二種情況因涉及同一高校在不同政權治下辦學，所以又分為向日偽當局立案與獨立辦學兩種類型。

民國時期高校分公立（包括國立和省立）、私立與教會大學三種，戰時均存在兩地或多地辦學的個案，但具體情形差異很大。各公立高校的遷移以第一種模式最為普遍，少見第二種模式。其根本原因是公立高校隸屬國民政府教育部或各省教育廳，故必然隨政府內遷，不具備在淪陷區繼續辦學的合法性和可能性。管見所及，只有交通大學等極少數國立高校曾于全面抗戰爆發初期在大后方與上海租界同時辦學。私立大學由于遷移經費短缺、受政府支持有限與落地不易等因素，大部分留在原地或就近遷入租界辦學。這種情況以在當時私立大學最集中的北平與上海兩地比較普遍，也有部分私立大學在大后方與上海租界兩地辦學。教會大學除整體內遷、整體遷至租界或香港，或留在原地繼續辦學之外，亦存在兩地辦學模式。比如濟南的齊魯大學，有學者注意到，該校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分別在成都與已經淪陷的濟南辦學，兩地分設院系與附屬教研機構，規模大體相當，分別由校長、副校長實際負責，但仍在同一個治理框架內。

總之，全面抗戰時期“部分遷移”導致兩地（多地）辦學的私立大學與教會大學增多，對于兩地（多地）校區之間的治理關系，以及留守租界或淪陷區校區的治理體制，目前研究較為欠缺。與抗戰時期大部分有兩地（多地）辦學經歷的高校相比，金陵大學（以下或簡稱“金大”）的兩地辦學不僅保持較長時間的延續性，而且治理體制較為穩定，具備變中求常的樣本考察意義與制度史研究的意義。學界對日軍南京大屠殺時期的金陵大學校園與教職員群體已有相當細致的研究，但對后大屠殺時期的相關情況尚缺乏考證。鑒于此，本文在梳理抗戰時期金陵大學在南京淪陷區辦學情況的基礎上，深入考察“兩地辦學”體制及南京校園的治理體制。

20世紀10年代初的金陵大學校門

金陵大學“兩地辦學”體制的形成

金陵大學是1910年由美國各差會在南京聯合創辦的教會大學。1927年底至1928年初，經學校改組并向國民政府教育部立案后，地處美國的創始人委員會（Board of Founders，下文簡稱“創始人會”）、校董會（Board of Directors）與校長領導的中國籍行政團隊（以下簡稱“校方”）成為該校的治理主體，基本治理體系為“創始人會—校董會—校方”。創始人會與校董會均為金大的決策機構，前者的權限雖然在向國民政府立案后受到較大約束，但仍是校產的所有人，負責保管該校的基金及聘任外籍常任教職員等；校董會擁有制定學校政策、選任校長、聘任教職員之權，對學校的人事與財務負責，向金大撥付經費（包括基本金利息撥款、差會撥款與差會派出教師的薪水）；校方的自主性增強，可獨立決策教學與研究工作，且校長職權范圍變大，對下屬各單位行政主管人選有決定權。

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后，金陵大學于11月25、29日、12月3日分批遷至四川。1938年3月1日，學校借成都華西協和大學校舍開學，至1946年夏，其主體部分皆在成都，理學院的部分專業與專修科在重慶，附屬中學在萬縣。不過，學校內遷是校方的自主行為，此前無校董會與創始人會的授權。

1938年1月13日，5名在滬校董吳東初、羅運炎、魏文瀚、韓森（V. Hanson）、葛德基（E. H. Creasy）與留守南京的化學系教授唐美森（J. C. Thomson）在上海召開校董緊急會議暨執行委員會會議，追認金大內遷屬戰時緊急措施，并任命歷史系教授貝德士（M. S. Bates）為副校長。此次追認使學校內遷在金大治理體系內具有正當性。目前尚無資料表明此次校董緊急會議的召開系成都校方的要求或是在滬校董的臨時起意，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全面抗戰爆發后，校長陳裕光一直與校董會成員保持書信聯系，報告南京與校園形勢的變化。在1937年12月28日的信中，陳裕光向校董們表示：“現在召開校董會會議是不可能的，但我們歡迎你們的建議與信函。我們希望在做出這些決定時能得到你們的協助，相信你們能給我們友好的支持，使我們能繼續本校的工作?！笨梢姡舜螘h的召開應該出于成都校方與校董間的默契。此外，貝德士的任命可能是此次會議的獨立意愿，因為副校長的任命并不符合當時國民政府關于私立大學的規定，成都校方不便做出此種決議。4月2日，5位校董（其中4位參加過1月13日的會議）與唐美森在滬召開校董會特別會議，主要目的是討論陳裕光通報在成都成立校董會非常時期執行委員會及組成人員，批準該執行委員會代為履行校董會的職責，負責金陵大學（尤其是在中國西部地區）的行政與經濟事務。非常時期執行委員會的成立是戰時金陵大學的一項重大組織調整，關系校董會職權的變化。10月18日，在滬校董召開第三次會議。此后直至金大復員回南京前，校董會未以任何形式召集開會。

1938年1月28日，創始人會經濟委員會開會決定，鑒于校董會無法召集，由校長陳裕光、會計主任畢律斯（E. M. Priest）、美以美會華西議會（成都）會督黃安素（R. A. Ward）、中央大學醫學院院長戚壽南與華西協合大學理學院院長戴謙和（D. S. Dye）組成一個在華的合議權力機構。不過，會議并未規定此機構的名稱及其與校董會的關系。3月15日，該機構在成都正式成立，定名為校董會非常時期執行委員會（以下簡稱“非常執行會”）并召開第一次會議，決議通過該會和校董會常設的執行與經濟委員會具有相同基礎。執行與經濟委員會是校董會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常設委員會，負責校董會交付的所有日常事務。在校董會閉會期間，執行與經濟委員會可以執行校董會明確規定的指令與決議。“具有相同基礎”意味著非常執行會可以代替執行與經濟委員會履行校董會職權。

除代表成都校方的陳裕光和畢律斯是固定委員之外，其他委員不定期改選，人數從5人增至8人，另有長老會、基督會和北浸禮會的代表加入，幾乎包括所有合作差會的代表。3月18日，陳裕光向在滬校董報告設立非常執行會之事。前文已述，4月2日在滬召開的校董會特別會議追認該委員會的設立，并明確其代行校董會職權，校董以通信投票的形式表示同意。非常執行會的設立得到創始人會與校董會成員的授權，符合金大的治理體制。

非常執行會行使治權的方式與校董會相似，采取全體委員定期集議制。從1938年到1945年，非常執行會每年在成都召開兩次全體會議，共計16次，最后一次會議于1945年10月24日召開。

全面抗戰時期，創始人會維持既有的架構與運作機制，每年召開年會討論學校的預算、戰時募款、南京校產以及其他重大校務，審核代行校董會職權之非常執行會的會議記錄。這說明在制度上，創始人會仍對學校校務擁有最終決定權。與此同時，創始人會依然負責金大的常規性基本金利息撥款與差會撥款，并提供“應急經費”（1939-1940年度起改稱“維持經費”），保證學校在戰時得以維持運營。質言之，內遷后的金陵大學在體制上與經濟上仍然依賴創始人會的支持。

總之，盡管金大內遷成都，校董會亦無法正常召集，但“創始人會—校董會”決策機制未發生根本變化。成都校方通過主動的制度修補，極力維系戰前的既有治理架構，避免出現本質性調整，使“創始人會—非常執行會—成都校方”的新模式得以有序有效運作，唯一的重大變化是南京校園的辦學及其校務機構的相對獨立，形成“兩地辦學”體制。下文具體考察南京校園的治理架構。

1937年11月遷校時，有35名中美籍教職員選擇留駐南京守護校產。為此，校長陳裕光特設留京應變委員會（當時亦稱“留京辦事處”，為行文方便，以下簡稱“應變委員會”），由貝德士、社會學系教授史邁士（S. C. Smythe）、農藝系教授林查理（C. H. Riggs）、鼓樓醫院醫生崔姆（C. S. Trimmer）、工程處兼校產管理處職員齊兆昌、森林系教授陳嶸和事務處職員顧俊人組成，貝德士任主席。該委員會處理金大留在南京的一切事宜，特別是守護校產。此后幾年，該委員會的組成人員有所變化，但貝德士在其中的地位很穩固，起到關鍵作用。到1941年離開南京返美前，除了短期赴上海、成都之外，貝德士一直留南京負主要責任。

前文已述，貝德士在擔任應變委員會主席后不久即被校董會任命為金陵大學副校長。理由是當校長不在南京之時，“讓一位負責的主管來承擔與地方政府協調任何與校產有關的事務”。之后成都校方批準了這項任命，理由同樣是“以便于他有充分的授權應對所有官方機構”?？梢哉f，副校長之職是校董會與校方的共同授權。由美國人在淪陷區擔任副校長，目的是增強學校的“美國立場”，以更好地保護校產。

貝德士的另一重身份是創始人會代表。1938年3月，創始人會執行委員會會議不僅批準貝德士擔任副校長，而且任命他為創始人會代表，授予其代表創始人會之“全權”，負責保護所有校產。翌年6月，創始人會執行委員會應陳裕光的提議，任命貝德士為金大創始人會特別代表。

在金陵大學的制度規程中，校董會有權任命校長，但創始人會無此項權力；校長有權任命校內各單位行政主管，但無副校長選任的相關規定。校董會任命副校長，系緊急狀態下的應變之舉，由成都校方批準此項任命符合程序。創始人會批準貝德士的副校長任命，并授予其創始人會代表之權，雖然無章可依，但增加了貝德士的權威。這一方面表明成都校方希望以創始人會代表的身份，為貝德士處理南京校務的權責賦能，借助其美籍背景來保護校產，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創始人會需要一位美國人在南京代表美國和教會利益的需求。

雖然貝德士在南京的代表權體現美國與教會的利益，但其職權不能脫離“兩地辦學”體制的框架。在全面抗戰時期，金陵大學是在國民政府立案的私立大學，須對國家民族保持忠誠。正如陳裕光所宣稱的“忠于國民政府”，即使有外部干涉而關閉他們的學校，也不放棄13所教會大學校長達成的三項辦學原則——“維護基督教品格、學術自由和國家忠誠”。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金陵大學難民收容所

“兩地辦學”體制與在淪陷區辦學的限度

金陵大學內遷后不久，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日軍進行南京大屠殺期間，金大被劃入“國際安全區”，校園內設多個難民收容所。陳嶸和齊兆昌在校園內組織難民自修團，為校內難民開設短期課程。

擺在貝德士和留守教職員面前有兩種選擇：或僅在校園內看管校產而不做他想，或利用目下師資在校內辦學，恢復研究推廣工作。1938年2月初，因前景不明，加之校內難民問題，貝德士認為開學困難。4月中旬，貝德士表示，不希望金大的教職員過多參與針對難民的課程。他對陳裕光表示，雖然不知道未來南京將在哪個政權治下，其教育政策如何，但要觀察局勢，“首先，我們能把握金大的校產與未來的機遇；其次，在這個區域中利用我們與眾多中國人掌握的微弱資源，為眾多中國人提供服務”。其基本理由是大量中國民眾留在淪陷區，基督教教育有相當廣泛的對象。這表明貝德士計劃利用金大校園，以留守教職員為主體開辦教會性質的普通教育，且他并不介意在日偽政權治下辦學。

10月17日，金大在成都召開非常執行會。陳裕光傳達南京方面的最新消息，稱貝德士認為“在當前的環境中，校園內無法開展工作”。為此，會議決議成都校方向南京撥發不超過5000美元的經費，用于社會與民眾教育。由于兩地通訊時間以及向會議報告的滯后性，陳裕光轉述南京辦學計劃時，金大教職員已經在南京校園原大學部開辦了初中（對外稱“金陵補習學校”），在農業專修科校舍辦了小學，在蠶桑系校舍開辦了農業短期課程。1939年春，又在大學農具廠辦工讀學校，在蠶桑系辦耕讀學校。他們原計劃再開辦一所高中，但因報名者太少而作罷。1940年春，金陵補習學校設置普通高中課程；同年暑期，該校更名為鼓樓中學。在成都方面與南京方面的公文中，小學、補習學校與耕讀學校被稱作“南京校園開辦的學?！?。此外，還有金陵大學醫院（鼓樓）開設的金陵高級護士職業學校。

概言之，從1938年秋開始，金大教職員在南京開辦的教育事業，主要是三所普通學校與職業類學校，另有社會與民眾教育方面的機構和課程。雖然各校的實際開辦者為金大教職員，但制度上受金大應變委員會管理。

在辦學之初，貝德士認為，日本在南京大屠殺事件后對淪陷區的“嚴控程度會進一步加強”，但并“不認為日本對國際委員會難民工作的敵意延續到金陵大學”。1938年11月底，日本憲兵已進入金大在南京所辦的各校，貝德士估計偽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得向其主子顯示‘新教育’的某些成果”，今后可能限制金大，所以“不敢貿然擴充”辦學規模。

貝德士的判斷早有事實依據。從1938年春開始，偽市政當局教育行政機構派員調查私立學校和教會中小學，之后又頒布《南京市私立中小學暫行辦法》，通令各私校按規定手續呈請立案。9月，偽維新政府教育部頒布《私立學校暫行規程草案》，但未予以正式公布。偽政權的立案政策給教會學校帶來很大壓力。貝德士函告陳裕光，“（金大開辦的）所有學校須向傀儡政府立案的新規定”使應變委員會面臨困境，稱如果必須立案，則不以金陵大學的名義立案。1939年10月，偽維新政府教育部正式頒布《私立學校暫行規程》，規定私立學校的設立“應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立案，并受其監督及指導”，規定一整套辦理立案的程序，并附一系列登記需要填報的表格。

按偽維新政府教育部與偽市政當局教育局的規定，立案前的必備手續是填報各種調查表格。當時南京的教會學校都不愿意立案，所以偽維新政府教育部就向偽市政當局教育局施加壓力稱，如果不立案，那么相關學?！爸辽賹懸环輬蟾?，作為登記的第一步”。為此，南京的中國籍教會人士與外國傳教士共11人召開會議，討論南京的教會學校辦學問題。他們達成共識，同意填寫教育局寄送的表格作為一份報告，但拒絕以此作為立案申請。據貝德士稱，當時中國籍的教會人士與教會學校教師的普遍態度是盡可能拖延立案，但傳教士的意見是不立案，在不立案的情況下盡可能拖時間堅持辦學，否則關閉學校。根據偽教育局1939年第一學期（9月）的統計，金大的三所學校填報了相關信息，但均未立案。

1939年秋季，金大的三所學校與南京其他幾所教會學校都正常開辦，受日偽嚴密監督，不過“并未被迫按政治目的來工作”。1940年3月，汪偽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偽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即日宣布解散。截至1940年上半年，南京的三所學校仍未立案，貝德士的態度是“盡可能避免立案，或將立案延遲到最長時間”，若“有良好的前景，可在不成為政治宣傳機構的情況下，開辦一所有用的基督教學校。如在接受之后情況變得更糟，則拒絕立案或關閉學?！薄?/p>

貝德士對立案持較為靈活的態度，但判斷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會壓迫汪偽政府對教會采取敵視態度，對教會學校施壓，“使教科書具有政治目的，使學校成為新政權政治培訓的工具”。貝德士強調，“我們的目的是教育和基督教，而不是政治；我們的上級組織和我們的財產具有中立地位，在戰爭過程中不能與一方或另一方捆綁在一起”。教會與教會學校所謂的“政治中立”立場，成為美籍教師主導金大在淪陷區辦學但又不向偽政府立案的行為邏輯。

1940年底至1941年初，汪偽南京市政府進一步加強對私立學校和教會學校的施壓。據美國駐上?？傤I事館領事包懋勛（J. H. Paxton）向美國國務院的報告，當時汪偽南京市政府急于接管所有教會學校。1938年8月，美國駐華大使館由南京遷往重慶。汪偽政府教育部曾對1940年度第二學期（1941年春）控制區域內各級教育單位進行過統計，鼓樓中學、金陵耕讀學校以及金陵小學并沒有出現在已立案學校的名單中。

對留守南京的教職員而言，相較汪偽政府對三所學校控制與立案的壓力，在南京校園被動“復辦”大學的壓力更甚，也更危險。1940年11月，一群金陵大學畢業生在《南京新報》上制造輿論稱，金大在南京的停辦是一種“遺憾”，要在南京發起“復辦”金大的運動。他們宣稱，鑒于美國公民正在返回美國，偽政府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接管這所學校，所以要在他們自己的指導下盡早“復辦”大學。其實質就是開辦一所完全由日偽控制的“金陵大學”。該計劃的發起者曾為此與貝德士等人接觸，希望獲得批準。貝德士等人的答復是“此事必須由目前在成都的金大校長處理，因為任何復辦的計劃都需要他和校董會批準”。不久之后，汪偽政府教育部部長趙正平與貝德士等人會晤，表示金大可在南京“復辦”，但強調“政府”計劃在南京開辦“國立中央大學”遇到困難，言下之意，想利用金大南京校園辦校。美國駐上?？傤I事館認為，如果由“代表美國教會利益的中國籍代理人”應對汪偽政權，是無法頂住壓力的，除非貝德士出面，否則金大南京校園就會被汪偽政府用于開辦“國立中央大學”。1941年6月，貝德士在美國紐約的一場演講會上提及此事稱：1940年12月，趙正平曾請他到趙的公館里討論金大復辦的事情，其實是要用金大校舍辦“國立中央大學”。后來被他用其他由頭搪塞過去了。

“復辦”金陵大學會造成重慶、南京兩地兩個金大并立。從重慶國民政府和成都校方的角度看，“復辦”的金大無疑是附逆之偽校；從創始人會的角度看，汪偽政府在金大南京校園辦“國立中央大學”，無疑是對其校產的侵奪。

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金大始終沒有向偽政府“立案”，也沒有“復辦”，這充分表明以貝德士為首的留守教職員的立場。這一立場的思想根源是，經歷了南京大屠殺事件后，當地的傳教士感受到日本的“敵意”，他們力圖保證教會教育在政治上不受制于日偽。但是，傳教士的思想觀念不足以維系金大在淪陷區辦學的政治底線，其關鍵乃是南京校園在“兩地辦學”體制中雖有極大的自主性，但不擁有全權，不能自行其是。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留守南京的最后一位美籍教師農學院教授史德蔚（A. N. Steward）赴外地避難，南京校園開辦的小學、補習學校與耕讀學校由中國籍教職員主持，仍在維持辦學，未被日軍侵占。1942年4月，在成都校方向非常執行會報告的1942—1943年預算中，仍包括三所學校與醫院的支出，說明此時它們在形式上還在金陵大學的治理體系之內，為校方所承認。不過，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后，南京校園未再收到成都校方的經費，靠中學和農場農產品的收入維持運營。

1942年上半年，汪偽政府開始征用金大南京校園，于8月成立“國立中央大學”；鼓樓中學被迫于當年9月遷至原金大附中（與金大同時期內遷，遷至四川萬縣）校園，改名為同倫中學，向汪偽南京市政當局立案。同倫中學由日本軍官原田憲永擔任校長，陳嶸擔任代理校長，實際事務主要由陳嶸、齊兆昌等人負責。盡管成都校方認定同倫中學系“我們的教職員”在原附中的校園內辦學，希望他們能保護校產，但是同倫中學與此前金大在南京的三所學校辦學性質完全不同，與成都校方亦無任何行政與經濟方面的關聯。

抗戰勝利后，非常執行會會議決議，南京校產得到很好的保護“歸功于整個戰時均留守南京人員的忠實工作”，對留守南京的教職員尤其是陳嶸與齊兆昌表示感謝。成都校方與非常執行會的相關表述，態度雖然模糊，但觸及淪陷區辦學的界限，即若承認同倫中學與金大的聯系，無異于宣告金陵大學在淪陷區“附逆”，因此強調日偽治下的偽校系金大校產，從維護校產的角度為陳、齊等人的行為背書。

南京校園的治理體制

戰時金陵大學的“兩地辦學”體制不僅對南京校園辦學的政治尺度起到規范作用，而且決定了其內部治理體制。

南京淪陷后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應變委員會是校方授權的南京校園直接治理主體。該會是成都校方的派出機構，直接向校方負責，在校務、財務與人事等各方面的治理權受成都校方的制約。不過，成都校方、非常執行會和創始人會始終未制定與該委員會相關的權責章程。在財務方面，檢視非常執行會與創始人會各次會議記錄可以確定，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南京校園的各項工作均納入金大財務體系，其預算最后由成都校方決定，向南京撥款，但是，由于應變委員會不具有獨立的財務權，所以創始人會不會繞過校方直接向南京撥付常規性與戰時援助經費。

南京校園的經費由成都校方制定預算，并提交非常執行會審議。應變委員會可以根據各項用途向成都校方提出經費需求，但決定權在校方。比如，一般情況下，成都校方每年向南京的三所學校提供5000美元經費，1940年6月貝德士提出在南京維持并擴籌各項教育、研究與農業推廣工作的“南京計劃”，要求經費增至近14000美元。成都校方僅同意增至10000美元，表示若創始人會能額外提供經費，則可再向南京撥款4500美元。另外，南京方面需要向成都校方報告每學期的收支情況。

應變委員會的人事權包含人員聘用權與管理權兩方面。按金大的體制，無論是差會派遣教師還是普通美籍教師，聘任權均在創始人會和校董會。鑒于當時的特殊局勢，創始人會明確提出在南京“需要一位以上的美國人照看校產”。需要指出的是，在留守南京美籍教師的去留問題上，成都和南京兩地行政團隊的考慮角度不同。成都校方著眼于遷校后事業發展，希望在南京保留一定數量美籍教師的同時，讓其他美籍教師來大后方工作。而南京校園，特別是貝德士希望有一定數量的美籍教師在南京協助其工作。1938年6月，畢律斯曾對創始人會明確表示，南京只留貝德士和林查理即可，希望當年秋天史邁士與唐美森前往成都。但是，貝德士不僅希望史邁士留在南京，也希望唐美森能從上海到南京工作。盡管如此，總體而言，關于美籍教師之去留，兩地團隊多有協商，基本形成默契。

留守南京的教職員中，除兩三位美籍教師，絕大部分為中國籍。金大內遷后，學校的人事歸屬依舊，所以在人事與行政上，應變委員會無絕對主導權。雖然未找到各相關單位人數的準確統計資料，但南京校園的工作人員應為數不少。貝德士曾于1939年11月表示，此時南京校園除了他、史德蔚與三位中國籍高級教職員之外，“還有100名助手和勞工”，不包括醫院與金陵高級護士職業學校人員。

內遷之后，留守的文、理兩學院教職員實則已無與本學院有關的教研工作，只有農學院在南京還有一些具體業務，但這些工作往往由成都的農學院決定。農學院院長章之汶曾致函陳嶸，向他布置農場工作，并稱有可能從成都派遣一些技術人員返回南京。至1938年5月，章之汶仍直接與陳嶸、林查理聯系，“要求陳教授任（南京）農業學院行政工作的總負責，林查理教授負責全市內外的所有農場”，而且還向貝德士報告了他向陳、林兩位就南京農場與在烏江農業推廣區工作細節的建議。

值得注意的是，農學院在南京的業務關系到南京校園的用度。雖然南京校園的用度由成都校方撥專款維持，但是貝德士經常向校方抱怨經費緊張，因為農學院在南京的攤子鋪得太大，而他本人又無權干涉。這從側面說明南京校園的各項工作并非完全由貝德士及應變委員會決定，大后方的各院系對南京校園的相應工作多有干涉。這種工作方式不僅導致南京校園內部出現齟齬，甚至使兩地行政團隊關系不睦，其中貝德士與附中留守人員的關系很能說明問題。

1937年11月下旬金大附中內遷萬縣時有多名教職員未隨遷，其中一名是教師蘇慶孝。1938年3月，貝德士向畢律斯表示，“我不知道附屬中學內的人際關系，因為附中的實際事務必定全由萬縣或成都決定”，還指出附中的人事問題最麻煩，因為他認為“兩位最重要人物”（即附中的兩位負責人）的品德與可靠性都很低下，其中就包括“蘇”。1939年10月，貝德士在致陳裕光的信函中附上解聘蘇慶孝的文件，要求其轉交附中校長張坊。他對蘇慶孝濫用職權非常不滿，并指責蘇“公開叫囂”貝德士不能解雇自己，因為張坊讓他全權負責附中在南京的事務。事情最后以蘇慶孝向應變委員會提出辭職而告終。

附中蘇慶孝解聘案反映了應變委員會在南京校園行使治權的困境，即留守諸教職員到底是向應變委員會負責，還是向內遷成都的所屬院系或部門負責。貝德士指出，現實情況是，應變委員會既無人事權又無經濟權，不但南京校園教職員的獲聘名單由成都校方決定，而且委員會亦無法決定各人的薪資水平。成都校園的各院系直接向南京校園的教職員下達指令，導致南京校園內部的離心力越來越強，“有一個人試圖組織‘抵抗’在他自己的大樓或學院外的任何工作；有兩個人幾乎拒絕做要求他們做的小事，盡管他們大部分時間無所事事”。貝德士希望南京校園的教職員在應變委員會指導下從事與金大整體利益有關，而非與特定院系有關的工作。如果涉及人事變動，成都校方應先向應變委員會提出，然后再與個人聯系。

1940年3月召開的非常執行會會議上，成都校方曾提議“（成都）與南京的領導團隊共同召開大會”，鑒于以通信的方式“難以充分表達看法”，兩地團隊可在成都或南京召開一場大會。這說明此前雙方的溝通存在較大問題，導致南京方面不滿。

9月，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以下或簡稱“金女院”）創始人會執行委員會要求金女院成都校方派遣畢律斯于本學年度內赴南京出差一個月至六周（本學年結束后，畢律斯將休假），以深度了解金女院成都、南京兩個校園彼此間的需求。金陵大學與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各自有創始人會，不過兩校有一定的人事和教學科研方面的聯系，畢律斯同時擔任兩校的會計主任。此后的情形似乎仍未讓貝德士滿意。10月，他受校方邀請前往成都參加非常執行會會議，報告“南京計劃”，其中包含若干針對成都校方行政工作的建議，目的是避免兩地出現越來越多的隔閡甚至矛盾：

金大的每個單位希望在南京的代表有確切的工作，各單位要向我們說明清楚各項工作的性質、范圍、財務和人事等相關各方面（這適用于所有安排妥當的工作，以及此后各種新的與修訂的項目。應于1940年6月前重新考慮并向我們說明常規措置）。除了這些我們將來有能力執行的事務之外，還要指出我們委員會可能會把所有教職員的時間分配到我們承擔的各項維護、介紹和服務的任務中。

1941年1月，畢律斯直白表示，“我們在協調這兩個中心（南京與成都——引者注）的工作方面遇到了困難，我可以非常坦率地告訴你們，這引起了我們幾位中國籍管理者的一些憤怒”，而且兩邊都沒有緩和的跡象。此前成都校方請貝德士來成都，目的是“使兩個團隊更緊密地團結在一起”。顯然，兩地的協調工作成效不彰。畢律斯口中的“幾位中國籍管理者”概指成都校方的行政主管，甚至包括校長。因此，不僅南京留守團隊不滿成都校方的工作，后者對前者的工作也有很多不滿。

如上所述，從行政層級的角度觀察，應變委員會是遷校后南京校園的校務執行機構，并擔負保護校產的責任，在行政上對成都校方負責，但是該機構本身無人事與財務全權，導致其權力與責任范圍分離，責任重而權力輕。

1920年代金陵大學校園

結論

1943年是金陵大學建校55周年，校刊上登載紀念文章《五十五年來之金陵大學》。第一部分介紹該校1937年前的概況；第二部分介紹“戰時現狀”：“民國廿六年七七事變發生，全面抗戰開展，首都各校相率內遷……（本校）乃于十一月二十五日舉校西遷，歷三閱月，經漢口、宜昌、重慶而抵成都……本校弦歌，得以不絕”。不過，該文未涉及學校自內遷至太平洋戰爭爆發留守南京的教職員及相關事業情況，容易給后世以抗戰時期金大舉校內遷的錯覺。

事實上，從南京大屠殺事件后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前，金大留守教職員在南京校園開辦各類教育事業系應變委員會所主導，幾所學校皆得到成都校方及創始人會的承認，認定為金陵大學的附屬機構，形成“兩地辦學”體制。雖然在日偽統治下，金大開辦各校采取一些委曲求全的靈活策略，但各校堅持不向偽市政當局立案，更未以金陵大學名義辦學或“復辦”，使日偽無法對各校予取予求。戰時金大特殊的“兩地辦學”體制維系并強化了南京各校的政治底線，也塑造了南京校園內部的治理體制。

在金大的“兩地辦學”體制中，南京校園的治理體制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應變委員會從屬于成都校方，擁有相當自主權。其二，南京校園的直接治理主體是應變委員會與貝德士個人，后者同時向成都校方與創始人會負責，故貝德士的雙重身份或有緊張。其三，應變委員會與內遷的各學院部門間的行政關系并無制度安排，易導致行政倫理失序。

近年來，無論是國內還是海外，抗戰史學界關于淪陷區歷史的研究越來越多。有些西方學者將主動或被動與日偽當局合作的人物指稱為“合作者”，而非以往通行的“漢奸”，主張跳脫民族國家的立場研究“合作”行為。除了各偽政權以及日偽關系之外，淪陷區研究更多注重社會與民眾生活層面。這類實用主義的解釋取向在正義與邪惡、合法與僭偽、忠誠與背叛之間劃出一大片“灰色地帶”，囊括那些為中國謀求“和平”的大漢奸、參與基層偽政權的地方精英或小官僚、與日偽合作的資本家、學者文人，甚至是在日偽當局治下求生存的蕓蕓眾生。

在大自然色譜中，灰色介于黑白兩色之間，定義灰色人物與灰色行為便于解釋或統合各類“合作”行為。區分黑白或許困難，但這并不等于說“合作”動機無黑白之分，歷史學者的職責就是在紛繁復雜的史料中見微知著，剖析不同集團勢力、階層人物在日偽治下生存的動機與行為結果，而不單用行為過程的灰色為“去道德評價”或“去民族主義”尋找理由。更重要的是，黑白之別并非全然是后世研究者界定的標準，在很多時候是當事人的自覺意識。近年來，國內學者通過實證研究對淪陷區民眾的生存狀態進行深入思考，提出淪陷區民眾的生存狀態很多時候是民族主義追求與生存之道的融合或并行。其實，淪陷區民眾的不愿合作本就是一種抵抗。

淪陷區的辦學活動，既不同于政治人物、地方精英直接參與偽政權，亦非單純的民眾生存，不能簡單套用“灰色地帶”的解釋模式，在華傳教士和美籍教師與在淪陷區辦學的中國“不合作者”有不同的行為邏輯。太平洋戰爭爆發前，金大南京校園蘊含的美國因素系日偽所忌憚者，校園內脆弱地維持著一個與外部淪陷區有所差異的空間。不過美國因素有兩面性，既有牽制與消減日偽壓力的一面，又有實用主義的一面，正是“兩地辦學”體制對維系淪陷區辦學的政治底線起到正向作用。

從更大的范圍看，抗戰時期的中國教會大學繼續朝中國化與世俗化的方向邁進，與國民政府的關系日益加深。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由于美國因素的加持，一些教會大學整體或部分在租界或淪陷區以不同名義辦學，借此抵拒日偽當局的壓力。與此同時，無論內遷還是留守，各教會大學多少都承擔著保護校產的責任，在此維度中，教會大學之中國化與校產的美國屬性形成張力。

（本文首發于《抗日戰爭研究》2023年第2期，原題為《南京淪陷時期金陵大學的“兩地辦學”體制》，作者蔣寶麟系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教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