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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反沙皇專制的偉大斗士赫爾岑和他的摯友尼克
編者按:亞歷山大·伊萬諾維奇·赫爾岑是俄國反沙皇專制的偉大斗士,影響了俄國、歐洲乃至世界上一代又一代的思想者與革命者。1825年,彼得堡參政院廣場上發生了十二月黨人的起義,起義被殘酷鎮壓,但在少年赫爾岑的心中卻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正如列寧所說:“十二月黨人喚醒了赫爾岑。”不久,他便與他一生最摯愛的戰友詩人尼古拉·普拉托諾維奇·奧加遼夫(尼克),在莫斯科郊外的麻雀山上發出了莊嚴的誓言:為反抗沙皇專制暴政獻出自己的一生。本節選自赫爾岑的回憶錄《往事與隨想》,他記錄下了和奧加遼夫的相知相伴、共同的信念與理想。終此一生,赫爾岑與奧加遼夫始終是最親密的摯友,他們擁有大于愛的友誼。
坐了不多一會兒,我便提議讀席勒的作品。我們的趣味之相近令我驚奇;他能背誦的比我多得多,而且都是我心愛的片段。于是我們合攏書本,促膝談心,彼此尋求同情了。
從袖中暗藏短劍,“要從暴君手下解放城市”的墨羅斯,從在吉斯納特隘道上伏擊總督的威廉·退爾,聯系到12月14日和尼古拉,這是容易的。這些思想和比較對尼克并不陌生,他也熟知普希金和雷列耶夫那些尚未發表的詩篇。我不時遇到的一些頭腦空虛的孩子,他們與尼克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
以前不久,我在普列斯尼池塘散步時,心頭充滿布肖的恐怖主義情緒,我向與我同年的一個孩子解釋,處死路易十六是正義的。
“一切確實這樣,”那位少年公爵說,“然而他是受命于天的君主啊!”我懷著憐憫瞪了他一眼,失去了對他的興趣,從此再也不想找他了。
我與尼克之間就不存在這樣的隔閡。他的心是像我的一樣跳動的,他也已離開保守主義的陰森海岸,我們只想齊心協力,把船撐得更遠。幾乎從頭一天起,我們就下定決心,要全力擁戴皇儲康斯坦丁了。
起先,我們很少長談。卡爾·伊萬諾維奇像秋天的蒼蠅,老是釘住我們,妨礙了我們的談話。他什么也不懂,卻一切都要過問,妄加評議,然后給尼克整整衣領,催他回家,總之,非常討厭。過了一個月,我們已經不能兩天不見面,或者不通信了。我的狂熱天性使我愈來愈傾倒在尼克面前,而他也悄悄地、深情地愛上了我。
應該說,我們的友誼一開始就帶有嚴肅的性質。我不記得嬉戲曾在我們中間占主導地位,尤其是當我們單獨在一起的時候。當然,我們不會老坐在一個地方,年齡總要起作用,我們也嘻嘻哈哈,逗笑取樂,挖苦佐年貝格,在院子里射彈弓;但這一切的基礎與空虛的友誼距離非常之遠。除了年齡相仿,除了我們的“化學親和性”,把我們聯系在一起的是我們的共同信仰。世上沒有任何東西,能像崇高的全人類利益那樣,激發一個少年的良知和正義,保護他不受邪惡的侵蝕。我們珍重蘊藏在我們身上的未來,彼此把對方看成為完成某種使命來到世上的“選民”。

我和尼克常去城外,我們心愛的地點是麻雀山和德拉戈米羅夫門外的田野。早晨六七點鐘,他與佐年貝格一起來叫我,如果我還睡著,他便朝我的窗上扔沙土或石子。我醒來了,笑了笑,趕緊出去。
我們乘船渡過了莫斯科河。我父親像平常一樣,走路時愁眉苦臉,彎腰曲背的,卡爾·伊萬諾維奇則蹀躞著跟隨在后,給他講些小道消息和無稽之談。我們離開他們,走到了前面,等離他們相當遠之后,便一溜煙跑上麻雀山,到了維特貝格的神廟奠基的地點。
我們氣喘吁吁,滿臉通紅,站在那里擦汗。太陽快落山了,圓屋頂閃閃發光,城市鋪展在山腳下一望無際的平原上,清新的微風迎面吹拂。我們站了一會兒,又站了一會兒,身子靠著身子,突然,我們互相擁抱在一起,面對著整個莫斯科,發出了誓言:我們要為我們所選擇的斗爭獻出我們的一生。
這個場面可能顯得太不自然,太富于戲劇性,然而即使相隔二十六年之久,我一想起它,依然感動得熱淚盈眶。它是神圣的,也是真誠的,我們的整個一生都可證實這一點。但是看來,從這地點發出的一切誓言,都敵不過同一命運。當亞歷山大為神廟放下第一塊石頭的時候,他也是真誠的,正如新俄羅斯一個城市奠基的時候,約瑟夫二世說的話一樣,然而他說錯了,那塊石頭成了最后一塊。
我們還不理解,我們要與之戰斗的是怎樣一個龐然大物,但是我們決心戰斗。這怪物使我們歷盡艱辛,但是不能摧毀我們,我們也不會向它屈膝投降,不論它的打擊多么沉重。它使我們蒙受的創傷是光榮的,正如雅各的瘸腿是他與上帝夜戰的證據。
從這天起,麻雀山成了我們朝圣的地點,我們一年要去一兩次,而且始終是單獨去的。五年后,奧加遼夫曾在那里膽怯而羞澀地問我,我是否相信他有寫詩的天才。到了1833年,他從鄉下寫信給我:“我離開了,我感到憂郁,從來沒有過的憂郁。總是想起麻雀山。好久以來,我一直把欣喜隱藏在心底。羞澀或者別的什么我自己還不明白的原因,妨礙我把它說出口。但是在麻雀山上,這種欣喜不致被孤獨所窒息,因為你和我在一起。這些時刻是不能忘懷的,它們像幸福的往事一樣深印在腦海中,一路上追隨著我,雖然在周圍我看到的只是森林;一切那么碧綠、碧綠的,我的心中卻這么陰暗,這么陰暗。”
最后他寫道:“那么你就寫吧,寫我們的一生,也就是我的一生和你的一生,是怎樣從這地點(麻雀山)發展起來的。”

又過了五年,我已經遠離了麻雀山,但我的身旁憂郁而苦悶地站著它的普羅米修斯——亞·拉·維特貝格。1842年,我終于回到莫斯科,我重游了麻雀山,我們又站在奠基處,眺望那同一景色,而且也是兩個人——不過不是與尼克在一起。
從1827年起,我們沒有分開。那時期的每一回憶,不論是單獨的或共同的,他和他那少年的面容,那對我的摯愛,始終占著首要地位。在他身上早已顯露出那種很少人具備的獻身精神,這是幸是不幸,我不知道,但可以斷言,他不是一個平凡的人。在他父親家中,這以后很久一直掛著奧加遼夫當年的一幅油畫大肖像。后來我常常站在它前面久久凝望。在畫中,他穿著翻領襯衫;畫家栩栩如生地勾畫出了那濃密的栗色頭發,那由臉上不規則的線條構成的少年時期尚未定型的美,以及那略帶黝黑的膚色。從畫布上可以看到那種顯示強大思維力的默默沉思的神色。無名的憂郁和極端的溫和從灰色的大眼睛中流露出來,預示了一顆偉大的心靈在未來的發展;他長大后也正是這樣的。這幅畫像贈給了我,后來又被一個陌生女人拿走了,但愿她看到這幾行字會把它送還我。
我不明白,為什么青年的友誼不能像初戀那樣,獨占回憶的天地。初戀之所以馨香可愛,正在于它忘卻了性的差別,在于它是一種熱烈的友誼。青年間的友誼,就其本身而言,便具有愛情的全部熾烈性和它的一切特點:那種不敢用言語吐露感情的羞澀感,那種對自己的不信任,那種無條件的忠誠,那種離別時的凄惻惆悵,那種充滿嫉妒的獨占欲。
我很早就愛尼克,而且熱烈地愛著他,但從未下決心稱他“朋友”。一年夏天,他住在庫恩采沃,我給他寫信時在結尾寫道:“我算不算您的朋友,我還不知道”。是他首先用“你”稱呼我,并把我稱作卡拉姆津的阿格東,而我根據席勒的作品,稱他拉法依爾。
你們要笑就笑吧,只是要親切地、善意地笑,正如人們回想到十五歲的自己時那樣。或者不如思考一下:“難道盛年的我竟是這樣?”如果你也有過青春(單單年輕還是不夠的),那么應該感謝命運;如果你那時有過一個朋友,那就應該加倍感謝它了。
在我們看來,那個時期的語言是不自然的,帶有書卷氣;我們不習慣它那種跳躍不定的狂熱情緒,那種有時溫情脈脈、有時出現孩提笑聲的不調和的感情色彩。這對于三十歲的人是可笑的,正如著名的“貝蒂娜要睡覺了”一樣;然而在適當的時候,這種少年人的口氣,這種成年人的不規范語言,這種流露心理變化的聲音,是十分真誠的;即使書卷氣,對于只有理論知識、缺乏實際經驗的年齡,也是自然的。

奧加遼夫,我與你正是這樣手挽著手跨進生活的!我們毫不畏縮地、高傲地前進,慷慨地回答一切召喚,真誠地獻身于我們所向往的事業。我們選擇了一條不平坦的道路,但從未拋棄過它。我們受傷,失敗,可是始終站在一切人的前頭。現在我走到了……不是到了目的地,是到了下坡路開始的地點,我不禁想尋找你的手,與你一起走完這條路,我要握住它,帶著苦笑說:“我們畢竟走完啦!”
本文摘選自《往事與隨想》,后浪 | 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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