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80年代，山西省有一家刊物《山西青年》，破天荒主辦了全國第一個刊授大學，吸引了全國成千上萬的高考落榜者加入其中，我也是加入這個刊授大學學習的。我們這些大齡青年經過和山西聯系，在邯鄲辦了一個面授班。自己尋找上課地點，自己在大街上擺一張桌子招收學員和收取聽課費。可是，刊授大學的路太難走，山西刊授大學發的文憑，國家教育部不承認，于是，期間我考進了河北師大函授院，覺得這樣穩妥一些，既學到了知識，也有“正規”的文憑。尤其是能堂堂正正地進入真正的大學課堂聽教授講課，真的是一種說不出來的幸福。

那時已經是1990年。當時的文憑熱已經疲軟，我依然樂此不疲，因為我感到我渾身上下都是嘴巴，需要吸吮中國的文化營養。我當時讀這個河北師范大學本科函授，真的有一股子“頭懸梁、錐刺股”的精神，每年寒暑假，在校學生放假了，我們這些老學生就背著鋪蓋卷去大學接受面授，而后再背著鋪蓋卷坐著火車回家。這年年初，我們去師大學的是《馬列文論》，也是函授大學三年級的課程。我一邊學習，一邊寫作，寫了一部無法出版的詩集《凈土集》，雖然無法出版，自己還是有韌勁的，竟然用鐵筆刻寫蠟紙，把詩集油印出來了，在同學和文友之中傳看。

人不能腳踩兩條船，我就從山西刊大退學出來，但班委的名義還保留著。面授班有了什么事情，我還是參加，尤其是涉及這個面授班生存的大事，肯定要參與的。比如有一次一起去市政府找市長討說法，起因是上課地點受到“威脅”，我們上課的地點在邯鄲市二輕局的禮堂。剛開始好好的，后來，該局領導以“不安全”為由，拒絕我們在此處上課，幾次交涉不成，只好上訪。

按說，大禮堂是二輕局的大禮堂，人家拒絕我們在此地上課，無可非議，可是，我們這些三十幾歲的老青年們，依然血氣方剛。班委會寫了請愿書，請愿的隊伍擴大到學習積極分子，十幾個人雄赳赳氣昂昂地找市政府要說法。記得當時主管文教的張副市長也是一位老知識分子，對我們這些求學青年很是同情，他交代市政府辦公廳和二輕局協商解決此事。在張副市長的支持下，面授班的求學地點得到了保障，不過，二輕局辦公室給我們簽了一個《安全協議書》，內容條文有不許喧嘩，不許進辦公樓等等。在這樣的尷尬狀態下，面授班又辦了一年，實際上是又堅持了一年。后來終于辦不下去了，其原因在于生源太少，面授班不僅招不來新學員，老學員也因為各種原因先后退學，這個在邯鄲市曾經轟轟烈烈地山西刊授大學面授班終于壽終正寢了。

1991年，我終于獲得了我人生的第二個文憑：河北師大本科畢業證和學士學位。從石家莊回到邯鄲，我就見到了刊授大學邯鄲面授班的班委劉偉和趙剛，兩位學弟慫恿我去澳大利亞繼續學習——半工半讀。當時，澳大利亞政府對中國打開了方便之門，凡是能交得起4000美金的，就可以進入澳大利亞英語學校讀書，在出國簽證方面則是一路綠燈。4000美金，在今天也是一個不小的數字，對于當時剛剛進入溫飽的我們，太難了。趙剛左借右借，才湊夠了2.5美金。我給內蒙古的媽媽寫信，媽媽回信說，家里沒有錢，要想有錢，只有把邯鄲的祖產賣掉。哦，為了實現自己的出國夢，竟然賣掉祖產，是我所不愿意做的，況且，自己當時已經是邯鄲機械局的干部，環境還不錯，就把去澳大利亞半工半讀的事情擱下來了。

那個時候，我們這些希望對國家和民族有所作為的青年，不畏艱險去澳大利亞半工半讀，和十八世紀初赴法國半工半讀的那批熱血青年的心情是一樣的。希望自己學有所成，報效祖國。青年人敢闖，沒有什么后顧之憂，走出國門的愿望很強烈，最后，劉偉沒有得到家庭的支持，沒有去成，趙剛沒有去成，但趙剛所在工廠的四個青年去了。這四個人中，有一位剛到了澳大利亞，因為水土不服鬧肚子，在澳洲怎么也治不好，只好回國醫治，于是，四千美金打了水漂。另外兩位堅持了一年多，也沒有堅持住，回來了。只有一位頑強地堅持了下來，先是打工，有了自己的積累，娶了澳大利亞媳婦，有了自己的農場，但是，成功者畢竟是少數。我很慶幸自己沒有孤注一擲賣掉房產去澳洲，如果出國一事無成地回來，房子沒了，工作沒了，在親友面前如何抬頭？

在刊授大學邯鄲面授班范圍內，我是第一個獲得大學文憑者。我的文憑不是山西刊授大學發的，而是河北大學函授院發的。趙剛和劉偉不服，在刊授大學邯鄲面授班解散后，用了兩年的時間參加自學考試，因為他們有在山西刊授大學學習的底子，一門一門地考，用了兩年的時間，也終于獲得了文憑。從劉偉的口中知道，除了他倆，還有彭建軍等十幾位刊大同學也取得了大專文憑。取得了文憑又怎樣呢？當時已經沒有了“轉干”的機會，文憑只是一種文化素質的標志。憑著這張文憑，趙剛考進了邯鄲地區電視臺，成為了一名攝影記者，我也考進了邯鄲日報社，但是單位領導不放我走，我就依然留在機關，因為我是單位的“人才”。

趙剛在電視臺干了一年半，就干不住了，來找我，慫恿我和他一起去中國改革開放的特區深圳發展。深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有“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先鋒理念，而在內地，我們還抱著“金錢就是銅臭”的陳腐觀念。在刊授大學邯鄲面授班，趙剛比我小四歲，他接受新生事物的速度快，又敢于付諸實施。我對趙剛說：“你在電視臺學有特長，會采訪，會攝影，玩得轉攝像機，我去深圳能干什么呢？”于是，趙剛在單位辦了一個“停薪留職”的手續，就去深圳闖蕩去了，他走在前面，做了孤雁。趙剛先在深圳的一家電視臺當記者，搞采訪，后來炒股，搞健身器材獨家經營，搞遠程醫學治療，搞電視購物等，可以說搞得熱火朝天。劉偉從邯鋼調到了石家莊機械廠，又從該廠主動辦了下崗手續，回到邯鄲，辦了邯鄲的第一家婚介所，一個辦公室，一部電話，就把這個婚介搞得紅紅火火，后來，生意擴大到了二手房買賣，生意就更紅火了。上個世紀90年代，中國大地生機勃勃，新生事物層出不窮。總的來說，當時的風頭是從“文憑熱”轉移到了“經商熱”。刊授大學邯鄲面授班班委會的幾個同學，劉偉和趙剛是經商的成功者，班委會管理財務的王靜也辭掉了在飛輪廠的工作，先是開了一家小飯館，后來又經營舞場，也是成功者。有了學歷再去經商，考慮問題比較周全，辦事成功的把握性就更大了一些。

時間到了1995年，我所在的機關要進行人員分流，提倡機關干部下海經商。單位宣傳部有一位同事，一直從事廣告經營，是機關的第一位下海者和成功者。既然單位號召，我就大膽去應聘，先后應聘過娃哈哈集團、石家莊汽車聯裝廠，均沒有被選用。回邯鄲后，和一位鄰居合股搞起了保健品店，獲得了小成功，掙了一點小錢。1996年，單位的分流工作告一段落，我就退股，一年多的“經商生涯”告一段落。回到單位后，升職為副科長，就對冒險經商更無興趣了。

現在反思起來，在90年代的兩個“熱潮”中，求學熱是凝聚人的，我們刊大的同學們至少每周要在二輕局大禮堂聚會兩三次，在一起學習，討論書本的知識；但經商就不一樣了，人一旦上了這個道，就要為商機疲于奔命。那些年，同學們各忙各的，連春節都沒有時間聚會；偶爾在街頭見面，說的依然是生意經。幾年前的苦學，好像是昨夜星辰了。生活啊，真的能捉弄人，把一群一心求學的熱血青年變成了專心追求利潤的金錢追求者。

去年，我去港澳旅游，在深圳湖口海關附近一家牙科醫院里，見到了趙剛。當年的英俊小伙子，如今也是半老頭了，他的經商之旅，雖然偶然小敗，從整體上，還是成功的。趙剛在深圳買了車，買了房，日子過得比較瀟灑。老同學相見，分外親熱，趙剛請我到一家酒店吃廣州的粵菜，兩杯酒下肚，打開了話匣子，當他知道我依然還寫什么散文、文學評論，感到非常驚異，好像我是外星人。

（本文選自《九十年代回憶錄》，向度文化出品/團結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 【作者簡介】

王克楠，1956年出生于內蒙古，1958年落戶河北邯鄲，1973年輟學務工，1975年由街道居委會招工到邯鄲軸承廠當磨工，1978年以后參加過四次高考，1991年畢業于河北大學中文函授，次年轉干，1989年調邯鄲市機械電子工業局工作，期間有駐廠作組、包村干部、下海經商之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