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21日，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局長威廉?伯恩斯在阿斯彭論壇期間的一番表態引發了國際輿論的高度關注。除了對中國大陸是否考慮對臺動武的回復，伯恩斯關于中情局在重建對華人力情報網方面已經取得進展的表態更具政治及新聞沖擊力。

如果伯恩斯所言CIA在重建中國的情報網絡方面取得進展屬實，中國的反間諜部門將如何應對？結合冷戰期間美蘇諜報戰的基本特征，以及近年來中國反間諜行動的法治化、透明化特征，我們應當在客觀理性分析伯恩斯“囂張”言論的基礎上，充分信任中國政府維護國家安全的信心與能力。

中情局長的罕見表態：伯恩斯到底想表達什么？

現任CIA局長伯恩斯是一位職業外交官，他的大部分職業生涯貢獻給了美國國務院，最高職務是助理國務卿。CIA局長屬于政治任命，一般均由外部官員擔任，而非從中情局內部提拔。作為外交官，伯恩斯與他領導的CIA特工的主要區別在于，前者更加重視如何處理與媒體的關系。例如吉娜?哈斯佩爾女士，這位被前總統特朗普委任的CIA局長是一位資深CIA特工，對外發言極為謹慎。

在公開場合討論對外國的情報工作尤其是人力情報工作，是職業特工的大忌。伯恩斯這番表態非常罕見，但這顯然不是疏忽。結合發言的場合和前因后果，至少印證了幾個問題。

首先，伯恩斯的回應體現出美國政界學界對臺灣問題的關注程度。伯恩斯先回答了關于中國大陸是否下定決心對臺動武的問題，然后才是對人力情報的說明。他說，“是的，我們已經（在重建中國的情報網絡方面）取得了進步，并且近年來我們非常努力，以確保我們擁有強大的人力情報能力，以補充我們通過其他方法獲得的情報。”

近年來，中國大陸是否會對臺動武，何時動武等敏感問題，美國政界和學界人士多次做出判斷或預測，2027年被普遍認為是一個關鍵節點。外界認為，CIA理應掌握最為準確的情報。伯恩斯則強調，人力情報對于回答是否動武這一關鍵問題時仍然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性。作為CIA的局長，聲稱對華人力情報網重建取得進展，可能還有一層考慮，即借此強化外界對CIA所做結論的信任程度。

其次，伯恩斯回應了多年前有關在華人力情報網絡被摧毀的消息。《紐約時報》2017年5月曾以“美國在華間諜網被毀”為標題報道稱“2010年以來，中情局在中國的間諜網絡遭到嚴重破壞。人力情報搜集工作瀕于癱瘓。”伯恩斯的回應客觀上證實了《紐約時報》的報道，也向外界傳遞CIA已經招募了新的間諜。

美國對華情報滲透：全政府、全領域與認知戰

2022年2月，拜登政府公布正式版《國家安全戰略》，將中美關系定性為戰略競爭，定義未來十年是“關鍵十年”。

大國競爭背景下，中美關系中的對抗性加強，戰略溝通效果弱化，從2020年至2022年底，疫情限制了中外人員交流，美國對華情報滲透難度加大。2023年，隨著中外人員交流恢復，人力情報活動勢必恢復常態。美國對華情報滲透活動更為系統，基于大數據的情報搜集、網絡竊密等非人力情報活動更為猖獗，在AI技術發展和互聯網傳播手段的加持下，情報滲透活動體現出認知戰的作戰特點。

美國對華情報滲透呈現全領域、全政府態勢，其力度可能超過冷戰時期。

全領域即人力情報和技術情報并舉、網絡竊密與滲透多手段整合，為美國決策者的戰略決策、軍事部署調整和秘密滲透行動提供情報支撐。目前學界通過解密檔案，對冷戰期間美國對蘇聯實施的情報滲透活動已經有較充分研究。作為參照，中國領導層對重大戰略問題的決策、核武器、軍事部署等戰略性情報無疑是美國情報部門的搜集要點。對華情報搜集是美國保持對華競爭主動權、擴大優勢的關鍵手段，CIA必須組建（或重建）其在華情報網。但隨著中國和外部世界的人員往來恢復，且國內反間諜力度持續加強，筆者認為，這張情報網的關鍵節點可能不在國內，以規避中國反間諜部門的打擊。

回顧間諜戰的歷史，尖端偵察技術的發展往往體現在技術情報領域，美國情報界對大數據情報、態勢感知系統，以及更高精度間諜偵察衛星的研究成果有所公開。盡管尖端技術的投入使用提升了美國的技術偵察（對應國家偵察局）和大數據情報挖掘分析能力（對應美國國家安全局），但對于某些關鍵問題的情報獲取，人力手段不可或缺。

全政府即執行對華科技遏制政策和高科技產業脫鉤策略，美國政府的各個部門對情報種類的需求多元化。在“全政府對華”的語境下，情報的外延已經突破了傳統的情報界為情報設定的定義，政府各個部門采取多元化的手段搜集中國的科技、經濟、金融以及產業類情報，為出口管制、經濟金融制裁等長臂管轄手段提供支撐。例如某家中國企業是否向俄羅斯出口武器，是否向實體清單企業轉移受限制的零部件和技術等，這些情況美國商務部可能借助國內的機構，通過商業包裝開展調查與刺探。

伯恩斯的表態還可以從認知戰的角度予以解讀。伯恩斯非常清楚這番話將引發何種后果。如果反間諜資源是有限的，那么按照伯恩斯的表態開展大規模排查勢必消耗有限的資源。在當下網絡傳播占據主流的現代傳媒環境下，認知戰作為情報戰的一種形式，值得高度警惕。認知戰的主要目的是塑造公眾對某一問題的看法，營造有利于自身的輿論環境。

認知戰模糊真實信息與虛假信息之間的界限，使得公眾強化對某種被塑造的趨勢的認知。例如，美國炒作所謂“中國間諜案”的力度不斷加強。美國的《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CNBC以及CNN等主流媒體均對“中國間諜案”刨根問底，試圖將中國描述為一個對美國開展全方位滲透、無孔不入的諜戰對手。2023年3月，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發布了《2000年以來中國在美國的間諜活動調查》（Survey of Chinese Espion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2000）的報告，梳理了200多起司法部起訴的所謂“中國間諜案”。報告通過數字的羅列，描繪了一幅美國的安全面臨來自“中國間諜”嚴峻挑戰的圖景。而這幅圖景，則為美國自身的對華情報滲透活動提供背景敘事與道義合法性。

大國自信：日益成熟與開放的中國反間諜行動

反間諜工作是一項政治性極強、保密要求極高的工作。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的反間諜工作“只做不說”或者“做多說少”，但這種局面正悄然改變。當國家發展步入新階段時，決策者對國家安全的考量會持續上升。對于任何國家而言，反間諜工作都是一項政策性、保密性強的工作。中國政府定期公布間諜案，體現了大國競爭背景下，中國反間諜行動的日益成熟與自信。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維護國家安全的理念、手段均發生了重大變化，依托綜合國力的快速增長，中國政府相關部門維護國家安全手段和能力不斷增強。依托能力建設，中國反間諜行動納入法治化軌道，反間諜成果展示日益透明，體現出與大國競爭相稱的成熟與自信。

2014年4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強調統籌發展與安全，維護國家安全的理念、政策在國家頂層設計中不斷強化。作為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內容，反間諜工作也逐漸法治化、透明化。

201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間諜法》；2017年，《反間諜法實施細則》公布；2023年7月1日，修訂后的《反間諜法》實施。反間諜工作完全納入法治軌道。反間諜行動的法治化有助于進一步消除所謂“灰色地帶”。在某些科技和商業領域，外國間諜或其代理人通過“盡職調查”等商業手段刺探機密的案例屢見不鮮。新的《反間諜法》順應大數據環境下，國家安全形勢面臨的變化，進一步壓縮合法與非法活動之間的“灰色地帶”。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批評“修訂《反間諜法》會惡化投資環境”的境外媒體有意忽略了美國執法部門近年來擴大“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ARA）”的適用范圍的動向。

同時，中國反間諜行動的成果頻繁出現在公眾面前。“4?15”國家安全教育宣傳日施行以來，中國陸續公布了一批指向性具體、打擊對象明確的危害國家安全案件。例如2021年4月15日公布的李亨利案，直接針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反華勢力插手香港事務；10月31日國家安全部公布三起危害重要數據安全的案例，深刻展示大數據環境下國家安全面臨的嚴峻形勢。2023年4月15日公布的趙學軍間諜案，其被境外間諜機關拉攏的地點、手段等均交代清楚，是一起典型的科技領域內重要崗位人員被策反拉攏的案件。同期公布的韓瀟案，屬于境外間諜機構拉攏、策反基層公務員的典型案例。2023年5月16日，中國政府披露美國公民梁成運間諜案。

反間諜行動成果的常態化公布，首先反映出反間諜行動成果收獲的常態化。成果收獲常態化的背后是線索發現和立案的常態化，背后的人員保障、技術保障是否到位，讀者可以自行評判。

其次是反間諜行動成果的公開有助于形成全社會反間防諜的屏障。間諜案的公布，既可以震懾仍躲在暗處的間諜，又可以教育公眾樹立國家安全意識，筑牢反間防諜的人民防線。12339的設立為普通群眾舉報身邊可疑人物提供了便捷有效的途徑。

間諜案政治性極強，牽涉外交、國家安全等多個部門，需要在頂層進行協調。因此，中國處理反間諜案件的手段變化，體現出頂層設計的思路之變，即更加重視在大國競爭的戰略背景和關鍵階段，發揮反間諜工作的政治杠桿效應，震懾國內試圖出賣國家利益、以身試法的不法分子，同時教育公眾，筑牢反間防諜的人民防線，彰顯中國政府維護國家安全的決心與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