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陷阱：日本少子化對策的失敗》，山田昌弘 著，錢愛琴 譯，譯林出版社2023版

日本在關于結婚和養育孩子方面，有兩種特有的價值意識，一是關于未來生活設計的風險規避意識，二是日本人有很強的“體面”意識。

盡管這兩種價值意識在考察日本的少子化問題時是不可或缺的視角，但一直以來都被人們忽視了。

此外，由于這兩種價值意識的存在而導致的比較獨特的問題，就是強烈的育兒壓力。“不想讓孩子辛苦”的情感與風險規避意識和體面意識疊加在一起，將年輕人引向了不生孩子的方向。

風險規避意識：女性在交往前就看清了育兒后的晚年生活

在現代日本社會，有很多人會去做關于結婚/生子的“生涯生活設計”。而且，要將生活設計中的風險降到最低，即最優先考慮規避風險的價值觀比較強烈。

這兩種要素交織在一起，成為現今日本社會年輕人不愿結婚、生子的重要原因。

與日本相比，在歐美，認為做生涯生活設計也是白費力氣的人以及生活中愿意冒風險的人很多，所以同居、結婚、生子的人在增多。日本人有做生涯生活設計這種傾向的很大的原因之一，就是日本社會享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長達75 年的社會穩定。

在2010 年實施的內閣府調查中，未婚女性想結婚的理由中排名靠前的一項是：“不想晚年時孤獨一人”。

可以推測，這是女性如果結婚生了孩子，等自己年紀大了時，因為有孩子在而不會寂寞的思考在起作用。這應該可以說明，很多女性在尚未結婚時就想到了晚年生活。比較有意思的是，男性中這一選項的回答率要比女性低。

日本母親也常會教育孩子說，哪怕是在準備開始“男女交往”的階段，也要在想清楚將來的結婚生活和育兒生活的情況下，判斷是否要交往。

換言之，并不是僅僅靠喜不喜歡的戀愛情感決定交往，而是帶著與對方交往后、結婚后將來會過什么樣的生活的想法，來判斷是否交往的。

可以推測，這樣的傾向，尤其是在女性中以及在未婚女性的父母中比較強烈。這是因為在女兒結婚之前，他們就比較擔心：男方是否有足夠的經濟實力，能夠讓女兒將來的生活高枕無憂。

再介紹一個令人吃驚的小故事吧。我的研討課的學生們，曾經參加過某個以講述未來為主旨的電視節目的錄制。當時，針對主持人“對養老金有沒有感到不安”的提問，一個女生回答說，“因為我加入了個人養老金，所以對我個人來講還是安心的”。

從學生時代就開始加入個人養老金的想法，至少在我年輕時（1980年左右）是沒有的。與我同年代的主持人松原耕二，也是吃了一驚。但是，這個女生打算從學生時代起就開始持續分期付款，為晚年的養老金做準備。

此外，另一個女生計劃“30歲時生孩子”。說這是因為在這之前的一年（她29歲的那年），她的教師母親正好可以退休。由于自己想結婚生子后繼續工作下去，因此想請母親幫忙照看孩子，但又希望自己能盡早生孩子。

據她說，這樣考慮的結果，就是計劃在30歲時生孩子。而且，她說：“我的母親也是這樣邊工作邊請祖母幫忙照看孩子的。”

也就是說，很多日本年輕人，已經在心里描繪著從年輕到晚年的生涯生活藍圖了。而且，可以看出年輕人在朝著生涯生活設計所預定的軌道前行。這個軌道包括：結婚，不要離婚，好好地將孩子撫養長大，度過悠然自得的晚年生活。

為了晚年過上更好的生活，必須要好好地養育孩子；為了能好好地養育孩子，必須有足夠的家庭收入；為了有足夠的家庭收入，就必須與高收入的男性結婚。因此，必須只與高收入的男性交往——很多女性就是這樣倒推著打算的。

重視“保持體面”：不愿被別人看低的心理，加劇了少子化

下面來考察一下，日本社會根深蒂固的“體面”意識對少子化的影響。在日本，這種強烈的“體面”意識，已經成為妨礙結婚和生子的重要因素。

在日本的社會環境下，并不是與喜歡的對象結婚就能過上幸福的生活，也并不是有了孩子就能過上快樂的家庭生活。日本人非常重視在周圍人面前保持“體面”。

若是被周圍的人知道，自己過著不能保持體面的生活，或是做出了有違體面的行為的話，那么這個人將在自己所屬的集體中難以待下去。換言之，周圍的人會對他“避而遠之”并“防止其接近”，最終則很有可能導致這個人被排擠出該“圈子”。

具體而言，一方面，若某個人不能保持“普通的生活水準”，則會被身邊的人瞧不起或者受到他們的同情。也就是說，這個人將不再被視為同類，而被視為另一層次的人，被他人看“低”。另一方面，若某個人做出與大多數人不同的舉動，則會被身邊的人看作“異類”，而不再被看作同類。

在日本社會，無論是多么好的事情，只要做出與多數人不一樣的舉動，都是不會得到肯定的，而如同人們常說的“讀空氣”（看氛圍，有眼力見）那樣，與周圍的人步調一致，這樣的行為則會得到肯定。

要想保持體面，首先要“維持普通的生活水準”，要與周圍人相比毫不遜色的生活，而且要“不做出與（身邊的）大多數人相差甚遠的舉動”，即與多數派的行為保持步調一致。

這兩個要素幾乎涉及了所有的生活領域，從結不結婚，結婚對象的學歷、年齡和相貌，到居住區域、住宅、孩子所上的學校以及著裝等。

日本社會經過高度成長期后，已然成了一個很多人認為自己是中流階層的社會。若是看一看各種輿論調查，可以發現，截至1980年，認為自己屬于“中流”的人超過了80%，雖然近些年來多多少少有下降的傾向，但這種意識直到現在還延續著。

也就是說，日本社會正在成為一個將過上“普通”生活視作理所當然的社會。而且，從現在日本的絕大部分人認為自己是中流階層的現象可以看出，日本社會已經是一個“普通的生活水準”變高了的社會。

家電產品齊全自不必說，現在的普通生活還要求（有必要的話）有車、（到一定的年齡后）住上公寓或擁有單門獨戶的房子、讓孩子上補習班或課外興趣班、能讓孩子上大學。

人們會努力避免因沒錢而達不到這些要求的情況發生，即避免從中流生活跌落下來的情況發生。

人們“不想讓孩子受苦”的意識非常強烈。對父母來說，難過的是別人能為孩子提供普通水平的生活，自己卻因為沒有錢而不能為孩子提供普通水平的生活。

不能為孩子提供“普通水平的生活”，這會動搖人們作為父母的自信。而且他們認為絕不能讓孩子將來覺得“父母沒有能夠為我……”

因而，人們不僅會自主限制生育孩子的數量，而且如果覺得將來不能為孩子提供這樣那樣的環境的話，他們連婚都不會結。 

育兒壓力的增加，將年輕人引向了不生孩子的方向

最后，來講一下日本的育兒壓力。

曾經有一位來自中國的、專攻方向是家庭研究的留學生問我：“日本的父母對自己的孩子是不是沒有什么感情？”之所以這么問，是因為大眾媒體中老是有一些兒童被父母虐待致死的新聞報道。

事實上，與結婚/生育情況相反，虐待兒童的現象在進入上世紀90年代后開始不斷增加，到2018年時通報的案件數已經達到了約16萬件。這種增長方式與終身未婚率的上升曲線相似。

虐待兒童案例的增加不正是育兒壓力的一種證明嗎？想著“既然不能像一般人那樣養育孩子的話，索性就不要了”而拋棄孩子，這不也是虐待兒童案例增加的一個原因嗎？

造成嚴重的虐待事故的父母，很多都因為是非正式雇員而在經濟上比較貧困，處于無法為孩子提供普通水平的生活環境的狀況（即便這樣，也不能因此就可以犯罪）。

很多人“為了規避將來陷入不能正常地養育孩子的境況的風險而放棄結婚和生子”。我認為，這是帶來少子化問題的最大因素。這不僅僅出于體面意識這樣一種外在壓力，也基于父母對孩子的愛，所以想要改變是相當困難的。

當然，在歐美，父母也是存在對孩子的強烈的愛的。但是，正如在第三章第三節中關于“單身寄生族”的部分所講的那樣，在歐美，人們有對孩子的養育到孩子成人就結束、孩子成人之后應該經濟上獨立而不再依靠父母的強烈意識。（因此，很少有像日本、韓國那樣的只身赴任現象，離了婚的父母也強烈地主張自己對孩子的探視權。）

在日本社會中，父母“不想讓孩子受苦”的感情是放在第一位的。看到孩子受苦，父母會感到很傷心。為了不讓孩子受苦，父母需要事先考慮周全。

因此，這就需要對經濟實力有一定程度的預期。也就是說，在日本，如果其他人家的孩子能買得起某種東西，而自己家的孩子卻買不起，或者是其他人家的孩子有自己單獨的房間，而自己家卻沒有能力給孩子一個單獨的房間，又或者是其他人家的孩子都在學習一些才藝，而自己家卻沒有這個經濟實力送孩子學習才藝，這對父母來說是痛苦的事情。要想避免這些情況的出現，就只好不要孩子或者自主限制生育孩子的數量。

另外，在日本霸凌現象很多，因受到霸凌而自殺的事例經常出現在新聞報道里。當然，受到霸凌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自己不能擁有別人有的東西。于是，父母們為了避開孩子受欺侮的風險，而不得不在孩子身上花足夠多的錢，這也導致了父母們少生孩子的現象。

此外，前面也已經介紹過這樣一個案例，在對一個父親進行采訪時，他回答說，“因為想給孩子單獨的房間，所以我要不起兩個孩子”。因為這位父親有過小時候與哥哥共用一個房間的痛苦經歷，所以不想讓自己的孩子有同樣的經歷。他的邏輯就是，以自己的收入來看，給孩子準備一個單獨房間就已經竭盡全力了，所以沒有辦法要兩個孩子。

如果像歐美那樣，認為在孩子小的時候只要給予他們愛就可以，成人后的生活是孩子自己的事的話，那么養育孩子時的經濟實力什么的，也許就沒有必要去想那么多了。然而，在日本，由于父母“不想讓孩子受苦”的意識比較強烈，而且會一直延續至孩子成人后，所以他們不得不考慮自己的經濟實力。

換言之，可以認為日本的少子化是由父母之愛、體面意識和風險規避意識這三者相結合而造成的。

而且，這種邏輯也適用于很多亞洲國家的少子化對策。因為在這些國家和地區中，為孩子花費大量金錢是父母對孩子的愛和責任的意識與日本一樣強烈。

（作者山田昌弘為日本著名社會學家，本文摘自譯林出版社《低生育陷阱：日本少子化對策的失敗》一書，澎湃商學院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