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華納兄弟公司出品、格蕾塔·葛韋格導演的電影《芭比》，上映幾天就引起大量討論。作為一部在宣發上比較有特點的影片，《芭比》在北美和海外市場均收獲了不錯的票房成績。截至7月24日，票房統計網站Box Office Mojo的數據顯示，《芭比》僅僅上映了一周不到，就已經超過了同時上映的《奧本海默》。它們在北美周末票房分別是1.55億美元和8050萬美元，《芭比》的首周票房幾乎是《奧本海默》的一倍。 在《芭比》上映前，曾有文章分析它不可能在國內大賣。首先，影片包含了眾多迷影元素，比如開場就模仿《2001太空漫游》，以及致敬《瑟堡的雨傘》等一眾歌舞片。不了解影史的觀眾既不易察覺這些信息，也可能對此不感興趣。 其次，《芭比》是北美女性主義運動下的產物；而芭比玩具主要針對北美人群，中國觀眾或許對它沒那么熟悉和喜愛。另一方面，電影的目標受眾主要是大城市精英女性，觀影范圍太窄。出人意料的是，隨著《芭比》第一輪的上映，它在社交媒體上的口碑大好，豆瓣評分一度達到8.8分，遠遠超出預期。國內很多影院都追加了排片，《芭比》靠著口碑在國內完成了票房逆轉。那么，作為當下大熱的影片，《芭比》是否真的如此優秀？《芭比》自身存在著哪些問題？影片中所呈現的問題分別又都是什么？以及它究竟是憑借著什么抓住了觀眾的心？

1.只是女性主義電影？

很多人對《芭比》有著先入為主的印象：這是一部女性主義電影。它之所以受到如此廣泛的歡迎和接受，是因為這部影片可能是在21世紀20年代，首部正面在電影空間中直接批判父權制，以及把網絡空間內林林總總的分散話語進行集中表達的作品。此前也有很多電影借助女性主義來講故事，包括《芭比》導演葛韋格的前作《小婦人》和《伯德小姐》。但如此直白地在電影里批判父權制是少見的，這似乎是第一次在大熒幕上，集中講述已經在網絡空間廣泛傳播的女性主義話語。

《芭比》的有趣之處在于，它的核心不僅僅是性別，更重要的是迫使個人去求真的“存在主義危機”。在《芭比》的開頭，由瑪格特·羅比飾演的主角芭比，是“經典芭比”（Stereotype Barbie），她金發細腰，身材完美。在完美的生活下，她卻突然想到了死亡。如果做一個不太確切的類比，這個時刻類似于悉達多王子走出衣食無憂的宮殿，第一次看到生老病死，引發心靈革命的那一刻。

電影的開頭非常像一部后現代小說的開頭：“有一天早上芭比娃娃睜開眼睛，她想到了死亡”。和死亡相對應的，當然就是一成不變的完美。完美的東西是不可能改變的，一旦改變就不再美麗。在影片中，芭比也反復強調她的心愿：一切都不要變，永遠這樣過下去，永遠保持現狀，永遠保持完美。可這不是生命的真正完美，這不過是一種觀念。真正的生命是扁平足，是過期牛奶，是大腿上的橘皮組織，是衰老和死亡。死亡是真實的，而完美卻是虛假的。

在這個故事的開頭，真正促使主人公去行動的事件是死亡的觀念進入了她完美的世界中，這解釋了芭比為什么一定要去真實世界（the real world）。“Real world”里最重要的詞是“real”，而不是“world”，芭比所追求的恰恰是定語“真實”。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也常常能看見芭比的困惑。很多人執拗地活在觀念世界而非真實當中。比如拍照時一定要通過濾鏡，用玩具的身材苛求自己的血肉之軀，痛恨一切讓我們長得不像照片的現實因子。正是因為我們時刻活在虛假當中，所以真實才給我們帶來壓力和焦慮。

雖然《芭比》給觀眾留下女性主義作品的印象，但真正促使芭比行動的不是性別問題，而是“真”與“假”的問題。我們甚至可以說，性別問題在影片中只是一個二級問題。

2.求真之路

在這個大前提下，帶出了第二個問題：在既往的文化慣例中，求真之路是被男性所壟斷的。設想一下那些男性作為領導角色的電影故事，不論是面對挑戰還是沖突，他們和世界的關系都是直接的，他們要去求真，并且予取予奪。許多此類男性故事，完全不需要女性的參與也能成立。在這些故事里，女性作為第二性，被賦予的目的往往不是求真，而是求愛。而這個愛又往往要通過男性或另一個主體才能完滿。也就是說，只有當你是一個完整的主體的時候，才有求真的動機和資格。

《芭比》中也有一個求愛的人，就是從第一性“淪落”為第二性的肯。故事里的肯是一個沒有性器官的玩偶，他和現實世界中一些被父權制排擠在外的男性一樣，同處于一種女性的處境中。比如美泰公司的接線小職員丁金斯，還有芭比世界里的艾倫，雖然他們是生理男性，但正如影片中的臺詞指出：在父權體系下的他們就是女性。第二性沒有資格去求真，第二性永遠都在找愛。因為，如果不通過愛，第二性就無法確立自我價值，無法了解自己是誰。

恰如影片中的肯必須通過芭比來和世界產生連接。當然，這種關系有時會表現成真愛的形式，但事實上仍是一種虛假的關系。這種處于附屬地位的，沒有主體性的附庸者的自尊，自然是一種弱者的自尊。

在影片中段，肯進入real world后，突然發現父權制對自己如此有利，于是不假思索地把它移植到芭比樂園，按照自己的心愿將芭比樂園改造成男尊女卑的世界。同時他也找到一些能宣揚男子氣概的物件，但他從心底里依舊感到有所缺失。弗洛伊德把女性定義為有所缺少的男性，這種定義方法也同樣適用于肯，他在故事中就是被定義為有所缺少的女性而存在的。肯在他的歌里唱道，為什么我永遠是第二？如果我們說《芭比》是女性主義電影，那么肯才是最需要女性主義的女性。肯的困境實際上比芭比嚴重，他的處境對應著的，正是現實世界中女性的真實處境。

肯在經歷了奪權和失權后，同樣也面臨著覺醒和求真的問題。當他建立的男權世界坍塌，肯流下了眼淚。芭比的覺醒也是從流淚開始的，真實的眼淚是覺醒之路的開端。所以在芭比的啟發之下，肯也開始了自己的求真之路。在影片最后，肯和所有人，都對著芭比道謝，肯也同樣開啟了追尋自己主體性的道路。

芭比的求真之路可以看作愛麗絲夢游仙境的反寫版。在愛麗絲的故事里，她從現實世界來到仙境，經歷了一系列事件，而芭比是從“仙境”來到現實世界。在這里，她遭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男性的目光，來自男性的目光對她而言是一種壓迫。在真實世界里，男性所建立的男權世界被具象化為灰色的格子間，穿著黑色西裝的企業高管，以及無處不在的對女性身體性化的言語和行為。這些自然是芭比求真路上的障礙。

不過更重要的是，芭比在美泰公司遇到了她的造物主——露絲·漢德勒。露絲從各種意義上來說，都是芭比的母親。在影片，有一場芭比坐下和露絲喝茶的戲。這里的茶極為關鍵，因為它不是觀念性的，它是只有肉身才能經歷的真實經驗。茶水可能會很燙，茶葉可能有香氣，茶杯可能有重量。也正是從這個時刻開始，屬于肉身的、真實世界的力量開始能夠改變觀念世界的虛妄。

在電影的最后，芭比和露絲有一場終極對話。與之對應，匹諾曹的父親給了兒子生命，這里的父親亦是上帝，擁有給生命賦權的權力。但芭比的母親露絲卻對芭比說：你不需要我的許可。可以說，母親給予生命的方式和父親給予生命的方式截然不同。母親不是一個控制狂，她給予女兒的是一種同情、體諒和寬容，是同樣作為女性，我們都天然有求真的權利的意思。

我們在電影銀幕上，甚至在人類大部分的文化作品中，都經常看到“大父親”的存在。在影片中，美泰公司的男CEO來到芭比樂園后，開心地和芭比樂園的女總統說：你可以叫我母親。對此，總統回應道：我還是不要了。緊接著這場戲后，真正的母親露絲出現。這其中存在著有趣的比喻，我們可以想象最初的人類文明、最初的文化建制是有一位“大母親”存在的，然而這位母親已經逐漸消隱。后來的男性攫取了母親的位置，把功勞歸于自己名下。

在影片的最后，芭比作為人類來到了真實世界，薩沙一家開車帶她去到一個地方。出乎意料的是，芭比并非是去美泰公司上班，而是去看婦科，這與開頭芭比剛到現實世界時的一番說自己沒有性器官的話相呼應。擁有性器官意味著擁有具體的肉身象征。肉身的改變是重要的，因為它不發生在頭腦里，而是發生在身體上。在這部電影的語境里，只有發生在身體上的改變，才能被稱作是真正的行為和對現實的反應，這也代表了芭比作為第一性的主體性決心。

至此，追求性別、權力和求真的目標終于合二為一，《芭比》迎來了結束。

3.不要太相信言語

談完了電影內容本身，我們不妨來看看這部電影誕生的背景。作為一部由大制片公司運作的商業IP電影，《芭比》還能保持一點微弱的獨立電影氣息，包括格蕾塔導演的知識分子思辨，已經難能可貴。

但很遺憾地說，《芭比》同時也是一部宣傳電影（propaganda）。這種類型的電影并不是通過情節，或人物的具體經歷去打動人，它很少講我們的切身經驗，而是通過口號式的宣講對我們進行觀念上的沖洗。我們不能因為《芭比》講了一些符合自己價值觀的口號，就否認它是一部宣傳電影的本質。甚至在一些關鍵的部分，電影做得也并不好。比如真實世界中的母女進入芭比樂園后，最重要的策反和核心價值觀的傳遞，幾乎都是靠著口號式的輸出來完成的。影片中存在大段的說理片段，人物聽了一番話，立刻在行動上發生變化，這些都未能反映出現實生活的復雜性。很多時候，說理對行動是沒有驅動力的，因為刀沒有割在肉上，而電影中的人物呈現出顛來倒去的情況，導致人物在行為上也缺少連貫性。

話語只作用于我們的頭腦，一旦太相信話語，我們就會輕視自己的經驗。我不同意這部電影中的一部分金句式的表達，好像只要被一種觀念說服，就能解決問題。但現實生活遠非如此簡單。電影中甚至直接用了“洗腦”一詞，如果我們真的可以通過說理來達成目標，那么今天被女性主義觀念說服，明天也可能被肯帶來的男權說法說服。因為洗腦和反洗腦，本質上是一碼事。當我們想去擁抱所謂的金句時，或許更需要停下來思考。肯輕易地攫取芭比樂園的統治權，芭比又輕易地反洗腦回來，這跟當下的輿論環境是不是有著某種相似之處呢？

這是一句老生常談的話：女性的力量不是以男性的方式去攫取世界，而是要以不同的方式去看待世界。就像有的人選擇去拍電影，而不是去寫一篇論文，因為藝術作品，總是能夠直觀地作用于我們看世界的視角，而不是要在電影里再對著我們喋喋不休地說理。

《芭比》中有一個極其精妙，但稍稍可惜的角色，就是艾倫。艾倫身上有著非常笨拙的一面，但他又代表了另一種并不在二元性別對立中的形象。首先他是男性，他力氣很大，能以一敵眾，但同時他又是一個男性群體中不那么“男性”的人，他身上有一種與生俱來的人性當中的同情。艾倫就沒有按照二元劃分的方式來看待這個世界，而是按照一種人性的方式來和人們打交道的。

在求真和性別問題之外，《芭比》中還有一些比較有趣的利用。它化用了很多電影史上的經典討論，進行了一些調侃。比如破除虛假選擇的設定，選擇美美的高跟鞋還是丑丑的勃肯鞋？影片告訴我們，這是一種資本主義體制下的虛假選擇。這個橋段對應了《黑客帝國》中的紅藥丸和藍藥丸橋段。所謂的紅藍藥丸只是為了讓你感覺自己有自由意志，事實上你醒了以后，就只能走上覺醒的道路了。我們常說，你沒有辦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但另外一方面，如果一個人是真的覺醒，你也很難再讓他沉睡下去。

尾聲

在性別意識更為普及的當下，芭比這個形象似乎有些陳舊和落伍，甚至還代表了某種保守。美泰公司選擇在這時展開一場關于芭比的形象公關活動，恐怕有這方面的考量。特別是影片中有大量美泰公司的戲份，對于不熟悉芭比的觀眾來說，像是看了一部公司的公關片，全面地了解了這個產品的由來、理念和發展史。

當然，《芭比》的制片過程很不容易，這讓人聯想到電影史上的另一部電影——《弗里達》。它是由主演薩爾瑪·海耶克自己主動促成的一個項目。當時海耶克找到的制片公司正是后來因為MeToo運動鋃鐺入獄的韋恩斯坦的公司，米拉麥克斯（Miramax）。當時海耶克歷盡了種種的羞辱，克服重重困難才把電影拍出來，海耶克同樣為影片找來了一位女性導演。盡管電影拍出來后不符合韋恩斯坦的胃口，但還是一舉奪得了多項電影獎項，成為后人贊賞的女性藝術家傳記片。這么多年過去，我們又看到由女演員推動，女導演拍攝的一部以女性為核心的電影。而評論網站也對這部電影做了大幅報道，其中有的標題是，葛韋格是有史以來第一位周票房冠軍的女性導演。

今天再看《芭比》，最有趣的地方依然是它和現實之間兩兩相參的關系，我們為什么會在影院里如此觸動？因為它真切地觀察到，也呈現出我們現實生活中，因為兩性結構的問題而出現的一些極為荒誕，但又理所應當的東西。就像電影所指出的，真實世界一點都不完美，在真實世界里人會老去，會布滿皺紋，會充滿缺陷，甚至還有很多痛苦。但是，一旦醒來，就是踏上去往真實世界的旅程的開始，而且你沒得選，你必須要走這條路，一直走到真實世界里，去過一種真實的生活，而不是過一種在頭腦中和觀念打架的生活。將《芭比》的制片過程和電影本身兩兩相看，或許將為我們帶來不一樣的激勵與啟發。

（本文綜合整理自看理想節目《去電影院的路上》的《芭比》番外，有部分編輯刪減，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