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由上海市作家協會主辦，《上海文化》《思南文學選刊》承辦，上海文藝出版社協辦的“城市·現實·創新——上海市作家協會近年簽約作家成果交流研討會”在陳云故居舉辦。上海市作協黨組書記、專職副主席王偉在致辭中概括了本次研討會的意義：從作品研討出發，對上海簽約作家制度進行一次整體的審視，助益作家們的創作，并助力“文學滬軍”的隊伍建設。上海市作協黨組成員、專職副主席馬文運主持活動。上海市作協副主席薛舒對上海市簽約作家制度進行了相關介紹，她表示簽約作家是一個城市創作生態中最年輕、最生機勃勃的部分，希望通過對該制度的建設與完善，推動文學事業新突破。

△羅偉章、田耳、胡笛、李浩（代讀）、張楚、來穎燕、王繼軍、謝錦、阿乙、東君、斯繼東、桂傳良、張怡微（代讀）、池上、肖江虹等來自全國各地的作家、評論家、編輯，以一對一的形式參與趙松、走走、居平、君天、哥舒意、王瑢、小飯、默音、糖匪、王莫之、王輝城、王占黑、三三、栗鹿、王蘇辛等簽約作家的作品討論（羅昕/攝）

寫作是一種療愈

這場研討會無論對被評作家還是評論家或者編輯而言，都是一場新的體驗。一對一模式下，也許是彼此互不相識的兩個人，以文會友。

上半場討論開場，作家羅偉章在評作家趙松的作品時說：“讀他的小說對我而言確實是一個冒險，因為他好像在拒絕讀者。”他認為這種寫作本身是有難度的，“《伊春》揭示的是亮光之外、掙扎的人生。他的小說像做舊了的掛在墻上的畫，讀起來充滿冷和熱的張力。”他還提到我們在談論小說時往往有個傾向，把“故事”和“講故事”分開談，有時過于強調“講故事”，容易把“故事”本身看輕了。在這一層面，他認為趙松的寫作探索是可貴的。

而對此，趙松回應時首先坦誠自己不是一個能夠很坦然接受贊美或批評的人，“我一直覺得寫作是個私密的事，它是我非常個人化的部分，即使它的成果是需要公開的。”至于為什么不寫更容易讓讀者進入的作品呢？在他看來，在一個快速發展的互聯網時代，去提供一個貌似友好的閱讀語境并不是一個寫作者的義務，“我更希望提供一個陌生的世界，就像攀一座山，哪怕這座山只有幾百米，但它陡峭不容易攀爬。我認為這是一種選擇，陌生的感覺或陌生化的處理方式對今天的我們或許更有意義。”

我們在討論寫作時，總不可能避免的一個問題是有關寫作的意義，在上半場的討論中，作家走走分享了自己的經歷引發了在場嘉賓的共鳴，她將寫作視為一種療愈。在創作《想往火里跳》這本半自傳小說時，她經歷了人生最艱難的時刻，“創業時抑郁到什么都不想做，甚至不敢看手機，會覺得一打開鋪面而來都是壞消息，我需要積攢一天的勇氣，到晚上才敢看。”

她回應了作家田耳在點評時提到的關于小說搖擺不定的問題，她認為視角的選擇是一個重要因素。“小說里編輯身份與創業者身份存在斷裂，至于搖擺不定，一開始選擇了第一人稱敘事，我逐漸擔心有太多的傾訴，會過于煽情。后面開始使用第二人稱，嘗試去消解、調整第一人稱所帶來的煽情。”而她后來接觸到“療愈寫作”的相關研究成果更加明確了第二人稱是最具有撫慰作用的人稱，讓她可以在寫作中用一個不遠不近的距離觀察、治愈自我。

簽約作家相關作品

作家王瑢對寫作的療愈作用深信不疑，她原本專注寫散文，卻轉向了小說。評論家來穎燕表示：“從散文流淌到小說，兩種不同的容器，而小說需要某種洞見來重新架構生活中的許多散見。”父親去世是王瑢轉向的原因，這件事曾給她帶來沉重的打擊，她久久不能釋懷，直到寫完《告別的夜晚》這一小說，她才與父親和解，與自己和解。她說：“我的小說不習慣用‘我’開頭，但用第三人稱寫作于我而言是一個療愈過程，文字總能帶給我力量，我會把它作為余生的一種事業、一種追求，當然也是自己的愛好。”

而作家栗鹿也就這一話題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心理學里說人的內心有一個小孩，如果小時候這個小孩受到傷害，未能及時得到撫慰，那成年后小孩就會跑出來搗亂，要破局就必須以成年的自己和內在的小孩去交流，去療愈，寫作也是療愈的過程。“寫小說對我而言，像一場游戲。找到內心的小孩，跟他對話。”作家小飯也表示：“我身上依然有一個人格：快樂的少年，只是隨著成長他所占的比例越來越低了。而文學是我的救生圈，在我無法呼吸時拉了我一把。”

“不響”是上海作家獨特的寫作特質？

“編輯其實就是個專門和作家‘過不去’的職業。在分析作家作品時，愿意把自己的意見給到對方，不一定是正確的，但供作家在未來長遠的寫作中當做另一種聲音的提醒和思考。”《收獲》雜志副主編謝錦的一番話道出了編輯與作家之間的緊密關聯，她在評論作家默音的作品時提到她的小說有一種含蓄之美：“她懂得適可而止，懂得留白，我經常覺得欲說還羞的留白特屬于上海作家的‘不響’，從金宇澄老師的《繁花》到孫甘露老師的《千里江山圖》都有這種美學的特征。”

默音在回應里提到了自己寫作的一個變化，她近來在研究武田百合子等日本女作家的生平與創作，從她們那里獲得了寫作的養料。她說“以前的小說更多來自個人際遇，但目前的寫作更多來自外部信息，經過消化，再產出。”

關于“不響”，《萌芽》雜志編輯桂傳良則表示上海之外的作家確實不太聊這一詞語，他認為本次研討會中的“城市”是切入青年作家寫作的關鍵詞。“很多時候我們在討論城市時，常常將其作為鄉村的對立面，但就城市的現代化進程來看，這是比較粗暴的方式。如果把城市性理解為一個隨身攜帶的個人屬性，更能捕捉到當下真正的現實。現下一些‘90后’作家的作品有瑕疵，但正是他們把握了核心的一些東西。”

寫作的當下性是這批作家們共同需要面對的問題，作家糖匪認為：“文學一定是在場的，當下的。我把自己當成一個寫作裝置。”如作家阿乙評論時提到的，糖匪是一位注重語言的科幻作家，她的作品體現出作家與自我談判的過程。糖匪直言寫作時非常注重“異質”的結合，“就像裝置得在美術館的空間里才能成為作品，放在文學中，‘不響’一定是要在作者講究的布局中的；城市性也不一定局限于地域，它更可能體現在人與人的關系中。”

研討會上半場由木葉主持，下半場由薛舒、來穎燕主持

《野草》雜志主編斯繼東認為作家王占黑的小說便擅長去挖掘城市空間里人與人的關系，他認為：“我們閱讀小說大多從故事出發，而占黑的小說大多是從人物出發。這幾天集中閱讀她的作品，很多人物在腦海中跳來跳去，她讓我喜歡上平時不會關注的人。”王占黑回應說：“在城市中生活，越來越習得的是：漂泊的、不確定的、原子化的東西。虛構是我喜歡的一個方式，能實現起飛。而寫作之外的時間，我也在不斷地思考和嘗試連接，或者打破這種原子化。”

但如作家肖江虹在評作家王蘇辛時所說的，作家沒有編故事的能力，故事就在那，一個好的作家能發現故事。王蘇辛在回應時提到前段時間碰到王安憶老師與林白老師“同框”，她說：“看到她們，我反而覺得自己是個不那么嶄新的人。在這兩位寫作風格截然不同的作家身上，我看到了怎么寫好像也不是很重要，主要還是寫出了什么。”她說自己和三三、栗鹿都是年齡相近的朋友，但大家寫出來的小說不一樣，“我希望能夠在上海的文學環境當中保持成長。”王蘇辛說道。

作家三三也很感謝平時一起寫作的朋友都特別的生活化，即便在如此正式的場合，大家也都非常的坦誠，真摯，“這一點非常好，我們可以扎根在生活里，而不是成為一個貧瘠的光環。”她回應了“寫出來，然后呢？”的問題，“對我來說，‘然后’在我的筆下。我總是對筆下的人物或原型都懷有某種觀照，希望他們變得更好，哪怕不是生活上變得更好，而是更了解自己的命運也行。”

近年來，40歲以下的青年作家已占上海簽約作家主體地位。“文學生態要延續勃勃生機，關鍵在青年，因為青年人是一座城市文學未來的希望所在。”馬文運表示，“我們的簽約作家作品風格不一，卻很好地體現了城市性、現實性與創新性，我們絕大部分都是在城市中寫作，當然可以寫很多題材，寫鄉村、寫未來、寫過去、寫歷史……關注當下，保持多元性，做出文學的表現與回答，這是文學的作用與擔當。”

原標題：《這些青年作家如群鳥飛聚，讓城市寫作更為關注當下、療愈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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