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成時代》，[日]吉見俊哉著，洪云鑫譯，讀庫｜新星出版社2023年6月出版，368頁，46.00元

根據日本政府于1979年（昭和54年）頒布施行的《年號法》，正式將“一世天皇一年號”的制度以正式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雖法律上未有明文規定，但日本政府正式公文上一般都會采取年號方式來標記時間。正是由于保持了年號制度，所以日本人對待時代變遷會有其獨特的一套時間“坐標系”。近代以來，明治時代、大正時代、昭和時代、平成時代以及當下的令和，都形塑了日本社會特有的一套集體記憶。

由于對外侵略戰爭的緣故，漫長的“昭和史”會被切分為所謂戰前與戰后，兩段“昭和史”的時代特性雖有聯系，卻也有著天壤之別。與之相較，三十年平成時代的主題若要概括起來，或許會容易得多。東京大學教授、知名社會學家吉見俊哉便稱之為“失敗的時代”，甚至認為“將平成時代置于世界史這個更為宏大的圖景中觀察”，可將其定義為“昭和時代的大崩潰”。換而言之，戰后經濟高速成長乃至孕育出空前泡沫的昭和時代，其繁華背后隱藏的種種弊端在平成時代迎來了“總爆發”。在一系列前后爆發的“大崩潰”中，曾讓日本社會引以為傲的“政官業”（即政治家-官僚-實業界）鐵三角經濟發展模式的失靈無疑是致命的，尤以金融領域為最。

自1991年來，經歷了泡沫榮景后，日本股市開始陷入長期蕭條，隨之而來的是地價的下跌，直接導致整個金融市場的不景氣乃至動蕩。1997年，“山一證券經營丑聞”的東窗事發成為這一時期最具標志性的事件。

這家創建于明治時代1897年的證券公司是日本歷史最悠久、最富盛名的金融機構之一。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最輝煌的時期，山一證券所經營的資本總額高達二十四萬億日元，有關聯業務的大型企業橫跨各個日本重要產業，被視為所謂“日本第一”時代最具代表性的象征。1997年，山一證券給大藏省的報告中，承認存在高達兩千六百億日元的“賬外虧損”。

之所以會出現如此巨額的虧損，是因為當時日本的“經營特金”機制。所謂“經營特金”，指由證券公司來負責運用客戶企業的委托資金進行投資。一般而言，這類資金的使用完全由證券公司決定，而證券公司也可以通過大量、頻繁的投資交易來賺取手續費。盡管法律明確規定，承諾“保本”是違法的。但在實際操作中，包括山一在內的證券公司卻大都會給予“保本”承諾。何況在泡沫最繁盛的時代，壓根沒人會考慮到賠錢的可能性。

進入九十年代，出現本金虧損尤其是股市重挫的情況后，山一證券不僅沒有資產運營的損失，甚至也沒在賬面上計入虧損，而是選擇隱瞞虧損，全部由自己來承擔。理由很簡單，因為之前曾向客戶承諾了“保本”。為此，山一證券采取了財務“表外化”的方法，即其向關聯企業提供貸款，將因股價下跌導致虧損的股票按照最初的買入價格賣給關聯企業。如此一來，就能將虧損轉嫁給關聯企業，進而將自己投資虧損的事情隱瞞起來。這種看似巧妙的手段，居然“順利”運作了很長時間。在最終崩盤而不得不向大藏省報告前，監管部門居然全都裝作一副渾然不知的模樣。1997年11月，山一證券宣布自行廢業時，其負債總額已高達三萬五千億日元。

吉見俊哉將“山一證券”的崩潰視為“昭和史的側影”。他指出，早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日本就有過一輪證券業的狂飆突進，山一證券那時就有將虧損“表外化”的做法，甚至得到了監管部門的默許。1965年由于東京奧運后股市的短暫下跌，山一證券也曾面臨差點破產的危局。當時的大藏省直接出手，不僅在資金上托底，也制定了專門的拯救計劃，最終使當時的山一證券躲過了一劫。在此期間，日本經濟持續的景氣和飛漲的股價，也將當時山一證券的虧損債務給“消化”了——即通過“高增長”來解決各類難題。這種處理模式在之后泡沫經濟時代屢試不爽，以至于成為山一證券乃至大藏省的“路徑依賴”。

《殿軍：山一證券最后的12人》，[日]清武英利著，王家民、王秀娟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

實際上，根據時任《讀賣新聞》調查記者清武英利的報道，早在山一證券東窗事發前三四年，大藏省證券局其實就已知道山一證券存在的嚴重問題，甚至直接下過“指導棋”。1992年前后，東急百貨委托山一證券運營的數百億日元資產出現了重大虧損。圍繞這筆虧損到底是山一證券負責還是東急百貨自行承擔，雙方發生了分歧，甚至導致關系交惡。起初，由于虧損金額巨大以及當時已經惡化的現金流狀況，山一證券曾一度決定違背“保本”承諾，甘愿與東急百貨對簿公堂。但大藏省證券局在聽聞此事后，居然直接暗示山一證券“可以通過轉移賬目”的方式來處理。時任證券局長甚至表示：“對山一來說這個數目算不了什么。來一波行情就解決了。想辦法早點解決了吧！”于是，山一證券方面改弦更張，又自行承擔了這筆虧損。

然而，此時此刻，由于經濟泡沫破裂直接導致的股市下跌卻呈現出長期化趨勢。從1991年下半年開始，地價也開始了下跌。從1991年7月后的一年半之間，東京住宅用地下跌幅度達到百分之十四點七。歷經一年多的“技術性調整”后，日經指數仍沒有重新振作，以至資本市場愈發冷清起來。在此背景下，向來為昭和時代日本人所推崇，甚至被傅高義寫進《日本第一》里的“官商協調”特色也無力回天。這一次，大藏省也無法挽救山一證券覆滅的命運。

山一證券的事件并非個案，而是長久以來的結構性弊病。同一時期爆出問題的北海道拓殖銀行，也在1997年因不良債權問題而在一夜之間破產倒閉。在山一證券、北海道拓殖銀行先后崩解后，同樣老牌的日本長期信用銀行也陷入了難以自拔的困境。1997年12月，自民黨政府緊急宣布了向所有金融機構注資三十萬億日元的援助計劃。長銀獲得其中的一千七百六十六億日元，用于紓困。然而，其經營的根本問題并未得到解決。之后，雖曾嘗試與住友銀行合并，但還是沒有成功，直到1998年10月最終仍不得不宣布破產。與之一起完蛋的，還有另一家昔日巨頭——日本證券信用銀行。

1997年11月25日，日本，受金融危機影響的山一證券。

傅高義曾坦承：日本人在追趕西方的時候，他們特有的優點和組織文化為其提供了優勢，但在他們已經追上乃至超越歐美發達國家后，卻不得不適應一個嶄新的全球化階段，并最終在這個新階段錯失了轉型時機。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當《日本第一》橫掃書市11年后，泡沫經濟卻破滅了，曾經不可一世的日本巨獸猛地一頭撞向海邊巖石，而且看似無助地擱淺在沙灘上。日本隨后面對的就是撲面而來的漫長衰退期。銀行和金融界的重大丑聞動搖了公眾對企業界和政府本身的信任基礎。到那時為止一向信譽良好的銀行和金融機構的破產震動了整個日本。”吉見俊哉則認為，這一系列金融機構的破產、倒閉，證明“一系列崩潰已經觸及日本經濟的核心，此時的日本丸不僅僅是海水灌入船體那么簡單，而是整艘艦船都在逐漸沉入海中”。

《平成史講義》，[日]吉見俊哉編著，奚伶譯，東方出版中心2021年2月出版

當然，“不景氣”和“失敗”的范圍并不僅僅局限于經濟和金融領域，而是蔓延至各方各面。在政治領域推行“小選區制改革”并未實現“兩黨制”的預期。無論是平成初年的“五五年體制”的崩解，還是平成中后期民主黨的“政權輪替”，都不過是曇花一現。不僅未能實現所謂“政治革新”，反而使得日本社會日愈保守化，政治重回一潭死水的局面，民眾對政治的參與熱情降至新低。而被戰后一代代日本人引以為傲的“一億總中流”（一億中產）、“無格差社會”（無階層差異社會）等日本社會特征在平成時代同樣在快速消解，貧富懸殊及貧困現象加劇、駭人聽聞的社會案件頻發，同樣也是社會機制運作出現各種問題的真實寫照。

當然，平成時代的意義是否僅僅是一座“失敗博物館”，或許仍有其他的解讀空間。從歷史長時段來看，任何國家地區的成功與失敗之間都能理出一段互為因果的解釋鏈條。例如晚年的傅高義就仍對日本保持樂觀和希望的態度，他始終相信“當日本著手處理問題時機會將再次到來，所有國內外的民眾都會再次認識到日本的長處”。吉見俊哉也承認，盡管“平成時代確實是‘失敗’與‘挫折’的時代，反之而言也是‘改革’與‘挑戰’的時代”。

對已邁入令和六年（2023年）的日本而言，平成時代的“改革”是否成功、又能否應對“挑戰”，則仍需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