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chuàng)】文|汐溟 侯建勛

在電影投資過程中，通常電影出品方或聯(lián)合出品方在對電影項目進行融資的過程中，會制作一系列的宣傳資料，諸如電影項目策劃書、商務書等等。而在這些資料當中，往往會對電影的主創(chuàng)團隊進行介紹。但有時基于出品方的工作規(guī)劃等，可能主創(chuàng)人員均為擬定，而非確定邀請。在此情形下，是否應當對此作出標明？若未標明，將可能造成怎樣的后果？同時，若在一份策劃案中列明了電影存在多位導演，但最終卻只邀請其中一位導演，此種行為是否構(gòu)成欺詐？

案例

在筆者近期代理的一起案件當中，筆者的當事人是某電影的投資人。該電影在最初宣傳時，出品方發(fā)給投資人的宣傳資料中顯示，主創(chuàng)團隊為導演林某賢、范某明、章某，演員團隊為張某、李某峰、楊某、張某山、麥某娜、鄒某龍、張某麗，特邀嘉賓成某。該資料中導演林某賢系國內(nèi)知名電影導演，演員也基本均系一線演員。投資人在看到該宣傳資料后，便對該部電影產(chǎn)生極大興趣。遂與出品方簽訂了電影投資協(xié)議，并匯付了投資款。

后投資人發(fā)現(xiàn)，導演林某賢發(fā)表公開聲明表示與該電影無關(guān)聯(lián)。此后，電影召開新聞發(fā)布會，確定電影的導演為范某明，且此前宣傳的演員無一出席發(fā)布會。投資人遂對出品方提起訴訟。

該案當中，出品方可能會抗辯的理由如下：第一，最終確定的導演范某明屬于電影策劃書中列明的導演，其并未欺騙投資人；第二，合同當中對于演職人員陣容并未作出明確約定。

那么如出品方作出此種抗辯，理由能否成立？

首先，對于電影導演的確認問題，出品方在不同的宣傳資料當中做過不同的宣傳。有些資料當中表明，電影導演為林某賢，有些資料當中又顯示電影導演為上述三位導演。那么基于以上的宣傳資料，從一般投資人的角度來說，能夠得出的合理認知應當如下：第一，電影導演確定的人選應當為林某賢，是否存在范某明或章某，均不影響林某賢為電影總導演的確定事實。第二，電影的確存在三位導演，例如電影《長津湖》就是由陳凱歌、徐克、林超賢三位導演聯(lián)合執(zhí)導。但基于此種認識，依然不影響導演林某賢作為該部電影確定導演的事實。而出品方在前期宣傳的所有場合中，均以導演林某賢為主導，作為電影導演進行宣傳，但是在發(fā)布會上公布最終確定的導演卻為范某明，且前期宣傳的一線演員無一出席新聞發(fā)布會。此種前后不一致的行為顯然有違基本的誠信。

其次，雖然合同當中對于演職人員未作出任何約定。但合同中存在如下表述“如因演員涉及包括但不限于法律、緋聞等惡劣影響，嚴重影響該影片質(zhì)量，出品方為影片能夠如期上映有權(quán)更換原定演員。”從該表述內(nèi)容亦可推知，在簽訂合同時，該部電影的演職人員均已確定。同時，合同的爭議解決條款當中還約定“本協(xié)議由出品方提供，其已采取合理方式提請對方注意免除或者根據(jù)限制責任的任何條款并予以說明。”根據(jù)以上合同約定，出品方可以抗辯稱因原定演員均涉及緋聞，因此出品方有權(quán)對其作出更換。但我們知道，判斷一個行為是否構(gòu)成欺詐，應當以誠信原則為主要參照。該案當中，首先，雙方簽訂合同是采取郵寄的方式，雙方簽訂合同之時甚至連面都未曾見過。出品方在簽訂合同時未對合同作出任何解釋說明，未盡到對投資人合理提示或說明的義務。其次，出品方也未能提供證據(jù)證明原定演職人員存在緋聞或何種狀況，達到嚴重影響影片質(zhì)量的程度，從而不能參演該部影片。

基于此，可以認定出品方實際是通過利用林某賢等國內(nèi)一線演職人員的影響力，吸引一般投資人的注意，致使投資人對電影的主創(chuàng)人員產(chǎn)生錯誤認識，從而作出參與投資的意思表示。該種行為顯然符合欺詐的構(gòu)成要素，應當被認定為系欺詐。

本文案例改編自浙江省東陽市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21）浙0783民初8043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