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下午，經過長達18個小時的飛行，終于到達位于非洲南端的開普敦機場。這一刻，百感交集，因為訪學南非是我35年前做的夢，現在終于夢想成真。35年前的夏天大學畢業，雖然已經通過考試要讀研，但還是填寫了若干就業意向。令同學們吃驚又好笑的是，我的所有意向單位都與非洲有關。由此可見當時自己對非洲的癡迷。那時就已經萌生了去非洲看一看的強烈愿望。讀研后，因為主攻南非史，尤其是用辯證唯物主義探討南非采礦業中階級結構與種族主義的關系，契合了當時在英國和南非興盛的激進社會史潮流，感到很興奮，對未來充滿期待和樂觀。但在研究過程中，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缺乏原始資料，沒有切身感受，基本上是從理論出發，在別人的研究中披撿自己需要的史料，在消化吸收先行研究基礎上進行概括和綜合，進而提出一點自己的不成熟見解。顯然，從歷史研究的角度看，這是很成問題的，但這就是當時中國世界史研究的現實。其中最令人焦心的是沒有機會出國考察，去南非進行實地研究成為我的最大愿望，但當時南非實行種族隔離制度，只有中國官方的代表團以民間身份才可以去訪問，這樣的機會不可能給研究生。后來雖然獲得去德國進修非洲史的機會，也學到了做實地研究的理論和方法，但依然沒有機會像我的德國導師那樣自由去非洲做實地研究或避寒避暑休養。2001年去美國布朗大學做訪問學者，從Nancy Jacobs那里學到了如何進行檔案研究，還了解了把社會學的方法（RRA）和遙感技術應用到歷史研究中的新進展。回國后，非常希望能有機會到非洲考察，然而因為種種原因不能如愿。這時的自己就像武俠小說中身懷絕技但沒有施展機會的俠客，其中的失落和不甘刻骨銘心。更為令人不甘的是，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加快，學科結構逐漸調整，向實用學科傾斜，歷史學這種長線學科被壓縮，世界史首當其沖，變成八個二級學科之一。非洲史的命運可想而知。去南非進行實地研究的夢想一擱就是35年。今年是北大的“國際戰略年”，學校也希望教師們在疫情停擺之后能夠發揮積極性和主動性，走出國門，把中斷的國際學術交流恢復起來。利用這個機會，在南非同行的幫助下，終于踏上了南非國土。這是何等令人高興和值得紀念的事情！

這次訪學的第一站是斯泰倫博斯大學。斯大號稱“南非的牛津”，不僅因為它具有很高的學術水平和聲譽，還因為它與牛津一樣，是個離開普敦大約50公里的大學城。斯泰倫博斯是白人殖民者在南非建立的第二個農業定居點（1679年），僅次于開普敦（1652年）。最早在這里進行拓殖的是荷蘭人和法國人，他們利用這里冬暖夏涼、土質優良、水源豐富的自然條件，發展了水果種植業和葡萄酒釀造業，為來往兩洋航線的船只和開普殖民地的歐洲人提供優質農產品。現在的斯泰倫博斯不但是享譽國內外的大學城，也是享譽世界的南非葡萄酒生產基地。

從維多利亞學院到斯泰倫博斯大學

現在法學院大樓就坐落在維多利亞學院舊址上

在斯泰倫博斯墾殖的荷蘭和法國殖民者為了滿足自己的宗教和子女教育的需要，于1859年建立了隸屬于教會的神學學校，1866年建立斯泰倫博斯高中。1879年，為了紀念先輩在斯泰倫博斯建立農業定居點200年，建立了斯泰倫博斯學院。1886年11月6日，為了紀念維多利亞女王在位50周年，把斯泰倫博斯學院改名為維多利亞學院。1915年，本地慈善家馬雷斯捐贈10萬英鎊，為維多利亞學院轉型為大學提供了充足的財力，1916年，南非聯邦議會通過當年第13號法案（即斯泰倫博斯大學法），準許維多利亞學院升級為斯泰倫博斯大學。1918年4月2日，由四個學院組成的斯泰倫博斯大學正式成立。現在，斯大有5個校區，10個學院（農學，經濟和管理學，醫療和健康學，工學、軍事科學，藝術和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教育學，法學和神學），3萬多學生，是一所學科齊全、“影響力非凡”的大學。

之所以說它影響力非凡，在于它與南非政治關系密切，在種族主義統治時期發揮了不可替代的、極其重要的作用。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斯泰倫博斯是南非種族主義的淵藪。在斯泰倫博斯從事種植業的荷蘭加爾文教徒和法國胡格諾教徒雖然都在母國受到擠壓，但在南非都變成了自由農民。然而，他們并沒有以己及人，知恩圖報，相反卻形成了種族主義思想和作為。由于白人數量太少，要供應兩洋航線上船只和殖民地的需要力不從心，因而大量使用科伊桑人、馬來人和黑人奴隸。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最初的種族歧視思想形成了。英國殖民者奪取開普殖民地后，實行相對比較人道的政策，這讓完全依賴奴隸勞動的阿非利卡一方面強化自己的民族認同，另一方面把種族歧視思想逐漸發展成種族隔離思想。在這里成立的教會學校、高中和學院，毫無疑問都是崇尚白人優越和血統高貴的白人學校，學生都會受到種族主義的熏陶，原有的種族歧視意識都會得到強化。在南非實行種族隔離制度的20世紀，南非7位總理或總統都與斯大有關。其中斯末資、赫爾佐格、馬蘭、斯揣敦、維沃爾德、沃斯特都是斯大校友，維沃爾德還曾擔任斯大教授，馬蘭、沃斯特和博塔都曾經擔任斯大校監。歷屆內閣中的許多部長和國會議員都出身于斯大。斯大是名副其實的、分別發展意識形態的知識淵藪，是把阿非利卡語變成學術語言、進而培育阿非利卡民族主義的搖籃，其神學系、政治學系等就是培養執行分別發展政策人才的基地。斯大培養的政治家不僅是種族隔離制度的設計師，也是政策的執行者。

如果說阿非利卡人的特蘭斯瓦共和國、奧蘭治自由邦和1910年建立的南非聯邦主要實行種族歧視（Racial Discrimination）和種族隔離政策（Racial Segregation），那么1948年之后的南非主要實行“分別發展”政策(Apartheid)。與主要由英國殖民者統治的開普殖民地和納塔爾殖民地不同，阿非利卡人統治的特蘭斯瓦共和國和奧蘭治自由邦表面上看是共和國和自由邦，但對非洲黑人實行種族歧視政策。英布戰爭之后，南非聯邦在1910年建立，阿非利卡人全面掌權，在全國推廣種族歧視政策，并強化為種族隔離政策。1881-1889年在維多利亞學院學習的赫爾佐格在1924-1939年擔任聯邦總理。在維多利亞學院期間，形成了反對英國人和土著人的思想。擔任總理期間通過了一系列種族主義法律，建立了種族隔離的制度框架。1887-1891年在維多利亞學院學習的斯末資在1919-1924年和1939-1948年擔任聯邦總理。在維多利亞學院，他逐漸形成自己的政治思想。與赫爾佐格相同的是，他對土著形成了種族主義觀點，不同的是他的認識基礎主要來自宗教，是宗教種族主義，另外，他接受了后來成為開普殖民地總理的塞西爾·羅德斯的南部非洲聯合的思想，逐漸形成阿非利卡人和英國殖民者聯合對付數量龐大的土著的主張。在他擔任總理時期，通過嚴厲鎮壓1922年的蘭德罷工等，進一步強化了職業和城市的種族隔離制度。

馬蘭1883-1890年在維多利亞學院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作為法國胡格諾教徒的后裔和荷蘭歸正會的牧師，馬蘭主張要保持純正的白人血統。從政之后，他在南非國民黨內組建了純正國民黨派系。1948-1954年擔任總理期間，提出并實施了“分別發展”政策，并把種族隔離制度系統化。1941-1959年還兼任斯大校監。1910-1914年在維多利亞學院學習的斯揣敦1954-1958年擔任總理。他在學習法律的過程中重點關注如何保持作為少數的阿非利卡人的權益，執政后進一步強化了馬蘭的分別發展政策，通過取消開普有色人的選舉權來強化對白人優先地位和純凈血統的保障。維沃爾德在斯大學習心理學和哲學，先后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1927年在游學德國、英國和美國之后回到母校任教，30多歲晉升為社會學和社會工作專業的教授。他認為，黑人天生就是、也適合劈柴挑水做苦工。他甚至說，白人女性和黑人男性結婚只能陷入貧困。離開學校后，先是擔任土著事務部長，在斯揣敦去世后擔任總理。他依據“獨立而平等”的理論設計了“黑人家園”政策，從而最終把黑人變成白人統治的南非的外國人。顯然，維沃爾德的政策比馬蘭和斯揣敦的維持阿非利卡人家長式統治更具種族主義色彩，維沃爾德因此而在全世界臭名昭著，雖然在1961年的暗殺中逃過一劫，但最終沒能在1966年的刺殺中僥幸保命。沃斯特1934-1938年在斯大學習。在學期間，積極參加政治活動，除了擔任辯論俱樂部主席和學生會副主席之外，還是國民黨在斯大的青年組織負責人。也就是說，他在成長時期就已經完全服膺國民黨的理想和政策。在1966-1978年擔任總理、1978-1979年擔任總統的任職期間，不但通過了一些完善和強化種族隔離的法律，還判處曼德拉終身監禁、制造了索維托慘案。從1969到1983年，兼任斯大校監。1964-1970年，斯大利用集團住區法，把多年來一直住在武拉科特地區的有色人種和黑人強行遷走，修建了以沃斯特的名字命名的藝術和社會科學大樓。1978-1984擔任總理、1984-1989擔任總統的博塔雖然沒有在斯大接受過高等教育，但卻在1985-1988年擔任斯大校監。

雖然這些政治人物的作為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尤其是不同政治勢力之間的博弈和時勢的左右，但學校的影響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基礎因素。國內在說到校友與大學的關系時常有一句話，“今日，你為某大而驕傲，明日，某大因你而自豪”。斯大也不例外。他們的做法是用著名校友的名字命名建筑物或豎立雕像。在斯大校園里，會計學與統計學大樓在1963年4月3日被命名為維沃爾德大樓，樓內掛著紀念維沃爾德的畫像，學校體育中心被命名為馬蘭紀念中心。在這里，除了進行室內體育活動之外，還舉行一年一度的畢業典禮。然而，世間沒有什么是永恒不變的，正所謂“世易時移，人亦異矣”。

曼德拉在斯大演講

1994年，南非實現和平過渡，少數人統治的白人種族主義政權終結，代表大多數人口的非洲人國民大會上臺執政。種族隔離從法律和政治上似乎得到解決，非洲人揚眉吐氣，當家作主。曾經是種族隔離思想大本營的斯大也揭開了新的一頁。1991年，出獄后的曼德拉第一次訪問了斯大。1996年10月25日，斯大打破不再授予政治人物榮譽學位的規定，授予已經擔任南非總統的曼德拉榮譽博士學位。曼德拉接受斯大的學位被認為是和解的標志。曼德拉在畢業典禮上用流利的阿非利卡語發表演說。他說：“雖然我們已經相互融合，但我們還將繼續在這塊遼闊的國土上融合，這仍是我的愿望。阿非利卡學校和阿非利卡人將不再漠視和孤立于我們正在創建的新國家之外，相反，他們將是這個新國家的有機組成部分。”曼德拉最后說，“大家知道，大學在把愿望變成現實中發揮著巨大作用。這就是我接受斯大榮譽學位的原因”，從曼德拉的演說中，可以看出他對大學在國家建設中的作用的重視，他也想用自己的行動告訴學生和教師，彩虹之國需要不同民族和文化共同參與建設。曼德拉的名言也成了“曼德拉日”的主題之一。那就是：“我們不必成為歷史的犧牲品，因為我們能讓苦難過去，然后我們都能收獲偉大的未來。”2004年，斯大還授予曼德拉的繼任者、南非總統姆貝基名譽博士學位。

曼德拉不僅是這么想、這么說，也是這么做的。面對歷史積怨和政治經濟現實，曼德拉政府成立由德高望重的圖圖主教領導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在弄清歷史真相的基礎上實現和解。毫無疑問，這個政策取得了良好效果，但它并不能解決歷史上形成的極度不平等的現實問題。于是，學生先后發起“必須打倒羅德斯運動”“必須廢除學費運動”等。前者要求羅德斯大學改名，推到羅德斯雕像；后者要求降低學費，解決教學大綱和教學用語中存在的非正義問題。顯然，這些運動雖然針對的是提高學費等現實問題，但反映的是非洲人生活水平沒有根本改善或不如預期的現實，深層含義是對歷史上的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沒有得到清算的不滿。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在新南非的突出表現是白人主導的標準、取向等及其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形成的結構依然存在。2015年9月1日，斯大學生和教職員工共同發起游行抗議，要求學校對所有族群開放，不但要清除分別發展的惡劣影響，還要改變語言政策，讓所有族群的學生都能通過公平競爭進入斯大學習。抗議運動中展露出來的對現狀的不滿促使學生運動不斷深化，后來竟然發展到提出“我們被曼德拉出賣了”這樣的口號。這是對和解政策的懷疑，是對執政者的抱怨，是對曼德拉等解放者為了獲得白人種族主義政權的讓步而做出的讓步的不解。換言之，不滿現狀的學生希望實現真正的去殖民化。具體到斯大，學生們要求消除學校的不公平政策，去除學校殘留的種族主義痕跡。

十字路口和馬雷斯雕像

順應時勢變化和學生的正義要求，斯大在2000年3月20日采用新戰略框架，承諾開啟開放的、廣泛的自我審查和自我更新進程，也承認在歷史上對不公正所做的貢獻，并承諾推進適當的糾錯和發展議程。南非和平過渡18年后，沃斯特大樓改名，并設立永久圖片展，紀念這個不幸的事件；20年后，馬蘭紀念中心改名；21年后維沃爾德大樓改名，維沃爾德畫像被移走，代之以南非國旗。學生還想把矗立在校園中心位置的馬雷斯雕像移走，因為他捐款建校是為了提升阿非利卡人的民族利益，但沒有成功。不過，學校通過在馬雷斯雕像前方豎立另一個由學生和教師創作的、名為十字路口的雕塑來實現與馬雷斯的對話，通過場景的改變實現了對馬雷斯雕像的新認識。確實，歷史不容遺忘，但這些“種族隔離之父”應該放置在種族隔離博物館中供后人評說，而不是置于公立大學勾起學生和老師的不愉快回憶。饒有趣味的是，在移走維沃爾德畫像時，維沃爾德的兩個孫子也參加了這個活動，而且都表示，他們歡迎這一行動。其中29歲的威廉不但已經加入非洲人國民大會，而且公開為自己祖父的罪惡懺悔，同時在教會做義工為窮人服務。他說：“分別發展不僅是一個善意實驗的失敗，還是一個道德失敗，是非正義。”32歲的博斯霍夫承認分別發展政策在執行中出現偏差，但依然認可它的道德基礎，甚至身體力行，要在奧拉尼亞建立一個阿非利卡人州。與其祖父的政策不同的是，他要建立的州不剝奪任何人的選舉權和公民權，也不強迫任何人遷徙。兄弟倆的不同認識和作為反映出南非白人對歷史和現實的多元認識。而這些不同認識和做法的存在說明，彩虹之國確實進入了一個多元一體的新階段。

然而，僅僅改名和移走雕像還遠遠不夠，學生們要求學習的語言和內容都要去殖民化，進而解構校園里根深蒂固的白人性，從而增強學校的開放性和包容性。雖然早在1977年斯大就聲明接收有色人種、黑人和亞裔人學生（當年14100注冊學生中，只有100黑人學生和550混血人學生），但因為仍然使用阿非利卡語作為唯一教學語言，學生來源多樣化政策事實上并沒有落實。2015年的學生運動要求學校把教學用語由阿非利卡語改為英語，因為英語是每個南非人從小學就學習的語言，而阿非利卡語與種族隔離有著不可分割的親密關系，是一種具有壓迫性和排外性的語言。使用這種語言教學和研究對已經占到總學生數40%的黑人學生既不公平，又容易勾起傷心的回憶（1976年，索維托黑人高中學生抗議政府把阿非利卡語作為教學用語，遭到殘酷鎮壓。）。2016年，學校發布了斯大語言政策，同意以英語為主要教學用語，同時準備投資7000萬蘭特使教師隊伍多族群化。2021年，學校修訂了語言政策，宣布學校執行多語種政策，平等使用阿非利卡語、英語和科薩語，尤其鼓勵在課堂和學術會議中使用科薩語。為此在教室和會議室安裝了同聲傳譯設備，幫助學生和學者進行跨文化交流。多語種的使用昭示了多元文化的平等地位，也為不同族裔的學生進入斯大提供了公平的機會，更有助于不同族裔的學生形成對斯大和南非的認同。

就研究和教學內容而言，以歷史學為例，斯大正在發生根本性改變。“欲知大道，必先為史。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這兩句話完全適用和平過渡前后斯大歷史學的變化。在斯大歷史上，其歷史系絕大部分時間都堅持阿非利卡人民族主義，研究和教授阿非利卡人的苦難和英雄歷史，強化作為阿非利卡人的民族自豪感、凝聚力和天選之民的優越性。廣大黑人、混血人和亞裔人最多只能作為陪襯或“他者”來彰顯阿非利卡人的偉大。不能客觀對待占人口絕大多數的非阿非利卡人的歷史，其實就是為了剝削和壓迫他們，類似于通過去其史而滅其國，使其失去在南非生存的合法性，為實行種族隔離和“分別發展”提供理論支撐。但是，南非和平過渡之后，原來的被統治者翻身做主，與此相適應的是需要賦予非阿非利卡人適當的歷史地位，需要積極開展研究，并為其在世界歷史中合理定位。于是，歷史系的人員結構發生了根本改變，由原來白人一統天下變成白人、黑人、混血人、亞裔人應有盡有。教師來源族群的改變帶動了研究和教學內容的改變。教授們的研究范圍大大擴展，除了研究社會史之外，還開拓了環境史、性別史等新領域，除了研究南非歷史之外，還關注南部非洲、整個非洲、金磚國家集團等不同區域的歷史。顯然，這改變了先前只講授阿非利卡人歷史、對阿非利卡人在歷史上扮演的角色盲目自信甚至迷信的狀況。教學內容的變化使學生對南非史、非洲史以及世界史都產生了新認識，使南非不同族群的學生都能對斯大產生歸屬感。更為難能可貴的是，歷史學家在揭露阿非利卡人把黑人和科伊桑人看作類人猿或狒狒的虛假敘述的基礎上，重新從長時段界定了南非不同族群的關系，以及不同族群與自然的關系，從而使學生開闊了視野，有助于樹立多元共生的歷史觀和人生觀。這對培養處于人類世和全球化進程中的新南非公民發揮了建設性作用。

克柔托婭

以克柔托婭命名的大樓

饒有趣味的是，歷史系所在的大樓在失火重修之后，并未沿用先前的命名，而是用曾經給布爾人當向導、在科伊人和荷蘭殖民者之間擔任翻譯或代言人的克柔托婭（1642-1674）的名字來命名。荷蘭殖民者曾經賦予她愛稱“夏娃”或“天使”。顯然，以她的名字命名建筑物具有很強的象征意義，以彰顯她在不同族群和文化之間發揮的溝通和橋梁作用，進而引導現在的學生和學者要做民族團結和融合的紐帶，在尊重多元族群和文化的基礎上共同建設美麗新南非，即彩虹之國。

風物長宜放眼量。在歷史的長河中，任何國家、任何大學都應該克服短期主義造成的局限，否則，走了彎路再糾正起來需要付出更大的代價，而有些代價是無法彌補的，會成為刻在歷史上的一道傷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