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虛偽地說著，所有法國人都擁有同樣的權利。但這不是事實。在法國出生、擁有法國國籍的非洲人后裔不會像白人一樣被視作法國公民……”

當地時間2023年6月30日，法國巴黎，垃圾被點燃。

在北非裔少年引起的輿論洪流席卷全國之時，法國青年教師穆尼亞與同伴們一樣震驚，同時，內心的無力感將她推向了持久的焦慮。她與這名17歲少年的背景是如此相似：父母是來自阿爾及利亞的移民、成長于被媒體污名化的大城市郊區（banlieue）、擁有別人眼中“奇怪而拗口”的阿拉伯名字和父稱。

當地時間2023年6月29日，法國巴黎郊區楠泰爾，一名17歲的少年被警察開槍打死，引發了抗議活動。

“我們經歷過白人從未經歷過的歧視。”在這起悲劇引發法國全國持續騷亂幾天后，穆尼亞憤懣地向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說道，“法國政府認為，法國不存在系統性種族主義。然而，當你是阿拉伯人或者黑人時，你被檢查和逮捕的可能性是白人的20倍。這就是我們受到的區別對待。”

6月27日，納赫爾死亡的消息傳出幾個小時后，在他被槍殺的楠泰爾市立刻爆發了抗議活動，次日，示威活動蔓延至全國各地。短短一個星期內，有超過5000輛汽車和1000棟建筑被縱火或破壞，超過250個警察局和近百個市政廳遭到抗議者襲擊。

當地時間2023年6月27日，法國巴黎西部的楠泰爾，消防員正在撲滅一輛被抗議者燒毀的汽車。

當地時間2023年6月30日，法國巴黎，自發抗議示威活動期間，一名抗議者被逮捕。

法國政府選擇嚴陣以待，在全國部署了4.5萬名警察，動員了裝甲車和特警隊。在連續十余個火光和暴力充斥的夜晚，有數千人被捕——他們的平均年齡僅為17歲，其中60%的人以前沒有犯罪記錄。

當地時間2023年6月30日，法國里爾，法國國家警察突襲戰術部隊的警官在街道上巡邏。

為了避免卷入事端，穆尼亞并未參與任何示威和破壞活動，她所在的政黨“法國穆斯林民主聯盟”（UDMF）也僅僅譴責了警察的暴力。“我們知道，除此之外，我們什么也做不了。再過幾天，也許大家就會忘掉這件事。”她說道，“到目前，我們還沒有看到有誰能夠終結這樣的荒謬。”

郊區在燃燒——這似乎是一個關于“法蘭西”的悖論：在對于許多局外人來說如此具有吸引力的社會表象下，怨恨正在沸騰。

房間里的大象

7月中旬，法國各地的抗議和騷亂已逐漸平息。但在憤怒的中心楠泰爾，空氣中依然彌漫著緊張的氣息。暴力的痕跡仍然布滿街道。一些被破壞到無法挪動的“僵尸車”停在路邊，金屬路標有的被連根拔起，有的已經彎曲變形。“警察去死”和“為納赫爾討回公道”的涂鴉標語填滿了社區的墻壁。

當地時間2023年7月3日，法國馬賽，一家商店的窗戶保護板上噴著“為納赫爾伸張正義”的字樣。視覺中國 圖

出于安全考量，楠泰爾市政府取消了7月14日國慶日的慶祝活動和煙花表演。“這座城市經歷了真正的創傷，我們知道7月14日不是郊區最安靜的時刻。”市政府工作人員謹慎地對媒體表示。

納赫爾的死亡勾勒出穆尼亞腦海里一段久遠的記憶。19年前，在楠泰爾500公里外的新霍夫（Neuhof），一名33歲的摩洛哥裔法國人哈桑在停車接受檢查時遭到一名“驚慌失措”的警察槍擊身亡。當時的社交網絡并不如現在這般發達，但悲傷還是很快在法國的移民群體之中傳播開來，同樣掀起了全國持續抗議的浪潮。

“這次比那時候更令人震驚，你會想，‘媽的，現在是2023年了，可是什么都沒改變’。”彼時就居住在新霍夫的法國導演赫查布·庫蒂爾，在事發后與社區的其他居民為哈桑組織了一場“白色游行”。近日接受媒體采訪時，他用沙啞的聲音描述了當時鄰居們的感受。

“顯然，我們都驚呆了，我們不明白這怎么可能，一個經驗豐富的警察怎么會開出這樣一槍？我們一直沒有得到解釋，我們只能（將政府的說辭）視為試圖操縱真相。”庫蒂爾說道，“我們在納赫爾的事件中再次發現了這一點，只不過這次我們有了視頻。這些謊言，更令人惱火。”

6月30日，聯合國人權高專辦對納赫爾事件表示關切，并要求法國“認真解決執法中的種族主義和歧視等深層次問題”。然而，法國政府一如既往地強調，“針對法國警察的種族主義或系統性歧視的任何指控都是毫無根據的”。

與此同時，法國警察工會基本無視了這樣的警告。“我們的同事和大多數公民一樣，再也無法忍受這些暴力少數群體的暴政。”在一份令人驚訝的通告中，法國警察工會將參與暴力的移民指作“害蟲”，并表示警察將持續進行“抵抗”。

穆尼亞向澎湃新聞發來一份2021年7月法國政府在美國弗洛伊德事件之后發布的一份報告，報告稱法國警察系統內部確實存在種族歧視的個例，但并不存在“系統性種族主義”。

對這種說法，她很難接受，因為在她看來，法國主流媒體的敘事中，罕見對肇事警察背景、開槍動機的探討，相反，報道對于受害人納赫爾移民背景及其家屬的犯罪史“格外感興趣”。而這次，在全國講話中，法國總統馬克龍將騷亂的責任直接歸咎于“父母、社交網絡和電子游戲”。

“事實就是，在法國，如果你有一個穆斯林名字，或者你戴頭巾，你找到一份工作的幾率就少了。有一些穆斯林拒絕和異性握手，比如我是一個女性，如果我拒絕和男性握手，我就會被當成是‘伊斯蘭分離主義者’，僅僅因為我不愿意握手……再比如說我去醫院看病，如果我不愿意男醫生給我看病，我可能會被罰款。”穆尼亞列舉了種種受歧視的“證據”，但同時她也承認，正是由于2015年以來一系列恐怖主義襲擊，讓許多法國人對待穆斯林移民的態度變得更強硬。

在法國，討論種族是一種禁忌——這種“政治正確”直接來源于法國大革命影響下的共和主義觀念與世俗主義政教分離（la?cité）原則。在這種原則下，解決種族主義問題的最好方式似乎是避免談論種族主義。

“談論種族主義的記者很難被認為是‘中立’的。”巴黎政治學院新聞學系研究生亞歷山大對澎湃新聞揭示出了這種“政治正確”在法國的地位，“即便是承認存在種族主義的左翼組織和媒體也稱，‘黃背心’、環保活動人士、無政府主義者、反資本主義者和工人階級社區對于警察暴力問題的斗爭與穆斯林移民群體是一致的。”

殖民主義的幽靈

就在一年前，一部名為《雅典娜》（Athena）的法國電影登上威尼斯電影節的銀幕，燃燒的火焰和憤怒的少年躍然海報上，情節于今日宛如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電影中，與納赫爾一樣，13歲的穆斯林少年伊迪爾被警察毆打致死，哥哥阿卜杜拉在新聞發布會上講話時，他憤怒的兄弟卡里姆抄起“莫洛托夫雞尾酒”朝躁動的人群丟去，拉開了全國混亂的序幕。

《雅典娜》海報

在這部反烏托邦政治驚悚片中，伊迪爾、阿卜杜拉和卡里姆三兄弟來自一個名叫“雅典娜”的郊區。在這里，象征著“平等自由”的法國與容納工人階級、移民后代的“另一個法國”之間的矛盾不可避免地爆發——這個法國是貧窮、暴躁而憤怒的，大多數情況下是隱形的。

即便是西方人也直呼，在西方，幾乎沒有哪個國家的公民比法國人更直率、一致地表達對公民平等的追求。上世紀80年代初的里昂騷亂曾引發法國反種族主義大游行，人們普遍認為這是法國穆斯林少數群體的民權運動轉折點。然而，直到四十年后的今天，沒有一場抗議和騷亂帶來任何富有成效的政治運動。

“在今天的法國，騷亂是啞巴的語言。”法國社會學家弗朗索瓦·杜貝對《世界報》這樣說道。正如《雅典娜》所展現的，穆斯林生活的郊區隱形于繁華、浪漫的法蘭西都市，他們在一個拒絕適應他們的社會中堅持自己的文化根基，他們希望自己被這個國家看到，希望他們的焦慮被聽到，但最終他們的聲音消失在空白的政治承諾中。

當《雅典娜》去年9月首映后，法國極右翼政客、政治評論家澤穆爾將這部影片斥為“為違反法律和秩序作宣傳”。而事實上，澤穆爾本人就是一名來自阿爾及利亞的移民后代。他的父母是阿爾及利亞的柏柏爾人，在阿爾及利亞戰爭爆發前，他們舉家搬到了法國本土。但與慘劇中少年不同的是，同是移民的澤穆爾擁有猶太信仰，他也從未在郊區的移民社區掙扎生活過。

澤穆爾 視覺中國 圖

無論是對于法國還是阿爾及利亞，過去永遠都不會被抹去。如今生活在法國的大約500萬阿拉伯裔民眾中的大多數都與過去那場血腥的戰爭有著某種個人聯系。避免談論“種族主義”，同樣是避免觸碰這段敏感的神經。

“我父母出生的那段時間，阿爾及利亞還是法國的一個省，所以我的父母也被當作法國人，但是他們沒有法國國籍。”穆尼亞表示，她的父母早已滿足入籍條件，但他們拒絕申請，因為在他們內心，憤怒、怨恨的情緒從未平息。

數字呈現出的歷史，是野蠻的。1954年至1962年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有多達100萬阿爾及利亞穆斯林被殺害，而幾乎同等數量的歐洲人——被稱為“黑腳”（pieds-noirs）的北非定居者被迫逃離家園，一貧如洗地回到法國。雙方都犯下了暴行，但更大的罪責顯然在于殖民國，法國被認為對數量眾多的酷刑、屠殺、針對平民的襲擊和拘留負有責任。

在2017年擔任總統后，馬克龍成為了第一位公開談論這段歷史并試圖療愈傷口的法國領導人。他承認這是“危害人類罪”，還委托著名歷史學家本雅明·斯托拉撰寫了一份關于法國殖民阿爾及利亞的報告，但這份報告沒有讓阿爾及利亞人滿意，反倒勾起了法國人的民族羞辱。

當燃燒的法國出現在世界各地的電視屏幕上時，某種程度上，它展示出一種殖民主義遺留下的、未完成的歷史進程。參加抗議和暴力活動的年輕人并不全然是北非人，他們有些是非裔黑人，甚至一些白人也加入其中，但其中許多人都揮舞著阿爾及利亞國旗，高呼著阿爾及利亞足球隊的口號——“一，二，三，阿爾及利亞萬歲”。

“盡管住在法國的阿爾及利亞人已經成為法國人，但他們認同父母和祖父母的過去。同時，法國人也自問，為什么曾為自己獨立而戰的阿爾及利亞人現在住在法國？”受馬克龍任命領導殖民調查的歷史學家斯托拉此前說道，“因此，有一道鴻溝，在雙方之間引起了巨大的痛苦甚至敵意。”

誰是法國人？

阿爾及利亞戰爭在歷史與現實之間埋下了一根暗線。

兩次挑戰馬克龍而名聲大噪的極右翼政客瑪麗娜·勒龐，其父老勒龐曾經在阿爾及利亞擔任情報官員，他身經越南戰爭、第三次中東戰爭和阿爾及利亞戰爭。1972年，老勒龐成立了民粹主義政黨國民陣線，該黨的許多高級領導人都曾在阿爾及利亞長大，或是“黑腳”的孩子，這一政黨正是勒龐目前領導的國民聯盟前身。

瑪麗娜·勒龐 視覺中國 圖

“我們的移民現在完全是無政府狀態。”勒龐在法國電視臺上稱，騷亂是“絕大多數外國的或有外國血統的年輕人”所為，這代表著這些年輕人正在“脫離法國社會”。

“誰是法國人？”——一個代表著國家身份危機的社會問題，已經成為法國右翼政黨、媒體和精英的政治工具。法國歷史上的左翼和右翼政府都試圖解決這一弊病，他們通常將貧困、暴力叢生的郊區與移民融入失敗聯系在一起。然而，穆尼亞認為，這些移民二代、三代當中，很多甚至不會說父母的母語，在觀念上，他們已經被“共和主義”的價值觀所同化。“在社會正義和邊緣化背景下的一個復雜問題，是穆斯林移民的宗教信仰。”

澤穆爾自詡為“真正法國”的代言人，深受法國民粹主義作家雷諾·加繆的“大取代”（Le grand replacement）理論影響。“根據他的種族主義理論，有一天法國再也沒有法國人了，只有穆斯林，法國決不能成為穆斯林的法國，絕對不能被‘取代’。”穆尼亞說道，不同于從前，這種輿論的受眾開始變得更加廣泛。

在近一個月的混亂中，法國極右翼的反移民敘事正在填補他們與主流政治之間的鴻溝。隨著抗議持續，人們對納赫爾之死的震驚和恐懼迅速演變成了對暴力騷亂的震驚和恐懼。在短短幾天內，一場由法國極右翼媒體名人讓·梅西哈發起的“撐警”籌款活動獲得了超過160萬歐元捐款，而為納赫爾籌款的總額僅超過40萬歐元。

有著埃及血統的梅西哈曾經是國民聯盟成員，2022年，他加入了澤穆爾的“再次征服”（Reconquête）黨，并擔任該黨的發言人。而該黨目前的執行副主席瑪里昂·馬雷莎爾是老勒龐的孫女、瑪麗娜·勒龐的侄女，她曾是國民陣線二號人物，但在2022年總統大選期間，她宣布支持澤穆爾。

納赫爾事件發生后，馬雷莎爾持續煽動著支持者，她攻擊阿爾及利亞的言論在法國社交網絡上如病毒般傳播。“阿爾及利亞人是法國監獄中人數最多的群體，42%的阿爾及利亞人（指移民）在法國沒有任何活動，卻靠著法國勞動者過活……我們不是阿爾及利亞的托兒所。”7月13日，馬雷莎爾在對支持者的講話中說道。這條視頻在推特上獲得了超過1.3萬個點贊。

馬雷莎爾的講話在推特上獲得大量轉發與點贊

“對歐洲生活方式的威脅”

馬雷莎爾的言論是對阿爾及利亞外交部對納赫爾之死評論的反擊。“阿爾及利亞政府認為，這些人還是他們自己的人，永遠是阿爾及利亞人。”她不但攻擊移民，攻擊阿爾及利亞，還把矛頭對準了近年來對阿爾及利亞放低姿態的馬克龍。“對于馬克龍來說，這是一記耳光，他太可笑了，阿爾及利亞政府在給他上課！”

面對極右翼輿論的夾擊，馬克龍政府一直試圖通過強調法律和秩序來應對移民問題，但在情緒化的輿論風暴中，理智于事無補。趨于躋身主流的勒龐和其他極右翼政客在未來幾年內一定會繼續利用這種情緒，他們在歐洲的“同僚”已經抓住了機遇。

法國總統馬克龍 視覺中國 圖

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稱，法國的暴力場景代表著“多元文化主義的失敗”，這也證明了他所在的右翼黨團將繼續推動在歐洲議會中破壞歐盟移民協議的計劃。意大利極右翼政客、前內政部長薩爾維尼則表示，法國騷亂是政府“多年來對伊斯蘭激進化和被犯罪主導的郊區疏于管理”的結果。

當地時間2023年6月30日，比利時布魯塞爾，歐盟峰會期間，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出席媒體發布會。視覺中國 圖

在西班牙，極右翼政黨聲音黨（Vox）在將于7月底舉行的議會選舉后極有可能與中右翼人民黨共同執政。“歐洲受到了一群反歐洲的人的威脅，他們破壞了警察局，燒毀了圖書館，他們不愿意適應我們的生活方式和法律。”Vox黨魁桑地亞哥·阿巴斯卡爾如此說道，“他們認為我們才是必須適應的人。”

除了影響國內政治外，極右翼已經具備了某種“塑造”歐盟的能力。“馮德萊恩的中間派歐盟委員會中有一名負責促進歐洲生活方式的專員，這一事實說明了一切。”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援引一名英國查塔姆研究所歐洲問題專家的話寫道，“這一職位的存在顯示出移民不再被視為一個困難的政策問題，而是對歐洲生活方式的直接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