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仁湘（章靜 繪）

四川三星堆遺址發現于上世紀二十年代末，是迄今我國西南地區發現的分布范圍最廣、延續時間最長、文化內涵最豐富的古文化遺址，為古蜀國都城遺址，年代約當商代。2001年2月在成都市區發現的金沙遺址，是公元前十二世紀至公元前七世紀古蜀王國的都邑。三星堆和金沙遺址的發現，為我們探尋古蜀文明及其與中原文明的關系，提供了豐富的資料。但同時，三星堆文明又顯現出與中原文明迥異的特征，有諸多謎團待破解。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仁湘先生多年關注三星堆和金沙遺址，近期出版了《三星堆：青銅鑄成的神話》《金沙考古：探尋古蜀人的信仰世界》，在接受《上海書評》記者的采訪時，他指出：“三星堆祭祀坑和金沙祭祀區埋藏的是滿滿的古蜀時代智慧的結晶，那都是古蜀時代獨特精彩的文創作品，是記錄一個地區一個時代思想的優秀文化遺產。沒有三星堆和金沙對古蜀文化的保存與發散，古代中國文化就少了許多活躍的動能。”

《三星堆：青銅鑄成的神話》，王仁湘著，2022年9月版

《金沙考古：探尋古蜀人的信仰世界》，王仁湘、張征雁著，巴蜀書社，2022年7月版

能否先請您談談您對三星堆文明的定性，作為一個政治體，它的社會形態、社會性質、復雜化程度是怎樣的？

王仁湘：我們一般談論的三星堆文明，是青銅時代的古蜀文明，是年代與商周時期大體相當的一個區域文明，不包括處于史前時期的遺存。古蜀是一個政治實體，是西南地區生成長成的一個區域性政治實體，與商周王朝的社會與文化有著緊密的聯系，有著密切的交流與互動。

四川廣漢三星堆城址

成都金沙芙蓉苑南地點遺跡

蜀，傳說它原本是一種昆蟲的名字，是會吐絲的蠶蟲，古蜀人很早就用這蠶絲織成了絲綢錦緞。后來這蠶成了部族的名稱，又因此有了蜀國和蜀王，也就有了別具一格的古蜀文明。

古蜀有諸位王者，各代古蜀王的名字，有一些最具代表性的保存在傳說里。蜀國的歷史，因為沒有納入中原主體史乘，只留下一些模糊的片斷，那些細節早已湮沒無聞。好在考古上的發現將許多的歷史事象揭示出來，我們又可以開始勾繪出古蜀文明的大致輪廓來。

許多學者探討古蜀與中原的關系，有一體論和分枝論，在文化上古蜀發展起濃郁的區域特色，卻也受到中原及鄰近區域的強烈影響。由信仰體系而言，古蜀與中原兩者之間更是難分彼此，只是古蜀人在藝術表現上發揮得更為奇詭神秘。

三星堆見到一些具有中原和南方商時代文化風格的青銅禮器，如銅尊、銅罍與銅鈴，還有一些玉器，從造型到紋飾都有雷同之處，它們有的可能是蜀外的輸入品，有的則是古蜀匠人的仿制品。由一些帶有明顯中原風格的禮器，我們看到了商文化的遠程輻射，這不僅是不同地區藝匠之間的交流，也是信仰認同的寫照。

一般認為古蜀王國是一個以神權為主導的社會，蜀人在神靈信仰中形成獨特的儀式，有一種獻祭儀式，是在祭儀完畢后將各種祭品毀棄并埋藏地下。人類給神靈獻祭的，是人自己覺得最喜愛最寶貴的物品，覺得人最需要的一定也是神最需要的。古蜀遺址中出土的大量精美文物大多不具備實際生活用途，而與宗教祭祀活動密切相關，祭祀之頻繁與祭品之豐富，體現了宗教祭儀在古蜀國社會活動中的深遠影響。

三星堆祭祀坑和金沙祭祀區埋藏的是滿滿的古蜀時代智慧的結晶，那都是古蜀時代獨特精彩的文創作品，是記錄一個地區一個時代思想的優秀文化遺產。沒有三星堆和金沙對古蜀文化的保存與發散，古代中國文化就少了許多活躍的動能。

從體質人類學的指標看，三星堆族群與當時的中原族群有什么差別？

王仁湘：三星堆族群與當時的中原族群的關系，從體質人類學指標上目前還沒有可能進行系統比對，數據資料還非常有限。

幾千年時光過去，在天府之國生活過的古蜀人，除了王族貴族，還有大量平民百姓，他們是什么模樣呢，又是怎樣的裝扮呢？

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的青銅雕像，我們已經比較了解古蜀人的形象了。金沙也出土了一些青銅與石質雕像，再一次展示了古蜀人的形象，進一步加深了我們的印象。古蜀時代的發式和服飾等細節，在出土藝術品中都有線索可尋。

青銅雕像的面相，因為采用了夸張手法，而且很多表現的是神靈模樣，所以不能與真實的蜀人等觀起來。但是造神的模樣，往往又是取自人體，所以神樣有時又是可以看出人樣來的。特別是雕像表現的裝飾，是可以看作真實生活的反映的。

金沙出土的一件青銅立人雕像，腦后垂著長辮，身穿長服，束腰，腕間戴鐲。最奇的是頭上的冠式非常特別，是一種從未見過的渦形冠。除了這種冠式可能有特別意義外，這件青銅雕像也許可以作為古蜀人的標準形象看待。三星堆所見的許多青銅雕像，腦后都拖著長長的辮子，是一道別樣的風景。

金沙還發現一件小型玉雕人頭像，這是一個側面形象，頭戴羽冠，大眼圓瞪，鼻頭高聳，闊嘴露齒，耳垂穿孔。玉人讓人有威風八面的感覺，如果表現的不是神靈，也應當是武士之類。

古蜀人的形象，在三星堆出土青銅大人立像、青銅人頭像和青銅面具、頂尊銅人像、執牙璋跪坐小青銅人像上，我們可以獲得非常具體的印象。三星堆青銅大立人像，臉形五官與人頭像并無太大區別，但頭戴高冠，穿斜襟長袍，赤足佩環，大立人當具有特別的身份象征，不同于一般人的裝束。

三星堆青銅立人像

古蜀人可能為著區分等級地位，服式、冠式和發式表現有不同形式。發式有椎髻、編發和盤發。服式有左衽、右衽、對襟的不同，也有長袍、短衣的區別。冠式有高冠、平頂冠和雙角式盔等。濃眉大眼，高鼻闊嘴，編發剃須，戴冠綴環，長衣束帶，這一定是古蜀人認定的美男子形象。

還有人們關注的蜀人“縱目”，也很值得思考。因為三星堆的青銅面具中有圓柱形突出眼球，人們拿它與文獻中的傳說比對，以為這就是“縱目”的蜀人形象，甚至說它就是蜀人始祖蠶叢的形象。其實這樣的面具并非寫實的人面像，有人說是古蜀人的祖先神造像。《華陽國志·蜀志》說，“有蜀侯蠶叢，其縱目”，未必就是說蠶叢長著突出眼眶的長眼球，縱目的意思不過就是相對直豎的眼睛，并非眼球突出的樣子。從古蜀人的藝術品上，我們看到了許多蜀人的自我造像，細致地了解到了古蜀人面相與裝扮。不用說，古蜀是一個很開化很文明的古族，蜀地是一個很發達的亞文明中心。

大型縱目面具

公元前316年秦滅巴蜀，這是古蜀國年代的下限。古蜀何時建國，以西漢揚雄所著《蜀王本紀》所載蜀王世系，有蠶叢、柏濩、魚鳧、蒲澤和開明五個王朝。如果這是實指的五位蜀王，以每位在位六十年計，一共不過三個世紀的時光。顯然，這不會是蜀國存在的真實年代。《蜀王本紀》說杜宇從天而降，“自立為蜀王，號曰望帝”，又說“望帝積百余歲”，如果按五王也都在位百年計，也不過五六個世紀。

《蜀王本紀》也提到了古蜀的紀年，《文選·蜀都賦》劉淵林注引揚雄《蜀王本紀》說“從開明上到蠶叢，積三萬四千歲”，而《太平御覽》引文是“從開明已上至蠶叢，凡四千歲。”將蜀史定為四千年長短，較之李白的“四萬八千歲”之說固然實際了許多，不過也還是顯得過長了一些。

也有人推測，這五代蜀王也許并不是前后相繼，他們是五個王朝的代表，中間應當還有更多的王位繼承者。這五王或許是因為留下的事跡比較重要，所以后人的記憶也會深刻一些。

也有人援引四川省境內新石器時代考古發現作為依據，如嘉陵江東岸廣元市中子鋪遺址最早，公布的碳14測年數據早到六千多年前，說明公元前四十四世紀古蜀先民確已在蜀地活動，這一遺址的年代與《蜀王本紀》所述的蠶叢時代正相吻合，由此可證揚雄說的“凡四千歲”并非信口開河。

不過這里說混了一個概念，蜀地很早就有人煙，并不能說有人活動就已經立國。倒是成都平原發現的若干座四千五百年前的古城遺址更值得注意，它們或許是蜀地諸部落建立的小國城邑。古蜀王國應當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大型部落聯盟，三星堆和金沙就是這樣的聯盟都邑所在地。

再來計算一下古蜀的歷史長度。公元前三世紀初，蜀為秦所滅。如果以四千多年前作為古蜀立國的起點，古蜀的歷史應當沒有超出兩千年的時光，也許一千八百年左右比較接近真實。三星堆和金沙作為古蜀前后相繼的都城所在，所處的歷史時段在距今三千六百至兩千六百年之間，也即是說，大抵相當于古蜀的盛年，是最為輝煌的年代。

還可以這樣來記憶：三星堆和金沙之前，古蜀立國經過了四五百年的發展；三星堆和金沙都邑存在的時間，約為一千年；三星堆和金沙之后，古蜀還有約三四百年的歷史。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將李白的話改為“爾來一千八百歲”了。

古蜀故地現在的四川人，并不都是古蜀人的后裔，大部分人的祖籍并不在四川，他們的先祖是晚近年代在“湖廣填四川”的移民潮中入川的。明末清初的近百年間，川中由于戰亂、瘟疫致人口銳減，偌大的四川剩下的人口只有幾萬之數了。清王朝采取“移民墾荒”的舉措，包括湖北、湖南在內的湖廣省等十余省的移民相繼到四川定居，入川人數達到一百多萬口。原有的幾萬人，融入了百萬人中，誰又能說明白誰是古蜀故地的土著呢。

除了湖廣填四川，四川歷史上還出現過多次移民潮，較早有記錄的一次是秦滅巴蜀之后。秦設蜀郡，移民萬家至蜀。我們熟知的臨邛卓文君，她的祖上就是北方的趙國人，正是在那次被強制移民入蜀的。當然這幾萬北方人的后代，不論繁衍成了多少人，在明清之際的動亂中剩下的也不會太多了。

那更早的蜀人呢，是土著還是移民，他們又是來自何方？更直接一點說，三星堆與金沙蜀人的祖先是來自哪里？

有人說，早期蜀人當有兩個來源。一支是五千至六千年前生活在川北嘉陵江流域的新石器時代山地人，他們從東向西遷入平原，成為古蜀先民。另一支是來自岷江上游的新石器時代人，后來入主成都平原。成都平原岷江兩岸發現多座新石器時代古城址，正是遷入平原的古蜀先民的遺跡。

做出這樣推斷的前提，是古成都平原一直是荒無人煙，到了五千年前才得到開發。恐怕也不盡然，其實對于五千年前的情形我們并不了解。當初成都平原沒有發現那些史前古城址時，人們也以為四千多年前也是荒無人煙，新發現讓研究者不斷更正著結論。

我們現在不能肯定，在古城時代之前，成都平原是否真的就只是動物們的競技場。而恰恰是在最近，考古人又報告了新發現的消息，成都平原居然找到了前古城時代人類的居址。這會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提示：成都平原及周邊的開發史，可能比我們想象的要早得多，甚至從舊石器時代起，古蜀先民很早就是這塊土地的主人了。古蜀先人的主體，也許就世居在龍門山和龍泉山這兩座龍山之間的平原上，這是一塊開發很早的沃土。建造天府的奠基石，在那遙遠的時代就已經在開鑿了。

從現有的發掘情況看，您覺得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三星堆文明的消失，三星堆與金沙遺址的關系是怎樣的？

王仁湘：任何一個古代文明，都有出現、發展和衰亡的歷史過程，都會走出由弱到強、由盛而衰的路，三星堆文明也不例外。

三星堆與金沙，是古蜀時期兩個代表性遺址，它們聯系緊密，又互有區別。

三星堆與金沙遺址的關系，現在能做出的判斷，是前后相繼的關系。兩個地點應當都有都城的性質，傾向性的認識是因特別的原因，都城由三星堆遷到了金沙。不過金沙至今還沒有發現古蜀城址，只是沒有發現，并不說明原本就沒有建城。

成都平原古代水患頻繁，自史前開始就有筑城傳統，筑城的目的之一正是抵御水患。三星堆城址建在水道旁邊，高大的城垣也一定具有防洪作用。三星堆城的廢棄與搬遷，可能與某一次歷史大洪水有關。成都由于后世的淤積比較明顯，古蜀可能存在的城垣遺跡應當埋藏較深，所以不易發現，推測未來會有機會發現的。

三星堆八個坑方位示意圖

三星堆的青銅器，在時代風格、制造技術、造型特征等各方面與中原王朝的青銅器有怎樣的淵源，我們非專業人群從直觀上看，感覺差別非常大。

王仁湘：三星堆的青銅器，最能觸動我們心靈的，是那些奇異的青銅神像。由于這樣的神像在中原王朝的遺存中非常罕見，所以我們得到的直觀印象是明顯的區別，這樣的印象過于深刻，很容易淹沒兩者存在的聯系。

古蜀人用青銅與玉石造作的神界，氣勢磅礴且機巧精致，生機盎然又神秘詭異。考古發現大量形體高大、威嚴神圣、地域特色濃郁的精美青銅文物，再現了四川先民獨特的生存意象與奇幻瑰麗的心靈世界，也體現出古蜀族非凡的藝術想象力與驚人的創造力。

造神易，造神界難，古蜀時代主要以青銅造出了神，也造出了一個特別的神界。古蜀人的神界并不僅僅只是存在于口口相傳的神話中，更是創作有大量真切的藝術品，讓你看得見，觸得著，聽得見，這些藝術品會直達你的心靈深處，你會產生共鳴，甚至發生震顫，讓你久久不能忘懷。

藝術是信仰飄揚的旗幟，古蜀時代的青銅藝術正是這樣一面飄揚的旗幟。古蜀人生活在自己營造的神界里，感覺與神同在，與神同悲歡。我們遇見的是青銅，是古蜀人用青銅打造的神界，我們感受到這神界的莊嚴與貞穆，還有奇巧與神秘莫測。

古蜀人營造的神界，有許多自己心中崇拜的神靈，在天有太陽神和太陽鳥，在地有地祇，還有連接天地的天梯神樹等等，當然還有祖先神，國王們無一例外都是傳說中神靈的化身。

就在兩個祭祀坑邊，新近又發現了幾個這樣的坑，一定還會有更多的發現在等待著發現者。對這些排列有序的器物祭祀坑，相信研究者再不會用外族入侵犁庭掃穴來定性，我們確信這些聚集在一起的埋藏坑，組成的是一座古蜀王國的國家祭壇。

三星堆城中的這一座國家祭壇，是蜀王定期舉行祭儀之所，是祭天或是祭地，還是天地合祭，這有待進一步研究。一次祭典留下至少一個埋藏坑，祭典很隆重，奉獻也很貴重，這樣的祭典舉行也不可能太密集。也幸虧有這樣的祭壇埋藏了這樣多的藝術珍品，不然我們對古蜀文明的發達程度也就不會有準確的評價了。

三星堆296號神壇完整復原方案

強勢文化是具有吸引力的，如果一個文化表現強勢，就如同在高地上的水泉，它會向低地奔涌。三星堆古蜀文明和二里頭、殷墟以及長江流域的文明存在非常明確的聯系，正是因為相關文化強勢影響的結果。

三星堆陶器、銅器和玉器與周邊文化表現出的相同和相似，體現了古蜀文化的包容性。那些具有禮器性質的器物，還表明蜀文明吸納夏商信仰文化的主動態度。

不過有一點要特別注意的是，中原文化因素在蜀文化中的播散慢半拍，或者說它存在的時間明顯后延，如玉璧、玉琮、玉璋這些意義特別的禮玉，是中原信仰傳統的典型禮玉，當中原地區的執著消退時，而蜀地卻熱情高漲。

成都金沙遺址出土的玉琮

中原消失的傳統，是可以在周邊區域尋找到的，正所謂禮失求諸野吧。湖北盤龍城、江西新干大洋洲的青銅器技術目前可以確定來自中原商文化，有專家說這是資源和技術的交換，三星堆是否和外界也存在這種交換？結論是肯定的，殷墟青銅器成分和三星堆青銅器來源一致，多來自南方。資源和技術交換這個說法，在研究上很有意義，技術作為一種知識體系，它是可以在傳播中進行交流的。而資源卻不同，它的交換更多的形式可能是以物易物，或者是掠奪，掠奪帶來的是戰爭。

三星堆蜀人消耗了大量的銅資源，大量的資源在蜀地南境以外獲得，在這過程中可能有過掠奪，有過戰爭，當然也不排除正常的貿易。

還可以進一步思考的是，那些商周產銅即銅礦所在的區域，自身并無足夠的需求，卻有規模性產出，這樣的采礦與冶煉生產應當有明確的貿易目標，這體現了產業的互補互惠。不同文化間的交流，也就順理成章了。不同區域的產業合作，在三星堆的時代也一定出現了。

您在書中提到了三星堆、金沙的眼睛崇拜、太陽神崇拜等元素，這些多元的崇拜是如何整合在一個特定文明中的？

王仁湘：三星堆古蜀文明的發現，讓我們看到了神話傳說中才能有的影像。眼睛崇拜和太陽神崇拜，是古蜀崇拜體系中最核心的內容。沒有見到高大的太陽神樹與造型奇詭的太陽神壇之前，我們無法想象傳說中的景象究竟是什么模樣。現在好了，神話的原本樣相直接呈現在眼前，不僅看得見，而且觸得著，一切都那么生動。

三星堆青銅器件上，特別是與人像相關的裝飾上，常見有眼形裝飾。仔細觀察發現，青銅立人像的周身布滿了眼形裝飾，除了雙眼獸面冠，下裳前后都有成組獸面裝飾，均以環眼作為主要構圖。在袞衣前后都有直行排列的眼目紋和成組橫排的簡化獸面紋，眼睛紋樣成了立人外衣的主要裝飾。布滿眼目裝飾的立人像，可以看成某種眼目的化身，這立人像是古蜀人奉行眼神崇拜的最好體現。

三星堆祭祀坑發現不少眼形裝飾，青銅人面獸面上各類變化多樣的眼睛造型，一些青銅人像身上的眼形裝飾，還有大量單體的青銅眼形裝飾，這是一種非常特別的藝術表現。如青銅神壇中部鑄出的操蛇四力士像，它們雙腿的外側都有對稱的眼形圖案；在另一座青銅神壇頂端有一尊跪坐的人像，殘存的雙腿外側也見到一雙眼形圖案；還有另一件小青銅人像的雙腿外側，同樣也見到類似的眼形圖案。這些青銅人像的雙腿外側都有相似的眼形圖案裝飾，它們的裝束是如此的一致，具有同樣特別的意義。

古蜀人對眼睛圖形如此熱衷表現，眼形對他們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象征，眼睛崇拜在古代蜀人的精神世界中是一個核心所在。這種眼睛崇拜只是一個表象，人們崇拜的并不是單純的眼睛，很可能目標是太陽。

金沙出土金箔四太陽鳥

我們知道薩滿教中的天神同時也是太陽神，太陽神往往被刻畫成眼睛形狀。在諸多古代神話中，太陽被稱為是“天之眼”，太陽神稱“天之眼睛”或“世界的眼睛”。日出日落，晝夜變化，四季更替，太陽給世界帶來生命，給人類帶來希望，太陽崇拜成為人類最普遍的信仰。在古蜀文明中存在大量反映太陽崇拜的藝術品，讓我們看到蜀人崇日祭日風尚的許多細節。

值得注意的是，甲骨文和金文中的“蜀”字，是一只帶著小卷尾的大眼睛，這個模樣與三星堆立人像冠式的側視圖相同，也與一些同時出土的獸面頜下附帶的眼形相同，這會不會是“蜀”字的本意？它原本就是飛翔著的大眼睛，而不是傳統認作的小小的蠶蟲。

天是那樣高遠，人若是要與天神交流，情理上應當有個通道。古代中國神話設計的人神交流通道是高高的大樹，樹可參天。扶桑、若木和建木，正是古代中國神話中的神樹，有的神樹被認為是通天之梯。神樹崇拜是古代世界共有的文化現象，先民們認為神樹能連通天地，溝通人神。

古蜀人也有神樹信仰，這神樹不僅只是口耳相傳，也不僅僅只是出現在有限的畫面上，他們是用青銅造出了高大的神樹。三星堆出土了八株青銅鑄造的神樹，推測是常設于宗廟用于隆重祭儀的通天神器，體現了古蜀人的宇宙觀，也記錄著他們的信仰。

三星堆出土的一號青銅神樹形體最大，由底座、樹枝干和龍體三部分組成，通高近四米。神樹采用分段鑄造工藝，是中國考古中發現的形體最大的青銅文物。樹體分三層枝葉排布，每層橫生三枝，枝端是一個花果，花果上站立一只鳥，一共是九枝九鳥。

三星堆出土的一號青銅神樹

三星堆一號青銅神樹示意圖

在《山海經·大荒東經》中記有這樣的神話：“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搖頵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葉如芥。有谷曰溫源谷。湯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于烏。”

湯谷即為暘谷，也就是太陽谷，是神話傳說中的太陽之家。這扶木也就是太陽樹，太陽止在樹行在天，都由太陽鳥載著。

扶木或又寫作扶桑，《山海經·海外東經》中說：“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扶桑樹，是太陽樹，是一棵神樹。

也許這青銅樹就是傳說中的扶桑，是古代“十日”神話的情景再現。曾經有過的十個太陽，傳說是帝俊與羲和的兒子，這十個太陽每天輪流上天當值，一個在天上當值時，另九個就在扶桑樹上。三星堆青銅神樹上有九只神鳥，它們就代表著九個輪休的太陽，這是一棵太陽樹，樹上行止太陽鳥，正契合了《山海經》中的神話傳說。

三星堆另一棵二號青銅神樹已成殘體，有樹座和主桿，頂部殘缺，可見枝端也立有銅鳥。神樹三面各有一跪坐銅人像，守護著神樹。其它還有一些小體量神樹，枝端也見有立鳥。這樣的神樹，可能也是扶桑，都是太陽樹。

金沙有領銅環三太陽鳥

我們容易忽略的是，隱在這神樹上的還有一條神龍。繩索狀的龍體蜿蜒在樹干上，上尾下首，好似剛好從天而降。其中的寓意還不能完全理解，但這龍的出現自然為神樹增添了許多的神秘氣息。

還有一株神樹，呈雙樹連理并立之形，這也許就是傳說中的天梯。《山海經·海內經》《淮南子》《呂氏春秋》中都提到傳說中的建木，建木生天地之中，有百仞之高，眾神緣之上下。這建木便是天梯，是溝通天地人神的橋梁，伏羲、黃帝等“眾帝”都要由神樹天梯上下往來于人神之間。

站立在青銅神樹前，想一想古蜀時代創作神話藝術的工匠們，他們為制成這些高大的作品傾注的心力。自然也會想到，中國神話的許多篇章，原本與古蜀人的精彩奉獻有關。

三星堆發現了城墻，卻沒有文字，而金沙遺址未發現城墻，良渚文化也沒有文字、青銅器和貴金屬，您覺得這些情況對于我們理解古代文明有怎樣的啟示？

王仁湘：文明形成的標志，是學界熱衷討論的話題。城墻、冶金與文字的出現，被當作文明出現的明確標志。但是這些標志全面具備，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也存在一些缺憾的，所以不能“求全責備”，文明的形成標志，并非缺一不可。

三星堆發現了城垣，金沙卻沒有發現。沒有發現，只表示還沒有發現，并不能肯定沒有。在三星堆和金沙都沒有見到明確的文字，這也是很大的一個缺憾，當然也只是還沒有發現而已，并不能最終認定古蜀不曾使用或擁有文字。有或者沒有文字，并不影響對古蜀文明的認定。古蜀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地域古政治實體，是一個較為強盛的地域政體和文化體。

三星堆與金沙遺址都未發現文字，他們與傳世文獻中記載的古蜀國以及商代甲骨文中出現的“蜀”能建立關聯嗎？

王仁湘：三星堆屬于古蜀文明，這個文明其實我們了解還不夠透徹，不夠深入。試想如果沒有三星堆和金沙遺址的發現，我們對古蜀文明又能了解多少？有了三星堆和金沙的發現，我們對古蜀的了解大大推進了一步，但是這樣的了解距離透徹還很遠。

漢代人揚雄說古蜀國沒有文字，甚至不知禮樂。在成都金沙遺址出土的古蜀文物上，我們沒有見到文字類的刻畫。同樣在三星堆的文物上，也沒有發現明確的文字證據。要知道在中原地區的這個時候，不僅有甲骨文，還有大量鑄造在青銅器上的銘文。古蜀人是沒有自己的文字呢，還是不樂意將文字刻畫書寫在器具上呢？

我們知道，商代晚期至西周時期已有成熟的文字，殷墟甲骨文和金文是最好的證明。但在殷墟甲骨文沒有被發現被認定之前，人們并不知道商代有系統文字。在殷墟出土的龜甲、獸骨上發現商王室記錄了大量的與占卜有關的文字，這個時候人們才恍然大悟，原來商代不僅有文字，而且有相當成熟的文字。

金沙遺址也發現了占卜用過的龜甲，但上面卻并沒有發現任何文字痕跡。不過這并不代表古蜀國沒有文字存在，我們現在發掘的僅是金沙遺址的一角，還有更多遺存有待進一步發掘，到那時說不定就會見到文字資料。再說古蜀文字并不一定刻在卜甲上，它很有可能在其他可以書寫刻字的材質上，這樣的材質又很難保存到今天，要有所發現是很困難的事情。發掘時再細心一些，也許會在樹葉、樹木和布帛上發現文字證據，中原地區現在看到的文字載體都是卜甲和銅器，但不能認為只有甲骨與銅器上才會有文字，只是其他材質上的文字還沒有發現而已。

大家都對在三星堆發現文字非常期待，為什么這么期待文字？漢代人揚雄說古蜀國沒有文字，甚至不知禮樂。如果古蜀沒有自己創造出文字，他們由商引進現成的文字，應當不會太難。事實上引進文字的事曾經發生過，在巴蜀兵器上看到了多例戰國文字證據，相信更早年代的證據一定會出土。

有學者認為，按照文獻的說法，古蜀確實沒有文字記載。不過漢代文獻又說一個名叫尸子的人曾在蜀國著書立說，尸子在秦國曾與商鞅一起變法，秦惠王繼位后，公子虔等人誣告商鞅謀反，商鞅遭車裂之刑。尸子秘密逃入蜀地，在川蜀終老一生。尸子在蜀著書，“凡六萬余言”，名為《尸子》。尸子跑到一個沒有文字傳承的地方去著書，他也一定將這文字傳播到了那里。

雖然在三星堆和金沙并沒有發現鑄有巴蜀符號的典型器物，不過對于所謂的“巴蜀符號”有沒有文字特征，是不是古蜀國的文字，倒還是有必要作些思考。學者們所謂“巴蜀符號”，是指鑄刻在古代巴蜀兵器、樂器和印璽等銅器上的符號，時代屬戰國至西漢初期，明顯晚于金沙和三星堆跨越的時代。這類符號或單獨出現，或組合排列，這樣的器物有數以千計的發現。

常見的巴蜀符號有虎紋、手心紋，也有不少幾何形符號。因為有些符號具有明顯的圖畫性質，具有圖解寓意的特征，又被一些研究者稱為“巴蜀圖語”，也有的直接認作巴蜀圖形文字。這些符號既不同于甲骨文，也不同于金文，在不能確認它是文字之前，暫稱為巴蜀符號也還是可以的。

巴蜀青銅器上具有徽識意義的符號

古文字學家很重視這些發現，將巴蜀文字分為甲、乙兩類，認為都是文字。也有學者認為這些圖符是一種拼音文字，也有人說是古代巴蜀的象形文字。更有學者說，巴蜀文字不但有兩類，而且兩類文字均可在商代找到其起源的痕跡，巴蜀文字最初起源于蜀，后來傳播至川東，成為巴蜀地區通行的文字。當然考古家的態度可能要謹慎一些，他們認為巴蜀符號不大可能是文字，而是一種圖畫語意符號。我自己也曾對此作過研究，認為符號的構形非常規范，符號組合也有規律，它應當是巴蜀時代的部族徽識，是區別彼此的圖標。

有一點是要肯定的，就是這樣符號中相當多的元素都已完成定型化，應當有固定的意義。不同符號組合起來，也一定具有明確的含義，所以將它看作是巴蜀文字體系也不為過。我們要走進古蜀人的心靈，走進他們的生活，走進那個神秘的遠古世界，這些符號應當是不可或缺的鑰匙。

不論是三星堆還是金沙，確實沒有發現確定的文字，沒有見到自證為蜀的直接證據，但即便以漢代蜀地和戰國蜀地前溯，我們依然可以肯定成都平原天府之域，一定屬于古蜀故地，那一區域發現的商周之際的文化遺存，非古蜀莫屬。

刻有字符的巴蜀青銅兵器

我們推想三星堆人的出行，因為水網縱橫，應當是以船行為主。在成都出土的戰國時代銅壺上鑄有水軍在船上作戰的場面，出現了雙層樓船。考古中還發現不少船棺，這又是當時交通行船的證據。往前追溯，行船，造船，在三星堆時代出現沒有懸念。一般人或者就是步行，而且是光腳。看到很多青銅人像都是赤腳，這也是低濕環境帶來的結果。蜀人其實還有精神旅行，他們鑄有通天神樹，讓自己的心由神樹登天祭神。心有多遠，路就有多遠，沒有什么路比登天還遠比登天還難，三星堆古蜀人也許就是這樣想的。

三星堆這一座寶藏雖然已經發現了快一個世紀，金沙也發現了二十多年，但我們對它們的認識也許還只是處于初始階段，因為關于古蜀的發現還只是露出來冰山一角。對這些排列有序的器物祭祀坑，相信研究者再不會用外族入侵犁庭掃穴來定性，我們確信這是一座古蜀王國的國家祭壇。

各個坑的方向，與城址的方向相同。成都平原發現的多座史前城址，還有史前幾批墓葬，也都是這樣非正南北的方向。這是一脈相承的傳統，也是先民智慧的呈現。

我們從衛星圖上看，四川盆地并不是圓盆形，而是一個長方形，是一個傾斜約45度的方盆形，而這正與先民們建城、筑墓挖祭祀坑所確定的方位吻合，這不會是巧合吧？八座祭祀坑整體的方位也符合這一原則，這也不是巧合吧？

三星堆城中的這一座國家祭壇，是蜀王定期舉行祭儀之所，是祭天或是祭地，還是天地合祭，這有待進一步研究。一次祭典留下至少一個埋藏坑，如果一年一祭，或者一位蜀王舉行過至少一次。祭典很隆重，奉獻也很貴重，這樣的祭典舉行也不可能太密集。也幸虧有這樣的祭壇埋藏了這樣多的藝術珍品，不然我們對古蜀文明的發達程度也就不會有比較準確的評價了。

說明：本文圖片來源于《三星堆：青銅鑄成的神話》《金沙考古：探尋古蜀人的信仰世界》，感謝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廣漢三星堆博物館、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提供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