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大衛·鮑伊訪談錄》（Bowie on Bowie），好似他的一生淺淺流過。

《大衛·鮑伊訪談錄》書影

和不同采訪者的交談匯成水流而凝結成的文字，是大衛·鮑伊意識和思想最表層的溢流。漣漪的波紋很美，吸引你讀下去，期待發現底下的秘密。水里的石頭，銀鱗閃閃的游魚，是一再出現的某些內容，比如對經典角色的詮釋，黑暗時代的反省。但水下的秘密，仍舊對你保密。

磚頭一樣厚的一本訪談錄（560頁），哪怕看完，也只能淺讀他的一生。大衛·鮑伊是個誠實又健談的受訪者。他很愿意表達自己。通過幾十年的采訪，他展示了大樹枝干的形態，可是有幾片樹葉呢？它們如何捕捉風的窸窣，經受蟲的噬咬，完成一次又一次呼吸和水的循環，都是秘密。

采訪者知道，這種活動是一場隨機的冒險。不僅雙方無法通過主觀努力保證采訪的質量，甚至連質量本身，都無通用的標準。一噸流暢的廢話，也能搭出一篇相當漂亮的采訪。雙方互抱敵意，對話怒氣沖沖時，卻可能含有一粒鉆石，留給后人去采擷。

該書主要收錄大衛·鮑伊的文字采訪

訪談集收錄了大衛·鮑伊1969-2003年間的32篇文字采訪。如果勤快的讀者在一兩天之內讀完，會產生看幻燈片放映的效果。一幀幀影像快速掠過，卻沒有快到電影的連續效果。由此產生的眩暈感，讓人感受到時間。大衛·鮑伊既是時間的參照物，也是時間流逝的象征。

從初出茅廬的小子，到被世人看作豐碑（他說過，我死后，墓碑怎么夠，我要一座紀念碑），摩西一般分開人流的紅海，采訪大衛·鮑伊的文章，也從對話雙方滔滔不絕、互相挑戰的長談，變成試圖對他一生作概述的簡練文字（改一改就是訃聞）。

從同一個人的身上，可見媒體、社會環境的巨變。采訪者對他敬意的漸增，對1970年代看法的趨同（無比懷念），映照出今天缺乏想象力與活力的沉悶。鮑伊也這么想。他認為今天的社會更加碎片化和不寬容。如果他多活幾年，會發現這種趨勢正在加劇。從訪談來看，非常有可能，曾經引領潮流，像海綿一樣從思想、科技、文化各個領域汲取養分的大衛·鮑伊，也不免對今天的世界生出畏懼。他會希望科技的進步遭到阻礙，AI放慢進化的腳步嗎？很可能會的。

大衛·鮑伊雖說是個天才，也是他自己時代的產物。他也經歷對未來憧憬，充滿信心，然后產生懷疑，尋找答案，在探索中發現“一生一剎那”的普遍過程。鮑伊的思想多變，絕不愿重復老把戲。“如果一種方法行得通，說明它已經過時。”

饒是如此求變，也有一種不變的觀點貫穿整本訪談錄。那就是，“變色龍”根據環境改變體色。黑白分明的上世紀五十年代是一個原點（對大衛·鮑伊來說，他出生于1947年）。1960年代開始，西方世界的美夢破裂，矛盾和混亂搞亂人的頭腦。“世界不會重歸原貌，我們不可能參透所有的事情。”身處混亂，就用創作反映混亂。他用不同的歌詞，表達同一種自我毀滅感。世界末日的可能性，被當作內心問題的表現。當焦慮的螞蟻爬滿大衛·鮑伊，他用“紀實”去架構和發展焦慮。如果螞蟻不能被清除，就讓它們成為作品的血肉。

這是最優秀的創作者才具有的能力。在訪談中，他始終強調自己不是閉鎖心門、自詡天賦異稟的創作者。相反，他盡力觀察社會，捕捉時代的信息，非常樂意向采訪者一一列舉影響過自己的人和作品：吉米·亨德里克斯、“奶油”、“新！”、“罐頭”，還有與他有很多交集的伊基·波普、婁·里德……“音樂應該是聚集理念的籃子……而不是與世隔絕的嬉皮士，始終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大衛·鮑伊不喜歡嬉皮士那一套。就算他不反復提及，了解他的人也能猜到。“愛與和平”沒問題，讓人厭煩的是口號式的說教，一成不變的裝扮和思想。他討厭音樂圈的鄙視鏈，看不上那些壯大到一定程度，就固步自封在小圈子里的“獨立樂隊/音樂人”。他不喜歡的，還有鄉村音樂。“鄉巴……”，及時住嘴。時間來到21世紀，謹防禍從口出，大衛·鮑伊也需提醒自己不必暢所欲言。自然，他也不會喜歡中產階級。“主要是美學方面的限制，以及拖后腿的中產階級意識。”

這本書的讀者，多少想從大衛·鮑伊的口中，一探他之所以是“大衛·鮑伊”的成功秘訣。鮑伊沒有讓他的讀者失望，抖落一些星塵。

1970年代，他對各種神秘主義深感興趣。“我一直覺得自己是某樣其他東西的載體……我看到一些當下正在發生的事，試圖把它們引向某些焦點，好讓它們能在未來融匯。”過后他堅稱，哪怕是再離經叛道的嘗試（引入納粹元素），都只是對其中神秘元素的好奇使然。

他迫切地想嘗試不同的道路，把自己置于不同的影響之下沖刷。把啞劇融入舞臺表演，戲劇的情節楔入現場，用畫畫記錄音樂（畫圖給樂手看，幫助他們理解音樂）。鮑伊想做個通才，有過隨身攜帶“圖書館”上路的驚人之舉。

他十幾歲的時候想當佛教僧侶，被認為不合適。音樂的路從小就決定要走，到了中年，反而對后面的路怎么走感到迷茫。他意識到自己創作全憑直覺，和婁·里德旁觀者的敘述性創作很不一樣。他使用象征主義的創作手法，聽憑本能，擅長取用手邊的文字、信息碎片，拼成一首首其意自現的歌曲。

齊吉·星塵、阿拉丁·薩恩、瘦白公爵，大衛·鮑伊創造的那些分身，全都來自青春翻涌的時期，“也是情緒非常不穩定的時期”。對于藝術家創造分身這種行為（更不用說以虛構人物為生的小說家），創作者本人有各種各樣的說法。大衛·鮑伊的說法帶有多重人格的危險暗示。美麗的藝術品“齊吉”源自他的青春活力。隨后“這個混蛋附身于我，好幾年不肯離開”，影響到創作者本人的身心健康。直到事情開始變得危險，他回到歐洲，告別令人著迷的分身，投入德國電子樂的懷抱。

悲傷的孤獨的柏林，使他難再唱出“讓我們想著和平與愛”這樣的歌詞。“柏林三部曲”——《英雄》《低》《房客》表現出的未來主義，被很多人理解為冰冷的科技感。鮑伊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不能用一般表示情感的詞語來形容我的作品，比如愛，比如憤怒”，但也不是冰冷的。“那是深藏在人們腦海深處，極少能夠被抒發出來的另類情感。”

1980年代是低潮。那段時期的采訪，充滿大衛·鮑伊對四人樂隊“罐頭機器”的驕傲和感念之情。然而樂隊沒有獲得成功，評價和銷量雙慘。以后的采訪中，大衛·鮑伊仍不斷回顧這段時期。他承認1980年代確實是他的低谷，對音樂失去信心，竟愚蠢地創作了幾張迎合大眾口味的專輯。但他堅持認為，是這支樂隊使他重獲自由，在流沙中站穩腳跟。至于具體的原因，奇怪的是他說了那么多次，始終沒有清晰的答案。

或許，是一種作為團體中的一員而不是領袖，滋生出的溫暖感情幫助了他。早年，大衛·鮑伊主動逃避人際交往。把自己打扮成視覺閃電的同時，他的生活也如閃電，刺穿烏云。后來他意識到巡演不必像災難現場，也可以和熟悉的人建立舒適環境，讓事情少一些磨難；可以有朋友，和朋友吃一頓飯，撥一通電話。尋常人的尋常事，是人類的正常需求。

他開始出于理性思維而創作，越來越像一個普通的人類。鮑伊對毒品的看法，一遍遍說到自己也煩。苦心的勸誡，使他像戒毒會慈眉善目的老爹，飽嘗失足之苦的過來人。

對他的采訪，也越來越像為他的離開所作的準備。這一行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即使一個人還活著，只要不再引領時尚，從山巔退場，對大眾來說，等于大半只腳已踏進墳墓。

1990和2000年代的大衛·鮑伊狀態回勇。采訪者們禮貌地表現出對他新作品的興趣，不吝贊許。骨子里，卻仍舊執著于他的弄潮兒時期。鮑伊和采訪者們，共同畫出他人生的簡略軌跡……這很無聊，幸好大衛·鮑伊一貫思維活躍，而且熱愛閱讀和思考。在后期那些板正的文章里，他像一只烏賊游走在框架中，噴出一團團思考的黑霧。

這些黑霧，有些睿智，有些是陰謀論的怪談。如果我是采訪者，即使對面坐著神樣的大衛·鮑伊，偶爾還是想按下快進鍵，跳過漫天吹水的部分，進入神話的核心。但我知道，這是奢望。采訪者有個通病，總是幻想在電光石火的一小時之內，挖出受訪者本人都未察覺到的秘密。我們想要鉆石，總是得到灰塵。

大衛·鮑伊和鮑勃·迪倫在太多的方面截然不同。對死亡的態度，倒是沒什么差別。迪倫認為，因為有死，生才有意義。鮑伊也覺得追求長生不死很可笑。年輕時，他就覺得人不該不顧自尊，拖著衰朽的身軀拼命想要活到90歲。新千年之后，他說，“上帝已死，哲學上，我們完全茫然”。

在那篇采訪中，他像年輕時一樣，再一次提到“混亂”。《低》《英雄》時期的悲觀主義，促使他在絕望境地以憐憫之心為安慰。當時的他覺得，“就算是費心勞神寫下這一切或者只是想一想，也算某種抗爭”。

時間改變了他的地方是：大衛·鮑伊曾經覺得混亂很可怕，后來適應了“生活是混亂的”這一理念。1992年他和伊曼結婚，找到幸福。混亂仍然是他眼中世界的形態，并且已沒有新的東西，不需要新的東西。“我們只能把我們已有的東西做到最好，如果我們能因此變得快樂……沒有架構，沒有計劃，我們也沒有進化。”

如果你把大衛·鮑伊看作明燈，或許會對這樣的言論失望。那個令人興奮的人，不再提供新的興奮點，反而指出，我們不需要新的東西。他成了洞察的智者，因為有了妻子和女兒，比從前更加留戀人間平淡的生活。

電影的套路一再告訴我們，天馬行空的人一旦對塵世產生真切的依戀，就快要到退場的時候。生命的最后十年，大衛·鮑伊沒有再接受采訪，因為覺得無需通過這種方式傳遞思想。盡管，他想要參透的事情一定還有很多。他決定，這些都可以在靜默和創作中完成，不必再通過大眾媒體的嘴。他和自己對話，創造黑暗的畫面，然后摧毀它（這一切只能在藝術中完成）。“我真的覺得，我必須做音樂。”

吸入，呼出，像呼吸一樣自然，直到黑色永遠降臨的那一刻。因為各條道路都試過，到最后，鮑伊說他不會再做以前沒做過的事。

活得圓滿，所以不再懼怕死亡。一本訪談錄，意想不到地給我這樣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