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龍浩

一

時光如白駒過隙，自我本科進入歷史學專業，逐漸對中國當代工人史、工業史產生興趣，到讀博期間具體進入三線建設史領域，我非常慶幸的得到了學科、專業內外多位老師、前輩的指導。稍有遺憾的是，我在學習中不夠主動，也不夠勤奮、務實，沒有能夠向各位老師和其他的優秀前輩、老師，做更多的學術探討，學到更多的知識。

我的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的導師馮筱才教授是引導我走上三線建設史研究、中國當代工業史研究的最重要的領路人。馮老師長期深耕于近現代經濟史領域，并在不斷開拓深化新的研究領域。他特別鼓勵學生進行學術創新，我的同門中，既有用新理論、新視角、新材料研究較為傳統的地方社會史、家族史和基層政治動員等議題的，也有直接研究環境史、消費文化史等新興領域的。創新總是艱難的，我們對新領域、新視角的探索，都離不開馮老師的指導和鼓勵。他還與香港中文大學科大衛教授（David Faure）等多位學者，共同建立了華東師范大學民間記憶與地方文獻研究中心，致力于進行面向民間、基層的史料收集與調查研究，多次邀請香港中文大學、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等多所學校的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學者，召開學術會議，并組織進行田野考察。我作為會務人員，有幸參與了這些活動，耳濡目染中學到了許多田野調查、口述訪談方面的方法與技巧。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馮老師親自帶隊前往湖北進行田野考察，采訪了一些“二汽”建設親歷者，我也得以初步接觸了湖北十堰市和第二汽車制造廠（現東風汽車集團前身，以下簡稱“二汽”）的歷史。

恰逢此時，2018年，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李德英教授邀請馮老師作為課題組成員，共同申請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攻關項目“三線建設歷史資料收集整理與研究”，并獲成功。因為對中國當代工業史、工人史的長期興趣，以及前期田野調查的一些積累，我也榮幸被吸收進入課題組，真正進入三線建設研究領域。

在多位老師支持鼓勵下，我也得以參加了幾次全國性的三線建設學術研討會，如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舉辦的“三線建設歷史資料搜集整理與研究”開題報告暨學術研討會（2019年1月，四川成都），三峽大學和上海大學主辦的“記憶與遺產：三線建設研究”高峰論壇（2019年11月，湖北宜昌），攀枝花學院、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主辦的“三線建設與新中國70年發展道路探索”學術研討會（2019年12月，四川攀枝花），并報告了自己階段性的論文成果。

2019年11月于湖北宜昌參會期間，參觀白馬營三線遺址

2019年12月于四川攀枝花參會期間，參觀攀枝花鋼鐵廠車間

在這些學術會議上，不同學科、領域的學者，從政治、軍事、外交、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視角對三線建設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研究，極大擴展了我的學術視野。各位學界前輩同仁對筆者論文的評閱討論，也極大幫助我不斷糾正錯誤認知，逐漸厘清研究的重點與難點。中國社會科學院陳東林研究員，上海大學徐有威教授、呂建昌教授，四川大學李德英教授等三線建設領域的前輩學者，不僅以身作則不斷深化三線建設研究，也鼓勵、幫助我這樣的后輩學人投身三線建設相關研究中。徐有威老師不僅帶領團隊做了很多資料收集、口述訪談的扎實工作，更不斷開闊三線建設研究的新領域、新視角，引領后輩學者，筆者也深受徐老師啟迪和鼓舞。在相關學術活動與平時學習研究中，宜賓學院周明長教授、四川外國語大學張勇教授、三峽大學馮明老師、攀枝花學院王華老師、上海交通大學張楊老師、四川大學粟薪樾老師、國防大學蔡玨老師等都給予了我極大幫助與啟發。

2019年12月四川攀枝花參會期間，與上海交通大學張楊老師等參觀蘭尖鐵礦

二

對于博士論文具體研究的“二汽”和三線工業史領域，我最初是有一些畏懼的。雖然我從本科開始，就進行了一些工人史、工業史方面的研究，但都不夠深入。對于工業史、汽車工業史涉及的一些經濟學、管理學，甚至機械、材料等理工科知識，文科出身的我知之甚少。馮老師以他多年對中國近現代經濟史的深入研究，敏銳的察覺到這一領域的研究價值，鼓勵我進行相關研究。

在博士求學期間，我的碩士導師中國人民大學的辛逸教授也一直對我的學習狀況，給予了極大的關心。他一直鼓勵學生關注學術界前沿理論、優秀作品，在研究的基礎理論與邏輯起點上就盡量求新。老師們的鼓勵幫助無疑是我進入三線工業史這一研究領域的重要推力。

通過一定的了解學習，我也逐漸認識到無論從學術價值還是現實價值而言，中國當代工業歷史的研究，均有可以深入之處。從國際學術發展趨勢而言，發達國家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現代工業發展后，學界均開始重視對于本國工業史、技術史的研究。從理論角度而言，近年來學界對過度強調金融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反思較多，重新重視起實體產業的意義，特別是其中先進復雜制造業的重要作用。為此，一些經濟學家提出了衡量實體產業發展水平的指標，如早在2009年，哈佛大學經濟學家Cesar A. Hidalgo和Ricardo Hausmann就提出了經濟復雜度指數（Economic Complexity Index，即ECI指數）；著名跨界物理學家、經濟學家，麻省理工大學教授塞薩爾·伊達爾戈，也提出以知識技術為代表的“信息”所造成的“產品復雜性”，能夠在很大程度上衡量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與增長潛力。作為現代復雜制造業的代表，梳理總結三線建設中汽車工業的建設歷史、經驗與成效，無疑是加深理解中國當代工業歷史的一個有利窗口。

由于特殊的地理條件，“二汽”許多廠房依山而建，呈長條狀布局。照片為2017年到湖北十堰進行田野考察所拍

經過和馮老師的多次討論，我確定以第二汽車制造廠的初期建設歷史為中心，撰寫畢業論文。在搜集資料的過程中，馮老師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人脈資源，幫助我聯系湖北汽車工業學院的黃永昌老師、馬保青老師等，他們進而幫助我聯系到多位親歷二汽早期建設的老職工，為這篇論文打下重要的材料基礎。從上海前往湖北十堰查閱檔案，花費頗大，車費、住宿費等對我們學生來說是一筆不小的開支。馮老師都盡可能幫我報銷這些費用，讓我們盡可能多去進行田野調查和查閱檔案，我真的感激不盡。

“二汽”初期建設時，大量廠房、住宿區就是如圖中一樣，建在山腰。照片為2017年到湖北十堰進行田野考察所拍

為節約建設材料等，“二汽”初期建設時，大量生活用房采取“干打壘”的方式建設。照片為2017年到湖北十堰進行田野考察所拍

由于深感我在工業史方面視野與理論的局限，在歷史學系和馮老師幫助聯系下，華東師范大學國際交流基金的資助下，我得到了前往印度德里、荷蘭阿姆斯特丹參加相關會議，到德國魯爾波鴻大學（Ruhr-university Bochum）東亞研究系交流訪學的機會。在2017年3月由印度勞動與就業部V.V.吉里國家勞工研究中心舉辦的“全球勞動關系史研究網絡第一次會議”（First meeting of the Global Labour History Network，2017.3，New Delhi）上，我做了主題報告《從“身份”到“契約”的艱難轉型——1500年以降中國勞動關系的研究回顧》（the Difficult Transition from Status to Contract: an overview of the researches about the labour relationship in China from 1500）（具體經歷可參見舊文《印度參會記：印度的勞工研究與多元化社會》，澎湃新聞·私家歷史2017年4月3日）。2018年6月，我有幸參加由國際著名勞工史研究機構、馬克思手稿主要收藏地荷蘭皇家藝術科學院國際社會史研究中心（IISH，Amsterdam）舉辦的“20世紀中國勞動人口國際工作坊”，報告了論文《對1950年和2000年中國勞動人口的試分類》。在與各國學者交流學習，對當地圖書資料、工業歷史遺產的查閱考察中，我逐步加深了對世界工業史研究的了解。

2018年6月在荷蘭國際社會史研究中心參加學術會議期間，與時任中心主任Jan Lucassen教授合影

從廣度和深度方面而言，在工業史方面對我幫助最大的，還是在德國魯爾波鴻大學（Ruhr-university Bochum）訪學的經歷。我的德方導師莫克莉教授（Christine Moll-Murata）長期從事中國近現代經濟史、工業史，和中西方經濟史的比較研究，治學嚴謹精深。她不僅向我介紹了德國學界對中德工業歷史研究的基本情況，推薦閱讀相關書籍，與我討論研究成果等，也在生活上給予了我極大的幫助。每到周末，她便帶我考察魯爾地區的主要工業遺跡，還與她的家人聚會、熟悉德國文化等。在她的引薦下，我還有幸結識了魯爾波鴻大學歷史系的斯特凡·貝格爾教授（Stefan Berger）。貝格爾教授是歐洲著名的史學理論、社會史、工業史專家，在與他的交流中我受益良多，并獲他贈與圖書。在德期間，在波大讀博的李正東、范妮樂（Nele Fabian）和湯秦等好友，既為我提供了研究上的啟迪，也極大幫助了我適應德國的生活。正東兄作為斯特凡·貝格爾教授的高徒，研究方向是中德工業遺產的比較研究，我們共同參觀了位于埃森市的世界文化遺產關稅同盟煤礦工業區（Zeche Zollverein, Essen），位于奧伯豪森市(Oberhausen)萊茵工業博物館等，深感德國對自身工業歷史發掘與工業遺產保護利用之重視。

在德國魯爾波鴻大學訪學期間，旁聽該大學教授有關魯爾地區經濟與社會轉型問題的講座

在德國訪學期間，參觀位于埃森市的世界文化遺產關稅同盟煤礦（Zeche Zollverein, Essen）

三

對世界工業史有了初步了解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與歐美等工業化先行者相比，中國工業化起步時在自然地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均差異極大，這種狀況使得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的過程，既帶有一定的普遍性、遵循了一些工業化的本質規律，也的確在具體路徑、表現等方面有一定的特殊性。其實，從“李約瑟難題”，到“加州學派”對于中西方歷史“大分流”的研究，都已經暗含了這種學術思考。在1990年代的“現代化”研究熱潮中，亦有諸多學者討論過“多元現代性”的問題。拋開這些理論問題不談，僅從實踐層面而言，我也在對三線工業歷史的初步研究中，發現了大量獨特的建設經驗。對這些特殊路徑、經驗及其背后因素的分析，或可加深我們對共和國前三十年工業建設，甚至整個中國近現代工業歷史的認識。

但要達成上述研究目標，除了要盡量收集、整理相關上層文獻史料外，還需要收集大量更加體現中下層微觀歷史狀況的檔案資料、文史資料、民間史料和口述史料等，是一個不小的考驗。為此我先后多次前往東風集團檔案館、十堰市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等檔案機構，查找摘錄相關檔案資料；還于2017年11月、2019年11月到12月，兩次前往湖北十堰市，進行了前后近兩個月的實地資料收集、田野考察和口述訪談。2019年7月，我隨四川大學三線建設研究團隊，前往四川成都，貴州貴陽、安順、都勻等三線建設地區，進行了田野考察與口述訪談。

2019年12月在湖北十堰田野考察期間，采訪原“二汽”鍛造廠廠長王治寶先生

2019年12月在湖北十堰田野考察期間，采訪原“二汽”發動機廠廠長丁冬喜先生

2018年7月，我與四川大學李德英教授團隊在三線企業貴州飛機制造廠進行田野考察。從左至右分別為：李德英，張萬欣，吳金貴，萬興馳，王艷慶，粟薪樾，蔡玨，崔龍浩

這些考察訪談經歷，不僅幫助我收集了大量檔案文獻資料和口述資料，還加強了對三線建設、三線人的主觀體認。在進行口述訪談的過程中，面對作為后輩和非專業人士的筆者，這些親歷歷史，從業數十載“二汽”老職工、老工程師，耐心的解答著在他們看來是一些基本常識，甚至有些幼稚的問題。比如作為專業技術、管理人員，他們自然知道“二汽”初建之時一些體制制度、產品和技術方面的不足，但也更加理解這些不足背后的現實限制條件。他們耐心的向我解釋，當時汽車工業更多是解決“有無”的問題，而不是“好壞”的問題，同時也會坦率的對一些當時甚至是后來長期存在的體制、技術問題，表示不滿。原二汽副總工程師、總冶金師支德瑜老先生，九十余歲高齡仍筆耕不輟，不僅在他長期從事的汽車材料領域繼續建言獻策，也早在1990年代就對提出我國汽車工業應該進行新能源轉型，極具前瞻性。在接受我們訪談的過程中，支老先生具體介紹了“二汽”材料工作的特點，讓我們看到了作為一個科技工作者的責任與追求。在后來的資料閱讀中，我了解到在“文革”期間，一些“二汽”的技術人員、干部職工，為了堅持基本的科學建設規律、建設原則，與極“左”思潮進行了艱難的抗爭，甚至承擔了極大的政治風險。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就是圍繞廠址問題產生的一系列風波。在檔案資料和口述史料的基礎上，我撰寫了《“備戰”與“運動”下的三線企業選址——以二汽廠址問題為例的考察》一文，對二汽初期選址的過程與相關爭論、政治風波進行了初步梳理。

我的階段性論文《“備戰”與“運動”下的三線企業選址——以二汽廠址問題為例的考察》，刊載于《歷史教學問題》2021年第2期

在湖北十堰進行資料收集與田野考察的過程中，我得到了湖北汽車工業學院的邱春江老師、計毅波老師、黃永昌老師、馬保青老師、劉明輝老師等多位師友的幫助。邱老本身就是二汽早期建設的親歷者，不僅自己接受了我長達數小時的訪談，還為我介紹了其他親歷者。黃永昌、馬保青老師不僅幫我聯系了數位二汽老職工，馬老師還親自駕車陪同我，進行了數次訪談。因為他們本身都是歷史研究者，在學術研究方面也給予我極大啟發，介紹了許多歷史背景和他們的學術觀點，供我學習。湖北工業職業技術學院的田運科老師，對于二汽歷史的研究亦頗深，對我學術上的啟發亦極大。如果沒有各位當地前輩學者的幫助啟迪，我的研究是難以進行的。

2019年11月參觀位于湖北十堰的湖北汽車工業學院校史館，圖中老人為“二汽”建設親歷者、湖北汽車工業學院邱春江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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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在湖北汽車工業學院馬保青老師陪同下，到湖北十堰花果園社區采訪“二汽”老職工

在這些前期研究中，我逐步加深了對三線工業、“二汽”建設的認識。曾有學者用“螺螄殼里做道場”來形容攀枝花鋼鐵基地在弄弄坪地區的艱難建設，其實整個三線建設，又何嘗不是這樣。無論是外部的技術、貿易封鎖，還是內部的資金、技術不足，經濟基礎薄弱，都給三線工業建設造成了極大的困難。但是即便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依然看到了許多三線建設者結合實際條件，采取了多種舉措推進建設，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比如筆者具體研究的“二汽”建設中，大量史料表明其在生產組織、產品、技術、管理制度等諸多方面，均進行了一定的探索、創新、升級。在這一思路基礎上，我撰寫了《“三線建設”前后中國復雜制造業的探索——以第二汽車制造廠為例的考察》一文，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三線建設分會、上海大學、西南科技大學主辦的“第三屆全國三線建設學術研討會”（2021年10月，四川綿陽）上進行了報告。

當然，在這些建設中，我們也能看到很多不足與問題。其中讓我感觸最深的一點，就是與革命戰爭時期及至建國初期，僅僅依靠群眾動員式的“大干快上”“人民戰爭”，就可以取得一定的建設成效不同，在“二汽”等更為復雜的三線工業建設中，只有依靠更加科學、合理的建設規劃與生產管理等，才能取得較好的建設效果，否則就會影響建設、生產，甚至造成嚴重的損失。這一過程中，可能暗含著中國經濟體制和管理模式轉型的重要背景，也促使我思考經濟、工業以外的政治、社會轉型等問題。

四

在更深一步的史料閱讀和口述訪談中，一些生動的故事也促使我進一步思考三線建設中政治、社會、文化轉型等問題。

在一些傳統印象中，三線建設主要是一場國家利益導向的建設運動，基層民眾只是被動的承擔者、甚至是“利益受損者”。但在實地的考察訪談中，我經常能夠聽到三線建設對于親歷者個人際遇的重要改變。比如筆者訪談過的一位湖北當地的中專畢業生，畢業后被分配進入“二汽”。對于出身農村的青年來說，讀完中專要付出很大的代價，能夠進入“二汽”這樣的大型國營企業，他本人和家里都感覺非常滿意。與“二汽”一樣，大量三線企業都進行了大規模的本地、本省招工，極大改善了當地青年的就業狀況。而對于一些老企業的工人來說，遷入新廠也未必就是壞事。我采訪到的一位“二汽”老職工，因為家庭出身原因，雖然成績優異但沒有機會進入大學，通過招工考試進入了“一汽”。但在人才濟濟的“一汽”，高中學歷的他想成為技術人員并不容易，而他的師傅、領導，大多也是三十幾歲正值壯年，評級、晉升方面的前景也不樂觀。同時，作為建廠十幾年的老企業，難免存在一些人際矛盾、圈子文化，在“文革”中，更產生了一些“派性”矛盾，作為普通職工很難置身事外。當聽說援建“二汽”時，這位老職工選擇主動報名，希望可以在新的企業發揮更大的作用，也擺脫了原單位復雜的人際關系。后來他不僅在二汽職工業余大學（即現湖北汽車工業學院）圓了自己的大學夢，還逐漸成長為一名工程師，為“二汽”建設做出了優異的貢獻。而當時與他情況、想法類似的，并不是個例。

2019年12月在湖北十堰田野考察期間，對原“二汽”發動機廠老職工進行初步集體訪談

當然，對于參加三線建設，在一些職工中也存在著一些異議。這當然與當時一些政策不夠合理、過于強硬有關，比如黃龍灘水庫移民中對當地農民生活的嚴重沖擊等。同時可能還有一個更加宏觀的背景，那就是隨著經濟工業建設的不斷推進，社會群體的利益取向更加復雜，“人民內部矛盾”更加凸顯。筆者在口述訪談中發現，往往是一些已經在原單位、原城市生活比較安穩滿意的職工，對于進入偏遠山區參加三線建設，意見較大。這些職工原生活的上海、北京、長春等城市，無論是工作、生活，還是醫療、教育、文化條件均比較優良，與大部分三線企業所處的山區農村相比更是天差地別。筆者從網絡購得到一本從“一汽”調入“二汽”的職工的生活筆記，從中可以看到他在“一汽”時，幾乎每個星期都可以去觀看一到兩次電影、話劇，業余生活比較豐富，而到“二汽”后全然沒有了這方面記載。工作生活條件上強烈的落差、背井離鄉的困苦、對于自身和子女前途的擔憂，自然引起了許多職工的不滿。時至今日，一些來自北京、上海的老職工在談到留在原城市的親戚、同事現在的家庭條件、退休待遇、醫療條件和子女教育就業等問題時，仍不免流露出羨慕與不甘之情。正是基于這些現實因素的考慮，在一些回憶文章中也能看到，個別三線企業的領導干部并沒有很好以身作則，將自己或家人的戶口遷入三線地區，而是留在了北京等原工作城市。我們也常常能夠看到，相比于一些資格較老的行政干部，反而是一些政治、人際背景不夠深厚，飽受政治運動沖擊的技術干部，在這方面表現的更好，遷出了自己和家人的戶口。雖然“二汽”中這種現象非常鮮見，但仍能嗅到一些社會風氣的變化。據上文提到的那位湖北本地中專畢業生回憶，與他進入“二汽”感覺非常滿意不同，他認識的一位湖北某地市級領導的子女，對于進入“二汽”并不是特別滿意，后來還私自離廠，不知所蹤。

某“一汽”調“二汽”職工個人筆記中有關在長春期間所看電影、話劇等的記錄

從這些田野考察與研究思考中，我深深感到三線建設研究對于探討中國當代經濟、工業歷史，甚至是政治、社會、文化轉型均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因此在博士論文的最后撰寫中，我不僅從工業史角度梳理總結了“二汽”的初期建設史與一系列獨特經驗、教訓，也從廠地關系調整和企業、社會管理模式轉型等角度，探討了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的悄然轉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雙重困境，說明彼時中國無論是政治體制、經濟體制，還是對內對外政策，均需要進行一定的調整、升級，并最終發生了改革開放這一重大歷史轉折。另外，從現實意義而言，三線建設研究亦有很大的價值。當今中國的內外部形勢與三線建設時期存在著諸多相似之處。在外部局勢方面，國際動蕩加劇，軍事威脅加強。在經濟層面上，不僅面臨外部技術封鎖，經過一段時期發展我們可以借鑒模仿的對象越來越少，對科技、產業自主創新的要求越來越高。在社會層面上，社會利益格局更趨復雜，階層、資產、地域、職業等之間的利益差異不容忽視。如何在保證國家政治、軍事戰略需求的同時，“自力更生”進行科技創新、產業升級，保持經濟發展，平衡不同群體利益，凝聚發展力量，三線建設中有著大量相關經驗教訓，值得進一步挖掘，是我們理解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參考。

我的博士論文《深山起“東風”：中國第二汽車制造廠的早期建設（1964—1975）》（2023年5月，華東師范大學）中，對“二汽”從規劃建設到基本建成量產能力的早期建設歷史進行了初步梳理、分析

我也受到過多位老師的提醒，歷史研究者往往容易在個案研究中對研究對象產生情感傾向，并夸大研究對象的意義與普遍性等。在這一方面筆者無疑沒有做好，在以往的研究與行文中，常常難免情感傾向與各種層面上的“過度闡釋”。在此只能提醒自己在以后的研究，謹記“二汽”只是一個個案，從其政治、經濟地位而言，甚至是帶有一定特殊性的個案，并不能單純以其為依據，判斷三線建設的成效與得失。如果想要進一步加深對三線工業的認識，無疑需要更多企業和行業個案的研究，并且深入到企業、行業內部的制度、產品和技術能力等變革。對于“二汽”的初步研究，也無疑只是我三線建設研究的一個小小起點。

在不斷開拓三線建設研究疆域、擴大三線建設研究隊伍方面，徐有威教授等三線建設研究界的前輩，為我們樹立了優秀榜樣。

徐老師不僅在國內外撰寫出版了大量小三線建設領域的研究論文與論著，更是一位杰出的學術組織者，主持召開了多次三線建設研究學術會議。包括這一組織三線建設研究者撰寫自己三線建設研究經歷與心得的活動，意義十分重要。于我這樣的研究起步者而言，徐老師當然有幫助后輩學者梳理、展示、反思自身研究經歷與思路，鼓勵我們進一步推進研究的好意。但是更重要的，是通過相關學者對自身三線建設研究經歷的撰寫，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形成三線建設學術史。與所有學科領域類似，三線建設研究的研究史理應成為三線建設領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其次，不同學科、專業、研究主題的三線建設研究者，有此機會交流自身的研究經歷與心得，也有助于我這樣的入門者豐富、深化對三線建設的認識，盡量避免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最后，以徐老師鼓勵學界同仁包括學生進行三線建設研究的計劃而言，這一活動無疑也有利于向學術界與公眾展示三線建設豐富、深厚的學術意義與現實意義，感召更多各行各業的有志者進入三線建設研究。而近年來不斷涌現的三線建設研究成果，也充分證明了這是一個極具學術潛力的新研究領域，值得更多各界研究力量的投入。本人的經歷就是最好的明證。愿與國內外各位朋友一起添磚加瓦，為當代中國史的學科建設略盡綿薄。

作者簡介：崔龍浩，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供職于長春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長春理工大學中國工業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