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1日，今年2月14日當選的南非總統拉馬福薩（Cyril Ramaphosa）表示，將啟動對南非憲法的修改，從而推動南非土改，把土地“重新分配給黑人和窮人”。

這實際上意味著對南非白人農場主所擁有土地的無償沒收和再分配：現有430萬人口的南非白人（包括英裔和布爾人，即南非荷蘭人后裔）僅占南非總人口的8%，卻坐擁南非農地總面積的72%，而南非黑人（主要是班圖祖魯人）占總人口比重80%，卻只擁有南非農地總面積的4%，即便土改真的兌現“平等分配”的諾言，也勢必演變為“黑人瓜分白人農場”的一幕——當然，南非執政黨非國大（ANC）激進派及其支持者會辯稱“白人農場主所擁有的農場是幾百年前從黑人手中掠奪而得”。

連日來，一些同情南非白人農場主的組織不斷使用各種語言，在Youtube等平臺廣泛發布“針對南非白人的種族滅絕”的信息，引發海量轉發。早在去年，澳大利亞特恩布爾政府（8月24日剛剛被黨內“逼宮”下臺）曾對南非白人處境表示“同情”，幾天前接受福克斯新聞采訪的美國總統特朗普更對南非土改表示“譴責”，指示國務卿蓬佩奧 “審查對南非白人農場主的土地侵占和大規模殺戮”，引發南非政府“干涉內政”的憤怒反駁，以及諸多非洲國家的側目。

正如許多歐洲分析家所言，特朗普并不了解非洲歷史和地理，就在同一則訪問中便說錯了多處典故，但南非政府的自我辯解同樣有“護短”之嫌。真實情況究竟如何？

熟悉非洲情況的法國《解放報》記者弗蘭茨·杜盧普特（Frantz Durupt）指出，許多宣稱“南非白人農場主正遭受大屠殺”的網絡信息，其數據和消息來源為諸如RiposteLa?que和Fdesouche之類的網站，但這些網站的數據無法核實。一些較有根據的統計則顯示出不同的狀況：南非農民組織（AgriSA，絕大多數成員為白人農場主）提供的數據顯示，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間，共有47名南非農民被謀殺，幾乎是過去20多年來最低的，遠低于1997-1998年同期的153起；但與此同時，針對農場和農場主的攻擊數量的確在上升，同期為561起，而前一個年度只有478起，但如果以20年為單位進行衡量比較就會發現，總體曲線仍然呈螺旋下降的態勢。

值得一提的是，AgriSA的上述數據并不只限于白人農場主，另一個更傾向于同情南非白人農場主的組織“南非農場主論壇”（AfriForum）統計顯示，2017年1-10月針對白人（不僅限于白人農場主）的謀殺共計72起，但即便該組織自己的數據也不能充分支持其“針對白人農場主大屠殺全面展開”的論斷——去年11月他們曾給出2016-2017年度（12個月）共發生638起針對白人農場主襲擊、74起謀殺的數據，兩相比較，惡性案件的確明顯增多，但還談不上“謀殺”，更與一些熱門推文所揚言的“黑白內戰”離題萬里。

在非洲時政研究方面具有權威性的雜志之一——《非洲看板》（Quartz Africa）指出，不論支持南非土改的極左翼，還是試圖引發針對南非白人農場主廣泛同情的極右翼都在“煽情”，卻并不在意其論點、論據和論證間能否自恰。而杜盧普特則表示，近幾年南非白人農場和農場主所遭受的攻擊增加，更多是該國同期社會治安混亂、惡性犯罪率劇增所導致的，白人固然深受其害，黑人和其他族裔也概莫能外。

剔除這些偏激和情緒化的東西，必須指出，南非共和國及其執政黨ANC改變了自1994年南非廢除種族隔離制以來所遵循的“彩虹國”原則，不再以溫和的態度對待南非白人中最穩定、最安土重遷、最具備南非國家認同的群體——農場主，轉而采取了“激烈剝奪”（如果還不能說是“暴力剝奪”、更談不上“種族屠殺”的話）的措施，在某種程度上這的確容易讓人聯想到1994年以前的“舊南非”，只是剝奪者和被剝奪者調換了一個位置。

但這恐怕是別無選擇的選擇：南非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盡管南非仍然是非洲開發銀行（AfDB）信息所顯示的、僅次于尼日利亞和埃及的非洲第三富國，但仍有52%的南非人生活在貧困線一下，26%的南非人得不到溫飽，600萬人口（約占總人口10%）艾滋病毒HIV陽性，犯罪率居高不下，每年死于謀殺者達數千人，數以萬計城市貧民在簡陋的棚戶區棲身……殘酷的數據顯示，盡管“新南非”成立以來推行了一系列對黑人傾斜扶持的政策，并培養出一批黑人富豪、貴族，但就整體而言，南非黑人的“翻身”仍局限于政治方面，在經濟方面他們的狀況并未得到顯著改善——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南非白人年均收入是黑人年均收入的5倍之多。

指責“新南非”成立以來的唯一執政黨ANC是容易的：“新南非”經濟總量仍然“看上去很美”，但已喪失了“舊南非”時創下的“非洲唯一工業化國家”面貌，而不得不與諸如尼日利亞這樣的新興非洲經濟體為伍，“彩虹國”未能延續“舊南非”的工業化和均衡發展道路，反而步其它非洲鄰國后塵，過于依賴資源、礦產型經濟，并在國際需求下降的背景下不得不轉而重新把目光盯向農地和農場。可以說，不論經濟或社會治理，ANC和“新南非”，都交出了一份“不及格”答卷。

但簡單指責他們“敗家”甚至“賣國”是更加不公平和罔顧史實的：“舊南非”的“發達”是將所有黑人剔除在統計數據外所實現的。

舊南非黑人占總人口71%，卻只能呆在被分割得支離破碎、只占總面積12.7%的不到300塊保留地里，1951年舊南非通過《班圖權利法》（Bantu Authorities Act），在這些保留地上組建了632個人造的黑人“自制單位”（部落），1959年《班圖自治法》（Promotion of Bantu Self-Government Act）規定這些“自制單位”將合并為8個所謂獨立的“黑人家園”（班圖斯坦，Bantoestan），自1971年至1983年，先后建立了加贊庫盧、西斯凱、博普塔茨瓦納、卡恩格瓦尼、夸恩德貝勒、夸祖魯、庫瓦、文達、特蘭斯凱、萊博瓦共10個班圖斯坦，其中西斯凱、博普塔茨瓦納、特蘭斯凱和文達更被舊南非宣布片面“獨立”。根據《班圖自治法》，所有南非黑人都只能擁有上述10個“黑人家園”的“國籍”，而沒有南非國籍，他們也無法享有當時那個南非聯邦任何權利，只能作為毫無權利和保障的最底層“外勞”，在南非白人開設的礦山、工廠內打工，甚至無權在白人社區工作。正因如此，幾乎每個南非“白人城市”邊上都會有一個十分龐大的“黑人城市”，比如約翰內斯堡邊上就有人口近百萬、貧民窟一般的索韋托，以供黑人“外勞”居住和生活。

這個時代的南非黑人收入菲薄、待遇低下，毫無社會保障，甚至連體育比賽都被隔離。按照合眾國際社一位資深非洲記者的話來說，當年的南非并非一個國家，而是三或四個國家：社區，商店，公交工具，都會被人為分為“白人專用”“亞裔專用”和“黑人專用”，有些甚至還會在“黑人專用”中再細分為“文明的”和“不文明的”。南非最流行的運動足球，同時擁有4個足協——1892年的“白人的”南非足協，1930年的南非印度人足協，1933年的南非祖魯人足協（成員都是黑人），以及1936年的南非有色人足協（成員是既非白人也非黑人、印度人的有色人種），而地位最高的體育項目橄欖球，倒是只有一個協會，可這不過因為該項目完全被白人所壟斷。

在這種體制下，南非聯邦時代的“南非人民”——白人生活水平是很高的，作為非洲當時唯一的工業化國家，享受著不亞于G7國家的生活水平和社會保障，他們在曼德拉之后的“新南非”社會地位和生活水平是下降的。

與之相反，當時連南非公民權都沒有、甚至只能被稱作“班圖人”而不配叫“南非人”的南非黑人，在種族隔離時代結束、南非共和國成立后，生活水準是明顯上升的（雖然因為“新南非”執政的非國大治國無方，這個生活水準的上升離人們期望值很遠，更達不到昔日白人在舊南非時的水準，但畢竟舊南非白人的高水準生活，是建立在將七成人口剔除在外，任由“人民”盤剝基礎上的，而“新南非”雖然出現明顯“逆排斥”，但南非白人仍然還是南非公民）。南非黑人是現在這個南非共和國里的“南非公民”，換言之，“人民”，而在種族隔離時代，他們并不是“南非公民”或“人民”。

說到底吧，舊南非即種族隔離的南非聯邦，與新南非即現在的南非共和國，其實是建立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兩個不同國家，在這兩個國家間，71%的“人民”是互不重疊的，因此實際上沒有辦法比較兩個時代“人民”生活狀況有何變化。

正如《非洲看板》上一篇文章所指出的，ANC早在種族隔離時代就提出“把白人農場主土地分配給黑人”的“斗爭綱領”，這個“綱領”一直未曾刪除，只是在謀求“和解”的曼德拉和隨后的姆貝基時代被擱置、淡化。不可否認，曼德拉為首的ANC溫和派在構建“彩虹國”時真誠希望“和平共處”——黑人“翻身做主”，白人也不會失去什么，大家“快樂地永遠一起生活下去”。

問題在于治國無方的ANC歷屆政府都無法讓南非經濟這一只羊剝下兩張羊皮——一張確保南非白人“生活水準照舊”，另一張確保以前“根本不算人、至少不算南非人”的南非黑人“經濟和政治一樣大翻身”。正是因為無法剝下這兩張“羊皮”，繼承曼德拉溫和衣缽的姆貝基才會被黑人“暴發戶”、持草根激進立場的祖瑪取而代之，也正是意識到無法再用政治成果去安撫因得不到經濟成果而愈來愈躁動的廣大黑人暨ANC支持者，思想上和姆貝基水乳交融的曼德拉在黨內矛盾最尖銳之際公開站到了祖瑪一邊。

祖瑪是“生意人”，盡管迎合草根黑人激進口號，甚至在內閣中設立“農村發展與土改部”，并于2014年6月22日由該部部長恩昆蒂（Gugile Nkwinti）推出土改方案，主旨是責令擁有商用土地的農場主“必須將手中50%土地所有權無償分配給農民”，但并未強制性推行，事實上他試圖通過發展采礦業、引進外來投資和恢復制造業去“養羊”，只要有“第二只羊”，無論置換、贖買或再分配，都有了騰挪的空間。

但拙劣的治理能力、肆虐的貪腐和尖銳的國內矛盾（包括黨際、黨內，以及ANC體系內龐大工團勢力的挑戰），讓祖瑪的“養羊大計”種下龍蛋卻收獲跳蚤，自己也黯然下臺。高舉ANC“將白人非法所得收歸黑人所有”綱領為土改開路，用“比祖瑪更民粹”擊敗本就被公認為民粹人物的祖瑪的拉馬福薩，已沒有曼德拉的從容，姆貝基的選擇余地，甚至祖瑪的“養羊”時間，他只能“殺羊取皮”——哪怕這意味著從白人手中硬搶下那唯一的一張皮。即便羊死皮破，也好過坐以待斃。

不論是閉眼高呼“譴責”“調查”的特朗普，還是淚眼呼吁南非政府“仁慈對待白人”的許多國際組織和個人都不能忽視一個事實，即白人農場主或黑人貧困階層“要羊皮”的訴求都是正當的，但當前的南非政府無法憑一只羊滿足兩張皮的要求——事實上“舊南非”也同樣不行。因此它們便如南非國家格言所言，“殊途同歸”（!ke e: ?xarra ∥ke），采取了“把羊皮強行搶歸其中一人”的極端做法，所不同的是，“舊南非”把“羊皮”給了白人，而“新南非”給了黑人而已。

似曾相識的一幕當年曾出現在推翻羅得西亞白人政權、建立津巴布韋共和國之際。建國之初，黑人領袖穆加貝像曼德拉一樣寬容對待白人農場主，“新津巴布韋”最初的10年，多達4500個的白人農場欣欣向榮，黑人和白人看上去相處融洽，穆加貝在國際間也廣受好評。

但所有這一切都建立在“有人為第二張羊皮買單”的基礎上：根據與英國撒切爾政府簽署的“英國提供補貼以換取不土改”的《蘭開斯特宮協議》，白人保留原本屬于自己的“羊皮”，而英國人則為黑人“租借”另一張羊皮提供“租金”。當撒切爾被梅杰取而代之，后者在20世紀末單方面撕毀《蘭開斯特宮協議》后，如今為世人所熟知和詬病的“穆加貝土改”便在嗷嗷待哺的黑人退伍老兵和一心“分享勝利果實”的獨立運動功臣們的壓力下席卷而來，不諳農耕的黑人、大搞權力尋租的新貴，最終釀成了一幕轟轟烈烈的悲劇。

穆加貝和曼德拉是“泛非運動”心心相印的戰友，兩人對“土改”的弊端也都心知肚明，不約而同力圖另辟蹊徑，在相當長時間里推遲了土改。如今，早早因“斷絕補貼”而被逼上土改之路的穆加貝已以失敗告終，曼德拉本人雖避免直接面對土改難題，他的ANC和“新南非”卻終究躲不過去——“彩虹國”會否重蹈津巴布韋覆轍？

或許不會，畢竟南非的經濟和社會基礎要好得多。但風險無疑是存在的。

事實上撒哈拉以南非洲還有另一條解決族裔財富分配的道路——肯尼亞道路。

盡管肯尼亞獨立之初經歷了尖銳殘酷的武裝斗爭，但建國初的黑人領袖們卻明智地選擇了和解，他們以“承認新政權”為條件，保護了當地土生白人農民的財富和利益，而用白人農場主繳納的稅賦發展多種經營，讓黑人成為其他經濟領域的勞動者主體。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本身并沒有多少礦產資源的肯尼亞已成為撒哈拉以南非洲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盡管族裔矛盾和社會動蕩依然存在（有時還很激烈），肯尼亞卻被公認為“非洲解決土地所有權矛盾最好的國家”。

可以說，肯尼亞用了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走通了祖瑪想走但沒能走到底的“養第二只羊”道路，或許，這才是“新南非”和其它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解決同類問題的康莊大道。

然而病來如山倒，面對積重難返、欠債如山的“急癥”，“肯尼亞模式”這個“慢郎中”開出的“固本培元”藥方，恐非大多數非洲“當家人”敢于選擇的——這才是真正的難題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