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發社會熱議的電影《少年的你》及網劇《隱秘的角落》都涉及了少年犯罪的話題。

少年犯罪，是一個我們又熟悉又陌生的話題，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只能從偶發的新聞報道中感知到一些蛛絲馬跡。影視作品有時會觸及此類題材，比如2019年上映的電影《少年的你》，及引發社會熱議的網劇《隱秘的角落》等等。而在我們的鄰國日、韓，接連不斷的少年犯罪的真實案例就更聳人聽聞了，與之相匹配的大量文藝作品、學術著述和社會調研也在持續發酵——這顯然形成了一種吊詭的共振，我們通過這些知悉了其少年犯罪的嚴峻程度，而困惑也隨之降臨：為何意識到了問題，卻沒有解決的途徑呢？

《少年與惡的距離》在我看來是一本理想之書，作者宮口幸治是一名精神科醫生。扎實的專業知識背景以及在少年管教所的長期供職，使得宮口獲得了大量的真實案例，以及許多普通公眾無法獲得的案件內情。翻看少年犯的成長記錄，可以發現大多數孩子大概從小學二年級學習就跟不上了，他們被朋友取笑，遭到霸凌，被老師評價為不認真學習，或者在家里受到虐待。之后他們便會陸續出現逃學曠課的情況，或者進一步惡化到暴力斗毆或盜竊等。但學校一般只會把他們視為“難管的孩子”，即使是那些存在輕度智力障礙的孩子，也幾乎不會受到關注。

從一位少管所醫生的視角出發，作者總結了這些走上犯罪道路的少年的共性——他們大都情緒穩定，并不像影視劇反映的那般神經質或者歇斯底里，甚至和普通的孩子沒有什么區別。但是每次與他們進行交流，他們普遍并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么。進而，宮口醫生發現大部分孩子或多或少存在智商與情商上的障礙，具體表現為沒有數學概念，不會加減乘除，看不懂漢字，甚至不會臨摹簡單的圖形。他的發現讓日本的少年管教所逐漸地改變了觀念，開始系統性地針對少年犯進行心理干預，部分地改善了少年管教無用論的現實。從作者的字里行間不難發現少年犯罪的復雜性與系統性，少年、家庭、學校、社會，無論哪一個環節出現紕漏都會造成無可挽回的損失。說到底，宮本仍舊希望醫學能夠療救這些迷途少年，他的終極目標是讓“犯罪者成為納稅人”。

然而該書呈現的僅僅是一個樸素的、略帶知識分子啟蒙背景色彩的單向維度，它顯然不能全面解釋日本居高不下的少年犯罪率，以及愈發成人化的犯罪傾向。真實發生在日本社會中的少年惡性犯罪事件屢見不鮮，而且這些案件的結局往往令人唏噓。1997年發生在日本神戶的“酒鬼薔薇圣斗”事件，便是其中的典型。

案發時年僅14歲的初中生東真一郎，連續襲擊、殺害四位小學生，造成3人重傷1人死亡，其中殺害6歲男孩時手段殘忍，并且公開致信挑釁警方。東真一郎所犯罪行極其惡劣，而在1997年的日本，由于《少年法》的存在，他的肖像權、姓名都被嚴格保護，對他的判罰也極其輕微，他對于受害人家屬的道歉也極不真誠。他并沒有任何精神疾病，但在《少年法》的偏袒下，接受了心理治療之后，他就可以改頭換面重新做人了。照理說，這件事情之后的東真一郎應該低調做人，然而事實卻極其荒誕。有家出版社為他出了一本自傳《絕歌》，自傳內容沒有絲毫悔意，并且也沒有取得受害者家屬的許可。2018年《絕歌》的出版引起了日本社會的巨大反響，受害者家屬受到了猛烈的二次傷害，經過了多年治療、教育的殺人犯居然成了暢銷書作家，建立了屬于自己的網站，并且持續地在網絡上發表自己對犯罪不后悔、對受害者不道歉的立場，甚至還因為其桀驁不馴的個性擁有了不少“粉絲”。日本社會主流輿論對其自然是批判為主，但是其自傳不俗的銷量也呈現出了“看客”的陰暗面，吃人血饅頭在哪里似乎都不是新鮮事。

不幸的是，“酒鬼薔薇圣斗”事件并非日本少年犯罪的孤例，這些犯下滔天罪行的孩子在日顯片面的《少年法》庇護下恣意妄為，在接受了或長或短的少年管教之后并不能改過自新，反而在回到社會之后對受害者家屬造成持續性傷害。基于此種情形，日本國內呼吁廢除《少年法》或修改犯罪年齡的聲浪年年都在遞增，然而從根本上預防少年犯罪，在法律的基礎上確保給予犯罪少年應有的適當量刑，這樣的爭論始終沒有停止過。

如果說惡性犯罪（殺人、搶劫等）足以刺激日本公眾的神經，會在一定時間掀起輿論的熱度，那么關于校園霸凌及霸凌之后的自殺則成為了日本社會揮之不去的陰影，甚至成為了某種特有的青年亞文化現象。

《欺凌自殺》一書記述了12位因為遭到校園霸凌而選擇自殺的孩子的父母證言，小小一冊書竟是如此沉重。“錯的不是自殺的孩子，錯的是欺凌者以及縱容欺凌的教員。而媒體在談論著父親和家庭應該如何如何，社會學者們在論說著家庭中父親的缺失問題，似乎是在說問題出在受到欺凌的孩子們的父母身上，但他們卻對欺凌者父母的教育問題以及欺凌行為置之不理。而且，該討伐的難道不應該是激化雙方矛盾的學校嗎？”作者鐮田慧的反問擲地有聲——為何欺凌者（情節嚴重的）僅僅會被送到少年管教所，兩三年就會被釋放，老師、校長可以辭職了事，而只有受害者家屬永遠失去了自己的子女，沉浸在正義無法得到伸張的困境中？

書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莫過于幾位找不到“遺書”的家長，他們積極走訪，通過各種渠道了解到自殺的孩子曾在校園遭到欺凌，然而因為沒有“遺書”，校方完全不認同學校存在欺凌的說法。各種溝通交流似乎都停留在表層，因為深入探討乃至逼近事實的核心，制訂出解決問題、應對困難的辦法是極其繁復的，所涉各方的利益又各不相同。而且從更高的層面上來看，只需要維持青少年群體遭遇霸凌之后自殺（死亡）的概率低于某一數字，社會并不會發生劇烈的反響，公眾都會產生“這樣就好了”（ そのまま）的綏靖心態——“只要不是我的孩子就好了”，而只有受害者的家屬他們的正義不被認可，這種正當的訴求反而會被社會所孤立。

日本的校園霸凌（或者廣義上的少年犯罪）已經成為一種社會共識，乃至一種文化現象，每年都會有大量的文藝作品反映相關問題，但是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即便影視作品能夠引發人們對霸凌及相關犯罪問題的探討、反思，但是實際上這樣的悲劇仍舊在持續發生。

韓劇《黑暗榮耀》海報

韓國同樣也是校園霸凌的重災區，今年大火的韓劇《黑暗榮耀》更是將這一社會癥結展現在了全球觀眾的面前。但是值得思考的是，隨著劇情的高燃結局，觀眾們得到了主角成功復仇后的宣泄感，但是現實中的受害者們又獲得了什么呢？

韓國劇集《少年法庭》

從這個意義上說，之前同樣引起廣泛關注的韓國劇集《少年法庭》稱得上是《黑暗榮耀》的一種答案，該劇刻畫的女法官沈恩錫有原則、有能力，對待青少年犯罪絕不姑息，面對體制內長官的壓力、媒體輿論的風向完全不改變自己維持公道、正義的初衷。如果說宋慧喬扮演的文東恩憑借自己的力量完成復仇逆襲，是帶有理想色彩的爽劇；那么沈恩錫法官身上所凝聚的則是公眾對于法律的普遍期待——懲惡揚善。與日本《少年法》常常庇護惡質少年犯雷同，韓國的相關法律也無法給惡劣的少年犯相應的制裁，其結果往往庇護了惡人，傷害了受害者家屬，也損傷了政府的公信力。所以《少年法庭》雖然更為現實主義，卻與《黑暗榮耀》殊途同歸，這種為民請命的基調明確地告訴我們它仍舊只是一種藝術加工罷了。

“是社會造成了變態，批判社會不批判個人。”這說法到底該怎么樣理解呢？《欺凌自殺》一書中時常看到欺凌者人多勢眾，被問責時往往會答以“又不是只有我家孩子欺負他（她）”這類的話。犯下各種程度罪行的少年犯們被放在顯微鏡下，他們的家庭背景、學校生活都會被逐幀地解讀、分析，得到一個大眾都可以“接受”的結果，在這樣的邏輯下，個人的人性惡往往是被規避的，一則有《少年法》的保護，再則當“社會”這個利維坦承擔了罪責，那么應該承擔責任的相關方面都可以得到解脫。

日韓《少年法》基于治病救人的原始態度面對社會階層高速內卷的今天，顯然已經不合時宜，相關法律的改動也已經或者正在落實、醞釀了，旁觀鄰國的我們也應該盡可能深入地將這一復雜的社會問題納入到思考的場域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