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0月2日下午，在北平的燕京大學適樓禮堂，一場主題為“中國工業化的前途”的專題討論會正在熱烈地進行。這是中國社會學社第八屆年會華北區會場的壓軸大戲。在場者多達40余人，平津一帶社會學界重要學者悉數到場。2時剛過，主持人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嚴景耀宣布會議開始，首先由同系的林耀華教授說明這場專題討論的意義。林耀華說，昨天的會議論文宣讀和討論多偏重在學理和理論方面，今天下午要進行的這場討論則是偏重于實際方面，希望借此討論為中國工業化規劃出一條光明的坦道。

這場專題討論的主體內容，是吳景超、費孝通這兩位社會學家之間的學術辯論。他們分別是兩種不同主張的代表人物，吳景超主張發展都市工業，而費孝通則主張發展農村工業。他們兩人是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的同事，會前已經進行過文字上的交鋒——費孝通等的著作《人性和機器——中國手工業的前途》和吳景超的書評《中國手工業的前途》。他們的書面討論引起了社會學界同人的廣泛興趣，所以就有了這場在社會學年會上的學術辯論。這場辯論不僅是中國社會學的年度學術熱點，無疑也是多年來知識界的關注焦點。

《把中國問題放在心中——吳景超誕辰一百二十周年紀念文集》，呂文浩、嚴飛、周忱主編，學苑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

辯論的兩個主角：吳景超與費孝通

吳景超生于1901年，長費孝通九歲，1915—1923年他在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學習時與潘光旦、吳文藻等同學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后來三人都成為社會學界的著名學者。1930年費孝通轉入燕京大學追隨吳文藻學習社會學時，潘光旦、吳景超也都是他耳熟能詳的名字。1933年，費孝通經吳文藻的安排進入與燕京大學臨近的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學習體質人類學，此時他有機會上吳景超的課，也常到他家中吃飯、聊天。

吳景超

吳文藻是費孝通從事社會人類學社區研究的領路人，指引了費孝通一生的學術路向。潘光旦擅長優生學和儒家社會思想研究。吳景超熟悉各國社會統計資料，在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道路研究方面獨樹一幟，也有漢代歷史研究的成績發表。潘光旦、吳景超兩人對中國社會的很多見解及對于研究中國社會的具體方法，也被天資過人的青年費孝通吸收過來。“我要查歷史知識找潘光旦先生，要查各國情況、社會統計就找吳先生。”費孝通這樣說。既學有根底，又轉益多師，費孝通吸收三位老師的長處，又能看到他們的不足，經過一番加工提煉，成就了自成一家的學術風格。

費孝通熟悉吳景超對中國國情分析的著名論斷——“第四種國家”（人口密度高，農業人口占比高），認為這可用在對中國農村和小城鎮問題的分析中。晚年費孝通體會到自己對世界經濟總體情況以及宏觀的認識要補補課，“鄉下人要上街、要進城。我的頭腦要從鄉土中國進入一個現代化的中國”，由此又想到了吳景超注重宏觀研究的視野。

吳景超最欣賞的中國社會學家無疑就是費孝通。他給費孝通的《江村經濟》《祿村農田》《人性和機器——中國手工業的前途》《生育制度》四本重要著作都寫過深度書評，這在吳景超的書評寫作生涯中絕無僅有。他的筆端常常流露對費孝通著作的喜愛之情。他評《江村經濟》時寫到：“據我所知，在英文及中文出版書籍中，描寫一個區域里的農民生活，像本書這樣深刻細密的，實在還沒有第二本。”他評《祿村農田》時說這是一本很有趣味的書：“在我們學社會學的人看來，這本書的價值，在代表著中國的社會學，走上了一條新的途徑。在過去的十余年，中國的社會學者的主要工作，在于介紹西洋的理論。真能利用西洋的理論與方法，到中國的社會里去做實地研究的，可謂絕無僅有。現在費先生帶領著一班青年的社會學者，在云南切實的做了許多實地研究的工作，而且已有好幾種油印成書。我相信這種風氣的提倡，一定會替中國的社會學奠定穩固的基礎，蓋起莊嚴的建筑。”他評《生育制度》時更是不吝贊美之詞：“費先生的書，我讀了已經不少，但這一本書，無疑的是后來居上，在他所有的社會學著作中，要算最有貢獻的一本。就在中國社會學界中，過去二十年內，雖然不斷的有新書問世，費先生這一本書，內容的豐富，見解的深刻，很少有幾本書可以與他站在同一水準之上的。”

不過，說到《人性和機器——中國手工業的前途》一書，吳景超就沒有那么肯定了。在他看來，“一定是逐漸衰微而終于消滅”的手工業不值得被寄予如此厚望，中國未來的前途必將依賴機器工業和都市文明，這也就是1947年社會學年會上這場學術辯論不能不發生的緣由。

會前、會上和會后的持續辯論

1945年冬天，費孝通與西南聯大社會學系的青年朋友袁方、張之毅、張犖群三人討論中國手工業問題，并由他執筆將討論結果寫成文章。后來這篇不長的文章作為“時代評論”叢書中的一個小冊子《人性和機器》在生活書店出版，1946年重印，一時頗有流傳。

費孝通

1947年3月，在政府部門工作11年的吳景超重返清華大學社會學系任教，在這里他遇到了他往昔的學生和朋友費孝通。因《人性和機器》中提到了吳景超的工業化主張，費孝通便拿出一本給吳景超看。

《人性和機器》的焦點在于討論中國手工業問題，它不僅鼓吹發展手工業，而且以富有感情色彩的語言詳細地論述了西方近代機器文明“對于個人對于社會有它的罪過”。這本書提出的主張和吳景超倡導的機器工業和都市文明“格格不入”，而且“筆鋒常帶感情”的寫法也讓信奉客觀中立的吳景超感覺不適。吳景超遂寫成一篇題為《中國手工業的前途》的商榷性書評，發表在8月16日出版的《經濟評論》第1卷第20期上。這篇書評不僅在觀點上與費孝通有交鋒，而且對于費孝通的有些感性的表述方式，他以為“雖然寫得很美麗，但是不正確的”。

吳景超口頭約費孝通作文答復，但費孝通遲遲沒有應約寫回應文章。不過，費孝通等的《人性和機器》和吳景超的《中國手工業的前途》都在社會學界和思想界發生了相當的影響，籌備華北區中國社會學社第八屆年會的社會學界同人便建議他們在會上口頭討論一次，由此便“很熱烈地有一番辯論”。

吳景超在會上率先發言，大體上把《中國手工業的前途》一文的精要之處詳細講述了一遍。他再次強調：他并不否認農村工業的重要，反對的是提倡農村手工業；出于國防安全的考慮，可以適當分散一部分工業到農村地區，在那里建立工農混合的新社區，這樣，可以直接改善人民的生活，凡是在城市中機器工業給予人們的服務，農村的人們一樣可以享受。吳景超也討論了中國工業化的兩大難題：資本太薄弱、人口太眾多。關于前者，他說，中國“即時猛省，把一切資本集中于生產事業上，甚至借外債投資，也需要一二百年才能趕上美國”。關于后者，他對當時實施生育節制的前途頗不樂觀，如此龐大的人口將隨著工業化的啟動和醫療衛生事業的進步而猛增，最后也許會被迫通過馬爾薩斯所謂的“積極抑制”（戰爭、瘟疫等災害）來減少人口數量。

輪到費孝通發言了，他以一段充滿生動意象的話作為開場白：

如果原子能征服了月球，吳景超先生和我一同去設計一個建設月球的方案，我相信我們不會有什么不同的意見的。每個人所想象的天堂離不了樹上長滿葡萄，河里淌著牛乳那一套。可是我們現在要應付的是吳先生描寫在《劫后災黎》一書里的中國。

詩一般的語言，描述的是費孝通立論的邏輯起點：如果在各項條件都具備的情況下討論中國工業化問題，他的方案當然不會和吳景超的方案有什么不同，他的這一套發展農村工業的主張乃是為遷就人口眾多、經濟貧窮而且災荒頻發的現實中國而設計出來的過渡性方案。

費孝通堅持《人性和機器》中的觀點，認為只有在手工業主導的社會生活下，才能維持人類間善美的人性。他說：“我們中國一般人，大家都只是眼睛往外看，以為一切西洋的機器文明，都是好的，從來不看看自己國家社會生活的傳統習慣，一味妄圖追蹤旁人，這是一種錯誤的觀念。我們大家都忽略了機器與人性的配合，機器工業最能抹（殺）人類原始的人性，也最能造成罪惡的淵藪。手工業則不然，它能使人與物間發生一種伙伴的情感。每一個手工業者，對他的作品，都有一種期待和滿足。機器工業則不然，它只是造成財富集中，犧牲旁人幸福的大悲劇。”費孝通也贊成工業分散在鄉村，與農村手工業配合起來，以維持大多數農民的生活，他認為這是一條比較正確而切實的道路，可以避免西洋機器文明所引起的對于個人和社會的不良影響。

吳、費兩人講畢，在場社會學同人紛紛提出意見，比較一致的認識是，應該把機器工業與手工業配合起來，促進中國的工業化。討論會至下午5時許才散會，社會學會第八屆華北區年會宣告圓滿閉幕。

年會前后，還有一些人或贊成或反對地在刊物發表文章，與費孝通討論過《人性和機器》中的主張。由于這許多討論，費孝通想說的話越來越多，便動手寫了一篇答復吳景超的文章，《小康經濟——敬答吳景超先生對〈人性和機器〉的批評》，發表在11月8日出版的《觀察》第3卷第11期上。

在這篇回應文章里，費孝通答復了吳景超提出的種種質疑，并正面闡述自己關于鄉土工業的一整套設想。他的想法是著眼于當時國力衰弱、民生凋敝的現實，寄希望于更新中國鄉村中農工互補的傳統，使包括鄉村手工業在內的鄉土工業能夠切實地發揮增加農民收入的作用。如費孝通所說，他們兩人在中國工業化的長遠目標上是一致的，分歧在于針對當時“劫后災黎”遍布、人口眾多、資源短缺的社會現實，他提出了一套過渡性的辦法，期望達到黎民不饑不寒的小康經濟標準，而吳景超則更看重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工業化的問題。

吳景超和費孝通都關注中國工業化的目標，但因治學路徑的差異，彼此的思想主張差別很大，也因此發生了熱烈的學術辯論，在辯論中，彼此的長處也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費孝通從社會人類學的微觀研究出發，對鄉土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的理解及對當時農村經濟瀕于破產和消費性城市的畸形發展之間關系的認識，都表明他對國情具有深刻的把握。吳景超熟悉西方國家的發展史，更擅長把握世界發展的潮流和趨勢，希望以頂層設計推動中國逐步追趕上西方國家的發展腳步，他的世界眼光是非常開闊的。

當時在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潘光旦、吳景超、費孝通彼此之間有深厚的私人情誼，但學術上各有特點，有些相差很大。他們之間發生過不少學術上的辯論，但從未因辯論而損傷個人的情誼。1988年5月14日，費孝通在紀念吳景超學術思想討論會上感慨地說：“這真正是一個百花園。大家相互幫助，相互尊重，而從來沒有相互排斥、相互扯皮過。所以，這種風氣值得我們后一輩人學習，特別是最近的一輩。”

本文原載《群言》2023年第7期，澎湃新聞經作者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