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5日是著名的中國近代史學者湯志鈞先生百歲華誕。湯先生長期供職于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以讀書、著述為安身立命之本，辛勤耕耘數十年，耐得住學術研究的清冷與寂寞，取得了相當卓越的學術成就。2023年7月9日，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在上海社科院舉辦了“慶祝湯志鈞先生百歲華誕暨湯先生學術思想研討會”，為湯先生百歲華誕獻禮，同時也意在深入理解湯先生的學術思想，繼承前輩學者的良好學風，推動中國近代史研究走向深入。

湯志鈞先生

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所長郭長剛作為主持人，首先介紹了湯志鈞先生的生平經歷。湯志鈞先生生于1924年，江蘇武進（今常州）人，早年畢業于無錫國學專科學校，1951年起任常州中學歷史教師，后兼任常州市歷史教研組組長。1955 年出版第一部專著《戊戌變法史論》。1956年，湯先生調入中國科學院上海歷史研究所籌備部，是上海社科院歷史所創所元老之一，曾任歷史所近代史研究室主任、副所長，一直在歷史所工作，直至退休。2014年，湯先生即被授予上海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貢獻獎。2022年，湯先生主編的《梁啟超全集》獲上海市第十五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著作一等獎。湯先生從事史學研究 70 余年，在中國經學史、戊戌變法史、辛亥革命史以及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研究等領域做出了杰出的學術貢獻。

湯志鈞先生通過視頻發言，向與會嘉賓表達謝意。在發言中，湯先生首先講述了自己的工作經歷以及主要的研究方向、研究成果。說到研究體會，湯先生認為，無論是講課還是著述， 最重要的就是“持之以恒”，一件事情，要一生做下去，不要中斷。他進而解釋，自己之所以選擇康有為、梁啟超作為重點研究對象，就是因為中國近代史的發展與康、梁有很大關系，研究近代史，康、梁繞不過去，因此下定決心從二人入手研究。最后，湯先生具體闡述了康、梁在中國近代史發展中的巨大作用，鼓勵學者繼續深入研究。湯先生已是百歲之齡，思維、發言仍相當清晰而有條理，給與會學者很大震撼，起到了相當有效的激勵、示范作用。

湯志鈞先生百歲華誕

上海社會科學院院長王德忠因故未能出席會議，發言稿由院黨政辦主任邵建代讀。王德忠代表上海社科院向湯志鈞先生表示由衷的祝賀。王德忠高度稱贊了湯志鈞先生取得的學術成就，指出湯先生為上海社科院工作了60多年，期間編寫、撰寫出版的著作有50多種，還發表了文章無數，為社科院的學術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是社科院的元老與驕傲。王德忠認為，湯先生的學問是中國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史學相結合的一個典范。湯先生出生于江蘇常州，家學淵源深厚，從小受到良好傳統文化教育，后又在著名的無錫國專求學。新中國成立時，湯先生只有二十五歲，卻已經系統接受了傳統文化高等教育，并開始在經學史研究領域嶄露頭角。新中國成立后，又努力以歷史唯物主義指導自己的史學實踐，在戊戌變法史、辛亥革命史、康有為研究、梁啟超研究、章太炎研究等領域，做出了杰出的貢獻。時代不斷變遷，湯先生的學術著作卻一直受到學界尊重，影響遍及海內外。湯先生在介紹自己的治學方法時強調要實事求是、持之以恒，他詳細占有資料、去偽存真、去蕪取精，這既是傳統史學的精髓，又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原則。最后，王德忠向湯先生表達了真摯的祝愿，并預祝本次會議圓滿成功。

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黨組書記、專職副主席王為松介紹了湯志鈞先生與上海市社聯等機構的聯系，并講述了湯先生與《章太炎全集》編纂出版的淵源。王為松指出，哲學家伽達默爾提出學者應具備三個稟賦——專注、懷疑和謙恭，湯志鈞先生毫無疑問符合具備這三個重要稟賦，他本人就在與湯先生的長期交往中，近距離地感受到湯先生作為大學者的謙和。王為松強調，上海海派文化的風格，一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二是壁立千仞無欲則剛。湯先生的學術風格，是海派文化兩大特點的完美融合展現。

《章太炎全集》

上海市歷史學會副會長、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黨委書記瞿駿受上海市歷史學會會長章清教授委托，代表上海市歷史學會全體會員，向湯先生的百年華誕表達誠摯祝福，向湯先生取得的不朽的學術成就表達由衷的敬意。瞿駿分享了自己學習湯先生生平、著作的體會，認為湯先生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結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文化的厚重傳承中，為史學事業的發展做出了杰出貢獻，這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第一，湯先生常年深入研究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這三位中國近代史上的思想巨匠，取得了極其豐碩的成果。這些成果讓他自己的研究達到極高的尺度，也為中國近代史的主干問題、基本問題設定極高的尺度，對后學尤其具有垂范作用。同時，湯先生由人物進入時代進而描摹、書寫時代，在戊戌變法史、經學史領域均有奠基性的重要著述，在海內外學界獲得廣泛重視，學術影響力極其深遠。第二，湯先生的學問均從海量原始史料的發掘、整理出發，立足堅實的文獻基礎，不斷推陳出新。他主持編纂了《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五四運動在上海史料選輯》《章太炎年譜長編》《康有為政論集》《梁啟超全集》等重要史料，這些史料既充分全面地反映著湯先生的扎實學風和驚人學養，又沉淀為牢靠的史學研究基礎，滋養著代代學子。第三，湯先生一直主張學術研究要具有世界眼光，他本人也為中外的學術交流做了大量開拓性的工作。早在上世紀80年代，湯先生就受邀赴東京大學、哈佛大學等地講學，與海外學者建立起深厚友誼。湯先生還積極投身于兩岸學術交流，他在臺灣講學的消息即引起高度關注，臺灣學界對湯先生的講學予以高度的肯定。瞿駿最后指出，70多年來，湯先生無論處在何種境遇之下，都始終專注于歷史學家的本職工作，為學界貢獻了一部又一部精品著作，后學需要常備案頭、細心揣摩，以吸收其中的真知灼見。所謂“人才成于風俗”，湯先生，就是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乃至整個上海史學界良好風俗的開創者與塑造者。

梁啟超的孫女梁旋認為，100多年以前，梁啟超先生為了啟發民智、救亡圖存，撰寫了大量振聾發聵的文章，其中有許多關于中華民族未來發展的思考。梁啟超先生一定希望100多年后的今人，能夠比較方便地讀到他的著作，看到他的思考，以便在此基礎上發展出有益于當今人類文明進步的思想。湯志鈞、湯仁澤父子盡心編纂的《梁啟超全集》，就幫助梁先生更好實現了這一愿望。而且，他們傾注兩代人的心血，用30多年的時間與精力，完成了這項艱巨的工作。今天看到的《梁啟超全集》，印刷精美、閱讀方便，但30多年編纂生涯中的困難繁瑣、艱辛苦惱、挫折打擊，都由湯老父子二人默默承受、努力克服。可貴的是，這一切都是他們在獨立精神之下自覺、自愿的選擇。1500萬字的《梁啟超全集》，體現著梁啟超先生的文章與思想，也體現著編者父子二人勇擔重責、堅韌不拔的高貴精神。

《梁啟超全集》

大型紀錄片《梁啟超》攝制組導演吳玙歆受總導演秦遠委托，代表攝制組向湯先生獻上祝福，并對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和湯志鈞、湯仁澤父子給予攝制組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謝。吳玙歆指出，今年是湯志鈞先生百歲華誕，同時也是梁啟超先生誕辰 150 周年，攝制組曾在上海對湯志鈞先生進行了專訪。對湯先生的訪談，極大地提高了《梁啟超》這部紀錄片的學術性、權威性，這是導演組的榮幸，學術界的欣慰。湯先生接受訪談并在紀錄片中出鏡，是他與梁啟超先生的一次隔空對話，也是一次跨越歷史思想交流的珍貴文獻。

中華書局編審歐陽紅細致回顧了湯志鈞先生與中華書局結緣的過程。1958年，湯志鈞先生將用文言寫成的《戊戌變法人物傳稿》寄到中華書局，得到老一輩出版家張靜廬先生的贊賞，并于1961年出版。1960年，中華書局出版了一套歷史知識讀物，其中就包括湯先生撰寫的《戊戌變法簡史》。1963年，中華書局決定在增訂改寫的基礎上重印《傳稿》，湯先生為此廣泛搜集史料，大量補充修訂，成稿時篇幅已經增加了兩倍。先生耗費 20 年的功夫，最終才有了 1982 年的《傳稿》增訂本。這部書出版以后，獲得海內外的贊賞，成為學術界研究戊戌變法人物史事的重要參考書。1970年代末到90年代，湯先生整理的近代文獻、撰寫的研究著述相繼在中華書局出版，深受關注，海內外反響強烈。除了出版自己的著作，湯先生還對中華書局的出版項目予以熱心的幫助。80年代，應總編輯李侃的邀請，湯先生擔任《梁啟超全集》的主編；90 年代，湯先生又協助方行先生完成了《譚嗣同全集》的修訂工作，還主持影印出版了《中國近代期刊匯刊》。歐陽紅強調，湯先生與中華書局結緣，不僅是書緣，也是學緣。書局老一輩的領導和編輯，例如張靜廬、趙守儼、李侃等均與湯先生建立了深厚情誼；新一代的編輯如歐陽紅本人，也曾得到湯先生的耐心指點與幫助。歐陽紅總結說，湯先生自 1958年投稿到中華書局，與書局結緣至今已經有 65 個年頭。湯先生在書局出版的各類著作不僅見證了中華書局的發展，也見證了一代又一代編輯的成長，對中華書局的出版事業，惠澤尤深。

《梁啟超全集》

《梁啟超全集》責任編輯王婉瑩代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向湯先生致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當年有幸與湯先生結緣，得到信任與支持，承擔《梁啟超全集》這一規模宏大、影響深遠的出版工作，全社都感到振奮與鼓舞。王婉瑩表示，她于2009年進入人大社，此后近十年間，一直是《梁啟超全集》的執行編輯，因此能與湯志鈞、湯仁澤兩位先生保持長期聯系并跟隨學習，受益匪淺。《梁啟超全集》輯錄散見各處的梁氏文辭初刊稿，涉及近代各種文獻、檔案，包括梁啟超赴日時期的著述、書信，尤其是收入了新發現的“南長街54號梁氏函札”全部內容。同時，比對初刊稿和其他多種版本，進行了細致的校勘，是迄今為止梁啟超先生文集的最佳版本，較為完整地呈現了梁啟超先生一生的思想結晶。《全集》能夠作為“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的一種出版，后來又獲得各種重要獎項，與湯志鈞、湯仁澤先生的工作密不可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也對此高度重視，付出了相當的心血，先后有20位編輯參與工作，不斷地進行打磨。今后，人大社將繼續用實際行動表達感謝之情，努力做好相關文獻的整理出版工作。

常州市譜牒與祠堂文化研究會會長朱炳國強調常州與湯志鈞先生的淵源，他指出，常州是江南著名的歷史文化名城，今天仍然是長三角地區的文化重心。湯先生作為“常州學派”的嫡系傳人，為家鄉文化的繁榮與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是常州鄉賢的杰出代表，也是常州文化乃至中華文化生命力的表現。朱炳國祝福湯先生在新的百年，光耀家鄉，光耀上海，光耀中國乃至世界。

上海社科院歷史所副研究員、湯志鈞先生之子湯仁澤代表家屬向與會的領導、專家，表達了深深的感謝。湯仁澤指出，父親以讀書著述安身立命，著作等身，這一巨大成就的背后是父親甘于寂寞、辛勤耕耘、勇于探索的人生態度。母親經常抱怨父親將太多的時間花費在了學術研究之上，而忽視了對家人的陪伴，希望父親能夠過上規律的普通人的平凡生活。在湯仁澤的記憶里，父親也不曾帶子女外出散步、逛街、旅游，只有在父親去日本講學時，他陪同父母在商店購物、在公園散步，才真切感受到與父母一起休閑的快樂。湯仁澤認為，父親不講究吃穿、不會娛樂，因為他懂得要爭取時間，不能辜負人生，直到今天，父親還在讀書、思考。這是一代學者百年探索的奧秘，從中可以領略到中華傳統文化綿延不絕的幕后故事。

湯志鈞（左）與湯仁澤（右）

湯志鈞先生學術思想研討會分上、下半場，由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周武主持。

周武指出，中國史學界有的史學家偏重史料，有的史學家偏重義理。上海在這兩方面都有突出貢獻，陳旭麓先生可以說是義理派的重要代表，湯志鈞先生則是史料派的一個典范。這兩大學術重鎮，讓上海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在全國乃至國際學術界，都占據了重要地位。今天在此召開湯志鈞先生學術思想研討會，希望大家暢所欲言，各抒己見，在碰撞中加深對湯先生學術思想的理解。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楊國強認為，湯志鈞先生以學術為志業，一生與學術相守相伴，不動不搖，最終將學術研究熔鑄為生命價值，相當值得敬重。他進而指出，湯先生的學術成果，是孤燈長夜之所郁結，以心血研磨光陰做出來的。同時代許多學者的著作已湮沒在歷史長河中，湯先生的著作幾十年來卻一印再印，經受住了時間的磨洗與淘汰。相較于擔任過的職位、獲得過的榮譽，這些著作才真正是學者的立身之本，是他人無法掌控、無法剝奪的東西。湯先生的學術成果與學術精神，都會長久地存在。

上海師范大學教授蘇智良回憶了自己與湯志鈞先生的幾次交往，第一次是他在華東師范大學讀本科期間聆聽湯志鈞先生關于戊戌變法史研究的講座，再是在日本訪學期間給湯志鈞先生充當翻譯，通過這些日常交往，蘇智良感受到湯志鈞先生的嚴謹但不失風趣的個性。蘇智良認為，湯志鈞先生憑一己之力，研究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三位近代史上的思想大家，并留下如此之多的著作，稱得上前無古人，或許也是后無來者的。而且，除了大家耳熟能詳的這些領域外，湯先生在上海史研究方面也有杰出貢獻，尤其主編了許多質量上乘的史料集，這為后來上海史的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湯先生取得的成就，當然與其個人的資質、努力密不可分，同時也與他所處的時代相關。這一點值得我們反思。蘇智良最后強調，湯先生是上海史學的一面旗幟，后學應該傳承他刻苦為學、長期耕耘的精神。

上海師范大學教授虞云國的發言主題為“走近湯志鈞先生”，分享自己作為歷史學人通過閱讀著作以走近、了解湯先生的體會。虞云國教授表示，出于對戊戌變法、經學史以及呂思勉史學等領域的興趣，他初步閱讀過一些湯先生的論著。后來，又因為對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等近代史上思想大家的興趣，更深入地了解到湯志鈞先生在相關領域的貢獻。再后來，因為給已故導師程應鏐先生編纂編年事輯的緣故，認識到程、湯兩位先生的交誼，進而發現湯先生在宋史方面的貢獻。虞云國認為，湯先生的這些著述以及史料整理，造福學界久矣，而且將會永遠流傳。虞云國還以《章太炎全集》編纂中的一個事例，說明了湯先生在學術上的高風亮節。最后，他以“仁者壽”“知者明”概括了湯先生的學術人生，并祝福湯先生健康長壽。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鄔國義從他本科期間聽湯志鈞先生講課說起，著重說明了湯先生在授課過程中對史料的重視與熟悉，這對當時熟悉史學論文而陌生于史料的本科生而言，是極大的震撼。接著，他從挖掘史料、撰寫著作、不斷修訂舊作三方面，高度評價了湯先生的治學精神與成就，認為湯先生“言之有故，持之以恒”的治學經驗相當具有啟發意義。鄔國義還肯定了湯先生出國訪學為中國史學界贏得的榮譽。最后，鄔國義強調，湯先生的學術成就無愧于他所處的時代，我們應該尊重前輩學者們的勞動成果；同時，自己也應該做出無愧于時代的貢獻，尤其是在科技高度發達的今天。

上海師范大學教授周育民扼要回顧了他與湯志鈞先生的交集，并著重評價了湯先生在戊戌變法領域的貢獻。他認為，湯先生是戊戌變法史研究的先驅，正是湯先生在1950年代到60年代的工作，助推了戊戌變法研究后來成為學界熱點。其次，周育民闡述了湯先生的學術路徑，認為湯先生以重大的歷史事件為主，不斷開拓歷史研究的領域，而且，根據政治環境的變化，靈活地選擇自己的研究領域，充分抓住可供研究的一切條件，這一點尤其值得注意。最后，周育民以《戊戌變法人物傳稿》的修訂為例，肯定了湯先生在學術上精益求精的態度。

東華大學教授陳祖恩分享了對湯志鈞先生的兩點認識。一是沉潛治學，在近代史研究室工作時，湯先生曾多次強調踏實的重要性，尤其反對研究人員在報紙上發表有關社會問題的文章。因此，在進入研究工作時，在湯先生的領導下，陳祖恩就與同事協作，認真完成了《近代上海大事記》的編纂工作，在編纂過程中做到“無一字無來歷”，每一條記錄都確保有明確的史料支持；后來，他又與湯先生完成了教育史資料匯編。陳祖恩認為，這些工作對他以后的學術發展有很幫助。二是用心待人，陳祖恩回憶，1980年代湯先生去日本訪學，回國后給近代史研究室每位都帶了一份禮物，從這一點就可以感受到前輩對晚輩的關懷。

《學術月刊》編審謝寶耿認為湯志鈞先生是同時代人里最杰出的歷史學者之一，學術由經入史，由古而經，文史兼擅，研究領域涵蓋相當廣泛。謝寶耿并講述了年輕時輾轉社科院、復旦等機構，抓住機會聽湯先生授課的經歷。湯先生上課基本脫稿，如流水般滔滔不絕，且深入淺出，給謝寶耿留下了相當深刻的印象，同樣也為他的學術起步打下良好基礎。作為編輯，謝寶耿后來還負責了湯先生多篇學術論文的發表，他表示，這相當有助于他把握湯先生學問的精髓。

同濟大學教授蔡建國因故未能現場出席會議，但向主辦方提供了發言稿。蔡建國回顧了44年來在湯志鈞先生關懷、幫助、指導下，逐漸成長的過程：1979年，由叔公蔡懷新先生帶領拜見湯先生；編輯《蔡元培先生紀念集》時在湯先生指導下選擇篇目；進入歷史研究所后在湯先生指導下撰寫學術論文；后來赴日本留學得到湯先生支持與推薦，在日本完成博士論文，也離不開湯先生的幫助。蔡建國還表示，學術生涯之外，在家庭生活等方面，他也得到湯先生的許多照顧與關懷。最后，他衷心祝愿湯先生身體健康，永遠年輕。

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承載是湯志鈞先生親自指導的碩士研究生，作為親傳弟子，他首先向恩師表達了由衷的謝意。承載表示，湯先生長期無微不至的教誨、關心，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一生至今受用不盡的學術財富和精神支撐。承載進而從湯先生的治學、育人、處事三方面具體談了感受。首先，湯先生的治學特色是樸實嚴謹，突出表現在行文必慎，這是湯先生治學80多年的一貫態度。上世紀80年代以來，學術界思想非常活躍，與傳統觀點不同的一項論述不斷涌現，其中難免摻雜著一些遠離歷史本相的謬論，湯先生花費大量精力從事史料整理、年譜編纂工作，一定意義上就是有感于某些人的顛倒是非，力圖從最根本的歷史事實入手，說明問題。其次，湯先生的育人講究娓娓道來、循循善誘、授人以技，湯先生常說，具體的知識學習要靠自己，但理解、運用知識，需要正確的方法指導。承載以自己曾經著力的漢代經學與政治關系的研究為例，說明湯先生教他做表格、卡片，按時段、分類整理史料，從中理清歷史脈絡的方法，他至今受用。第三是處事，承載舉例說，十多年前，有一位前輩學者在重新整理出版周予同先生經學論著時，對當年周先生與湯志鈞先生合作發表的一組論文頗有微詞，并將大意寫進了這組論文的注釋。承載當年跟隨湯先生研習經學史，了解這些論文寫作的來龍去脈，認為這位前輩學者的做法并不妥當，并詢問湯先生是否寫點文字澄清。湯先生聽過只是淡淡一笑，和顏悅色地說，這位學者這樣做，大概也有他的道理，這些論文的稿子都還留著，總有公之于眾的時候，不必再麻煩了。之后，湯先生也未提及過此事。承載認為，這個例子突出顯示出了湯先生為人的氣度與追求。

常州大學教授葛金華細細講述了他與湯志鈞先生一次兩小時的長談。2015年，常州準備申請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需要召開一個關于清代學術的會議。在接湯先生來常州參會的途中，葛金華與湯先生進行了深入交談，在章太炎嫡傳弟子、常州鄉賢徐哲東年譜編纂等諸多方面，都得到湯先生的親切教誨。葛金華表示，湯先生提攜后輩，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精神，讓人深深感動。常州成功申請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與湯先生的支持也有關聯。

《戊戌變法人物傳稿》書封

上海大學教授廖大偉表示，他在讀大學時就讀過湯志鈞先生的《戊戌變法人物傳稿》，后來不斷從湯先生的研究中受益。他認為，湯先生治學的最大特點，便是扎實。正因如此，湯先生的著作才會傳之久遠。不僅如此，湯先生還是開風氣之先的學者，為中國史學界與海外的交流，做出重大貢獻。另外，廖大偉還敘述了湯先生參與發起上海中山學社的細節，這有助于認識湯先生書齋之外的另一面。

復旦大學教授戴海斌首先指出湯志鈞先生治學規模宏大，打通新舊，融會經史，不為當代學術體制所約束，研究領域從經學而中國近代史：從今文經學而康有為、戊戌變法；從古文經學而章太炎、辛亥革命。著作非常之多，為學界所推崇。而且，湯先生極端重視史料工作，在近代人物文集、年譜編纂、近代報刊搜集整理等方面前路先驅，貢獻卓著。接著，戴海斌從個人讀書研究經驗入手，具體說明了湯先生治學的特色。首先是湯先生的著作《乘桴新獲：從戊戌到辛亥》，這一成果是對晚清史研究的重要推進。研究中國近代史，日本因素自然不可忽視。戴海斌認為，所謂日本因素有兩層含義，一層是近代中國與日本的現實關系；另一層是保存在日本的關于中國近代史相關的文獻材料。后者又包含兩部分，一部分是在日本保留下來的中文圖書、報刊、檔冊，另一部分是以日語形式的留存的與中國相關的史料。研究晚清史，尤其是要研究甲午以后到辛亥民初這段歷史，凡是比較重視中日雙方文獻的綜合利用，從互補互證的角度來重建史實、解釋史事者往往取得良好的成績。在這方面，湯先生的《乘桴新獲》做出了重要示范，是真正的“預流”之作，后來學者如李吉奎、桑兵、廖梅、茅海建、鄭匡民、夏曉紅、孔祥吉等，都在這條學術延長線上。其次是湯先生在近代人物史料整理、研究領域做出的學術貢獻，比如撰寫《戊戌變法人物傳稿》，編纂《陶成章集》《梁啟超全集》等等，這些都是相關學者的案頭必備之書。再是，湯先生和顧廷龍先生合作，主編了“中國近代期刊匯刊”，囊括《時務報》《清議報》等十多種近代重要報刊，對專門的報刊史研究乃至近代史研究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在具體闡述湯先生的學術特色后，戴海斌還分享了與湯先生交往的兩個細節，并祝福湯先生芳華百歲，幸福安康。

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司馬朝軍從三方面具體闡述了湯志鈞先生在學術上對他的深遠影響。一是年譜編纂，司馬朝軍是從湯先生編纂的《章太炎年譜長編》中得到啟發，著手仿纂《黃侃年譜》，這一決定大大縮短了獨自摸索的時間，使得他一下子進入學術的前沿陣地，最終有所收獲。二是學術史研究，由于年譜編纂的引導，司馬朝軍進而對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產生濃厚興趣，湯先生在其中自然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三是經學史研究，在編纂《清代經學學術檔案》的過程中，盡量吸收了湯先生有關經學史的研究成果。司馬朝軍還指出，湯先生的《章太炎年譜長編》對章太炎生平與學術研究起到開路作用、功不可沒，但仍然存在突破可能，可以繼續編纂一部新的年譜長編。基于這些學術因緣，司馬朝軍真誠地向這位前輩“恩公”致敬。

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張培德認為，湯志鈞先生的長壽、著作等身兩大特點，都是常人難以企及的。著作等身的原因，在于全身心地投入學術、堅持不懈地讀書著述，比如湯先生曾說，他在日本訪學時，常常要在圖書館、檔案館抄史料，直至關門。而長壽，則離不開湯先生堅強、樂觀、風趣的性格。張培德舉了親身經歷的幾個例子，認為樂觀是湯先生長壽的真正秘訣。

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程念祺強調了湯志鈞先生持之以恒的學術定力，講述了湯先生在“文革”時期晚上偷偷擠出時間做學問的經歷，并以“君子自強不息”概括了湯先生的學術風范與追求。

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施扣柱指出，湯志鈞先生是一位非常純粹的學者，他為學術而生，一生為學術。他沒有什么閑暇活動，幾乎不陪伴孩子外出逛街或旅游，海外訪學也沉浸于學術活動，自覺放棄觀光旅游機會。他似乎也沒有體育活動的習慣。但他著作等身、身心健康地迎來百歲華誕。這似乎有點顛覆人們關于高壽的常識。其實，秘密在于:他的學術研究和健康高壽是互相成就的關系。他對學術的執著，全心全意全情全力的投入，起到了練習氣功的作用，屏蔽了現實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各種不良因素對心境的干擾；他對學術的至誠熱愛、樂在其中，則有助于分泌內啡肽多巴胺血清素，有利于身心愉悅。而身心健康，又反過來給予學術研究須臾不可或缺的體力和心力支撐。湯先生的健康高壽，給了歷史學人很大的信心。讓我們以他為榜樣，衷心熱愛學術，熱愛到上癮的程度，以此為樂，樂在其中，樂此不疲。這既是為了學術，也是為了自身。或者可以概括為：以學術為健身手段，以健康的身心投入學術。

上海史學者、白藍會會長虞建新表示，他仰慕湯志鈞先生已久。一是在華東師大歷史系讀書時，便聽過湯先生關于戊戌變法的講座，記憶深刻；二是在個人研究中經常用到湯先生的著作與所編著的史料集；三是90年代初，他也追隨湯先生的腳步，到日本訪學。值此湯先生百歲華誕，虞建新最后用一首自撰的俳句，送上了對湯先生的美好祝愿。

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創所元老程天賦之女程巖因故未能出席會議，發言由湯仁澤先生代讀。程巖回憶了湯志鈞先生為她講授古文、《論語》乃至指導如何為人的經歷，并強調湯先生在“文革”的嚴酷環境中，給母親程天賦女士以關心，讓母親感受到人間溫暖。在當時的環境下，湯先生如此行事，是要有極大的勇氣的。程巖還表示，母親含冤離世后，被抄家時，她又受到湯師母的極力保護，她為此深深感激。最后，程巖表達了對湯志鈞先生的真摯祝福。

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張劍從三方面說明了他對湯志鈞先生學術人生的認識。第一，湯先生生于1924年，歷經民國的各種動蕩與戰亂以及1949年后的各種政治運動，但他一直沉浸于學術志業而不旁騖。今天面對不可預測的世界大勢與周遭環境時，如何沉下心來，專意于學術，湯先生給我們樹立了榜樣。第二，與一般學者主要汲汲于自己的個人著述不同，湯先生還參與或主持編撰不少的資料集與文集，為學者的進一步研究奠定了資料基礎，這種“既為己也為人”的學人態度值得我們學習。第三，湯先生論文超過150篇、文章也近150篇，除學術論文外，大多是研究綜述、序跋、學人懷念等，真正的學術評議性文章極少。但其實，湯先生私下對史學界的一些人事有過評議。不知道湯先生是否有記日記的習慣，如果有相關記錄，就可以進一步了解湯先生對史學界的看法，這樣或許能更深入地理解湯先生的史學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