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法國政治人物勒龐家族老中青三代的分析，已經相當豐富。單論那些在法國本土關于讓-瑪麗?勒龐（Jean-Marie Le Pen, 1928-）的出版物，多得已與這位90歲的老人齊高，可謂是把這位當代法國政壇攪局者的方方面面都分析透徹。有時甚至透徹到：老勒龐的政見、公眾形象和私人生活都再無挖掘的噱頭，什么都無法再引起法國社會的漣漪。觀察家們也似乎早已把注意力轉移到其女兒和外孫女身上。法國極右思潮內部近十年的代際演變，大得讓人淡忘了老一輩奠基人。

老勒龐的《回憶錄：國民之子》（Mémoires. Fils de la nation., Paris, Editions Muller, 2018）首卷剛一出版，便在法國乃至西方社會引起關注。大家難免好奇：老勒龐會如何定位自己的一生？這位早為政壇、輿論界、學界所熟悉的老人，會不會在《回憶錄》中披露些之前不為人知的事跡或心跡？歷經法蘭西第三、第四和第五共和國的風云變幻，老練的勒龐會不會在晚年修正或粉飾過去的是非？

按老勒龐在書中所述，《回憶錄》第一卷于2016年正式動筆。由書中所提及最新事件的時間順序，大致可以推測首卷在2017年底脫稿，內容主要覆蓋1928年出生到1972年“國民陣線”創立這一特定劃分的近半個世紀。而據他向媒體吹風所傳遞的信息，《回憶錄》第二卷應該會在2019年初出版，主要覆蓋1972年至今的近半個世紀。可以說，完整的兩卷《回憶錄》，將會是勒龐的世紀回憶錄。倘若一切歷史無非只是當代史，那么我們今天翻開這本新鮮出爐的世紀回憶錄時便應留心老勒龐在每一處選料上的用意。

四百余頁的這卷《回憶錄》，大致按時間順序以二十多個小節再現老勒龐心目中的一幅法國動態全景。誠然，它面向的首先是法國的讀者群，敘述的是法蘭西的當代史。不過，哪怕身處萬里之外的中國讀者，也多少對諸如二戰中的法國、五十年代法國在印度支那的戰爭、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等硝煙戰火有所了解，聽說過戴高樂、貝當甚至那位和中國關系復雜的武元甲。再者，在1928-1972年間誕生在法國的文藝或影視作品，也已陸續被介紹到中國。應該說，關于這期間法國內政、外交和社會文化生活的粗線條，中國人已經積累下厚重的認知和成體系的研判，用不著捧起老勒龐的《回憶錄》來對號入座。至于老勒龐本人的生平流水賬，早已是各界細致研究的對象，用不著再靠白紙黑字來揣摩一個人的真情實感。在這里，我們更關心的是：他自己如何看待與法國有關的大小事？既然已貫穿全書地自詡為“國民之子”、“由國家養大的孤兒”（pupille de la nation），那么他對法蘭西的核心利益有什么研判？

有了從軍經歷之后才投身現實政治，很可能會比書齋里的坐而論道更接近時代的脈搏。就老勒龐的閱讀趣味而言，他似乎亦看不上那些走出書齋、走上街頭的意見領袖。在《回憶錄》里，老勒龐多次指名道姓地貶斥薩特和波伏娃帶頭的左翼聲勢，認為他們無非是蘇東陣營在法國的幾步爛棋；對那位頻頻在法國發聲的作家萊維（B.-H.Lévy），老勒龐從未較真過這位晚輩的言論，認為文人的名氣并不會必然地增加其立場的可靠；對兩位學院派史學權威（R. Paxton和P. Boucheron），老勒龐也很不以為然，認為前一位史家把法國人的注意力錯誤地引向了二戰屠猶的集體愧疚，暗批后一位史家把正統法蘭西國史推上了某種“去法國化”的時髦歧路。

總之，《回憶錄》中出現的幾次對當代知識人的特定援引，似乎讓我們窺見老勒龐對那些沒有經歷過風浪的文人所抱有的蔑視。而從時間順序上來看，勒龐年輕時先后赴越南、埃及和阿爾及利亞的軍旅生涯，是他以實際行動為法蘭西第四共和國岌岌可危的全球利益而作的最后努力。也許，光憑書生意氣，尚不足以把握老勒龐心目中的法蘭西國家利益。平心而論，今天法國政壇和文壇還健在的人里頭，確實很少有他這樣接地氣地親歷法國在二十世紀中葉的由盛轉衰。

按《回憶錄》的敘述，曾和法蘭西國家利益相左的，固然有二戰期間的納粹德國和英國等強鄰，但最讓他耿耿于懷的，更是戰后凌駕于國家主權之上的兩股全球力量：美式自由主義和蘇式共產主義。和最初單純經濟學意義上的“全球化”一詞相比，老勒龐一早便對美蘇兩種普世擴張的模式（mondialisme）抱有警惕和敵意，認為兩者都不同程度地減損了戰后法國內政外交上的核心利益。從《回憶錄》一開篇就提及的本該彰顯法蘭西影響力的巴拿馬運河開鑿權旁落美國人之手，到終篇借用作家杜拉斯的話來概括蘇東陣營對法國的影響滲透，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在全球范圍內的拉鋸似乎被勒龐認定為小惡和大惡的較量。在亞洲和非洲，共產主義和反殖思想的傳播尤其讓他感到冷戰時期法國國力的式微。那么，在勒龐心目中，什么樣的理想國才可以保住法蘭西的核心利益？

從《回憶錄》可以看到，這首先不是走保皇派、恢復君主制的回頭路，盡管勒龐也在書中肯定了某位保皇派抵抗者在德占期刊的英勇殉國。其次，這亦不是復辟教會權威、鼓吹教法大于國法，盡管勒龐本人明言自己更接近天主教的“傳統派”陣營，對第二次梵蒂岡公會所進行的禮儀改革有著頑固的抵觸。再者，這遠非法國五、六十年代以降各路左翼，因為全書各處散見著對這些左翼實踐的嘲諷。最后，勒龐著墨最多、也最帶火藥味的一點，竟在于他幾乎全盤否定戴高樂對第四、第五共和國的兩次歷史功績。用他的原話，這是要糾正今天法國公眾的認知偏差，還歷史一個清白。《回憶錄》中最密集的火力，幾乎都圍繞戴高樂而展開。為什么這位“國民之子”要把矛頭指向戴高樂，斥其為罔顧法蘭西核心利益？

一般說來，影響當代法國國運的關鍵轉折點有二：二戰和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以今天法國官方正統的觀點來看，這兩大轉折點都和戴高樂有莫大的聯系。年輕時的勒龐就對在倫敦號召法國抵抗納粹德國的戴高樂不抱好感。在處理阿爾及利亞問題的態度上，他更是和戴高樂南轅北轍。在我們看來，《回憶錄》無非延續著勒龐出道以來五十年間的立場，本身并無新穎之處。倒是他貶損戴高樂所搬出的論據，讓我們終于得以看清“國民陣線”創始人前半生對國家利益的構想。

從《回憶錄》我們可以大致概括出勒龐的基本理念：亂世期間（1940-1944）的法國國家利益，應是在軍事力量對比懸殊的情況下避免亡國滅種，維持好社會的基本運行；戰后五十年代法國逐漸恢復元氣時的國家利益，應是抵御美蘇爭霸的兩股大潮，尤其要警惕受到民族自決思潮影響、且見機在美蘇間尋求支持的求獨力量，守住法國本土以外的大片領地；六十年代物質豐富期間的國家利益，應首先抵御個人主義蔓延，重新喚起普通民眾的愛國熱情。從書中的口氣可以看出，勒龐自認比任何一位政壇領袖更敏感于法蘭西在不同時期的優先選項。就連五十年代曾一度讓勒龐眼前一亮、在法國商販和手藝人里頗受支持的民粹領袖布熱德（P. Poujade），當時也很快被勒龐視為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反應遲鈍（pp.219-220）。

我們先看勒龐對二戰時期法國核心利益的研判。一路以來，勒龐及“國民陣線”的高層都曾企圖為“通敵合作”的貝當元帥翻案，且認為戴高樂在抵抗納粹德國上的功勞被過分捧高。濃縮成勒龐多次在媒體上有意渲染的話，那便是：“在倫敦的戴高樂及其追隨者，仿佛更多地把維希政權、而不是把納粹德國視為敵人！”（p.124）而且，有了德占期間頗得勒龐好感的秩序之井然，法國戰后對通敵合作者予以清算時的混亂便讓他感到“抵抗”的變味。

為了進一步挑戰今天幾乎早已深入法國民心的抵抗敘事，勒龐竟搬出戰后1948年某天主教神父筆下帶蔑視意味的新詞“抵抗主義”（résistancialisme），強調戰后清算無非是中了蘇式共產主義的毒。最讓勒龐忿忿不平的，大概要數他為納粹詩人布拉席拉赫（R. Brasillach）正名的嘗試——這位詩人因通敵而被戴高樂下令處決。在書中多處，我們都可以見到勒龐對布氏的引用，有的地方還大段摘錄，仿佛刻意用這種方式來回應法國輿論界近十年對其以往在公開場合引用其詩句的質問。就連曾激起千層浪的“毒氣室無非是二戰中一個細點”一說，也被勒龐以維希政權屠猶絕對人數少于其他德占國家為由而再次間接地回應。在我們看來，出版于2018年的這卷《回憶錄》，更多把法國二戰史五十年積累下的諸多共識和底線，而不是把納粹德國本身視為主要敵人：納粹德國，并非老勒龐眼中絕對的惡；戰后形塑出來的抵抗敘事，才是更大的惡。

我們再來看看老勒龐對決定法國國運另一轉折點的研判：阿爾及利亞問題。如果說他在二戰結束時還只是時局的旁觀者，五六十年代法國多次遠離本土的重大軍事行動則都出現了勒龐的身影。無疑，美蘇在全球范圍內爭霸的白熱化是《回憶錄》回顧法國在越南、埃及甚至阿爾及利亞問題時一再提及的地緣大背景。用他自己的話來說，親赴越南，就是要在亞洲阻止共產主義的蔓延。加上其反對民族自決、企圖捍衛“法屬阿爾及利亞”（Algérie fran?aise）的一貫立場，我們便容易理解勒龐何以要在“阿爾及爾戰役”一節中對幾位曾經協助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FLN）展開游擊戰的法共成員咬住不放，何以直到晚年對當年組織襲擊法軍、后來步入阿爾及利亞政壇的幾位要人依然密切留意，何以把當時法國左翼輿論界對法軍使用酷刑逼供的譴責視作共產主義對法蘭西核心利益的又一次重創。而從2002年開始一直為媒體詬病的勒龐參與使用酷刑這一指責，讀者亦可以在《回憶錄》中讀到他最新的自我辯護。

在這里，我們無意一一復述1954到1962年結束法蘭西第四共和國的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倒是《回憶錄》中勒龐有意刻畫或淡化的事件、援引或棄用的證詞，值得今天中國的法國研究者留意。因此，這些都不僅是勒龐的一家之言，還在相當程度上折射出一部分長生斯長于斯的阿爾及利亞法國人所抱有的集體情結，同時也透視出法國軍方和政府高層之間對阿爾及利亞問題理解上的出入，甚至還觸及到至今在法阿兩國官方依然無法達成共識的“哈基”問題（Harki）。在以勒龐為代表的“法屬阿爾及利亞”狂熱支持者看來，恰是那批相信了戴高樂1958年6月5日在阿爾及爾著名演講的人，最寄望于這位第五共和國的總統，以為他將牢牢抓住這片土地不放。按《回憶錄》的說法，戴高樂一句“我已理解你們”（Je vous ai compris）所帶來的定心丸，曾一度凝聚起當地歐洲人和穆斯林兩大群體，讓他們發自內心地認同“法屬阿爾及利亞”（p.277）。因此，當戴高樂稍后在1959年9月16日宣布全民公決阿爾及利亞前途時，這批人感到被玩弄了。作為對戴高樂態度轉變的絕望反應和對“法屬阿爾及利亞”的捍衛，在阿爾及利亞的部分法國軍方將領便在隨后三年內接連策劃了至今依然吸引著法國史家興趣的“街壘之周”（semaine des barricades）、“四月政變”（putsch d’avril）和“秘密軍組織”（OAS）。

從細處看，正是關于這段時期軍方和戴高樂步調不一致、甚至讓其屢遭暗殺的插曲，《回憶錄》為后人提供了勒龐當時和多位插曲主角（P. Lagaillarde, R. Salan, J. Bastien-Thiry）交往的第一手素材。從大處看，“法屬阿爾及利亞”更直接體現老勒龐對橫跨地中海南北岸的法蘭西核心利益一度有著迥異于當時世界反殖潮流的考量。本在1958年底旨在發展阿爾及利亞工業和基礎設施的計劃，才是勒龐心目中縮小阿爾及利亞和法國本土生活水平差距、且有節制地吸納當地精英的理想思路。恰是當年戴高樂放棄“法屬阿爾及利亞”及隨后的移民潮這兩次錯誤選擇（pp.279-291），才在今天置歐洲于最危險的境地。順帶指出，2018年夏天勒龐毫不避諱地明言自己當年企圖協助刺殺戴高樂的軍人逃亡，便是這位九十歲的極右政治領袖對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成立之初的國家利益有著不同理解的又一表態。

風平，并不必然就會浪靜。《回憶錄》最后十余頁對戴高樂發起的總攻，讓我們這些遙遠的中國讀者在掩卷之際感到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自然是一字一句看到“國民之子”多年沉淀下來的論調及其現實引申；陌生的，也許恰是他全書有意拈來的人和事。《回憶錄》首卷主要覆蓋的時段，不僅是勒龐人生的上半場，還是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核心利益的前世今生。它引出的問題，比蘊涵的素材還要豐富：我們該如何理解老勒龐重新編織素材時的輕重緩急和愛恨喜惡？不進一步把握這一問題，老勒龐便很可能繼續是我們最熟悉的陌生人，當代法國的開局也很可能繼續是我們最熟悉的陌生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