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以來，一些地方黨委和政府紛紛通過現場調研或召開座談會等方式，就改善和優化當地營商環境作出部署。

最為典型的是浙江省，明確決定將營商環境優化提升作為今年的“一號改革工程”，還于4月17日召開全省大會，省委書記易煉紅以“永不滿足 勇立潮頭 全面打造一流營商環境升級版”為題，表示要“爭當優化提升營商環境的‘領跑者’”“要把優化提升營商環境放到新方位、大邏輯中去把握、去謀劃、去推進，切實增強‘坐不住、等不起、慢不得’的危機感緊迫感使命感，以思想提升引領環境躍升，以行動突進帶動發展突圍”。

這種“坐不住、等不起、慢不得的危機感緊迫感使命感”，在全國頗具代表性、普遍性。究其原由：

一方面是中央高度重視。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完善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社會信用等市場經濟基礎制度，優化營商環境”“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本屆國務院總理李強上任第一天也明確表示：“民營經濟的發展環境會越來越好，發展空間會越來越大。我們將在新起點上大力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

另一方面是民營企業中出現引人擔憂的發展信心走低，尤以投資意愿不振為突出問題。數據表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民間投資原本占一半以上份額，但近些年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一降再降，疫情三年更是跌至“歸零”，今年1至4月仍下滑至0.4%，這直接影響到整個國民經濟增速減緩。

更為極端的是，民營企業中將公司一“賣”了之者有之，一“關”了之者有之，甚至不乏一“走”了之者。

毫無疑問，在中國這樣一個有14億多人口的大國興辦市場經濟，又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量大面廣的民營企業，發展參差不齊，是一種必然現象。因此，民營企業中出現一定程度的信心缺失，既不能視而不見，也不必大驚小怪。

民營企業從來都是在驚濤駭浪中砥礪前行的，市場經濟的發展也從來都在檢驗和錘煉著民營企業的發展信心。無數事實證明：千磨萬擊中，往往是有信心者勝。但是，客觀地看，相對于以往，近年來民營企業中發展信心不足問題顯得比較突出、尖銳，主要是有多種原因交集疊加，即新冠疫情對國內外供應鏈、生產鏈的沖擊、頭部企業調整及其連鎖反應、高質量發展新要求給出的轉型升級壓力、政策舉措存在邊際效益遞減（獲得感減弱），以及美西方無休止的嚴酷打壓……。這些都造成整個營商環境趨緊，使得不少企業一時喘不過氣來，出現不同程度的信心動搖，或迷茫，或焦慮，或觀望，或“躺平”……

很顯然，各地密集出臺優化營商環境舉措，具有很強的針對性，而且大多出自在短期內盡快穩預期、穩市場主體、使民間投資止跌回升的迫切愿望。這種善意釋放，既為現實所需，也產生了一定的政策效應。再加上抗疫轉段平穩、原有供應鏈、生產鏈加快接續等，不少民營企業已直接感受到市場回暖、訂單增多、忙碌指數飆升。

統計顯示，今年一季度全國新設民營企業戶數203.9萬戶，同比增長10.7%。其中，北京市新設6.8萬戶，同比增長21%，平均每天755家企業誕生，呈現出良好發展勢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多家權威國際機構紛紛上調2023年中國經濟增長預期。例如，世界銀行在6月6日發布的專題報告中，將中國今年的經濟增速預期從1月和4月先后兩次作出的預測數（4.3%和5.1%）上調至5.6%；經濟發展與合作組織6月7日也發布最新全球經濟展望，亮點之一就是預測中國的經濟增長將達到5.4%，而早在今年3月中旬該組織已作出5.3%的上調預期。這些上調預期都反映了國際社會對中國經濟強勁復蘇、向好攀升越來越有信心。反過來，對廣大民營企業進一步堅定自己的發展信心也有啟發和推動作用。

提振民營企業發展信心，需要多管齊下，比如弘揚企業家精神、著力突破美西方“卡脖子”技術封堵等，但優化營商環境無疑是至關重要的。營商環境，又稱宜商環境，通常包括市場環境、政策環境、法治環境、社會環境等方面。現在，普遍強調的是“三化”，即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

有學者認為，“如果不能確保投資的安全性和財產的有效保護，企業家的長期投資是不可能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改善營商環境大概只是一個二階條件，真正重要的是產權和投資收益的持久安全，這才是一階條件”。其實，保護“產權和投資收益的持久安全”本身就應是營商環境的重要內涵，至少是與營商環境中的“法治環境”以及“法治化”之要義剝離不開的。

營商環境好不好、優不優，說到底，主要得看市場主體的感受，看當地那些崇義守法、戮力奮發的民營企業能否既有獲得感，又有安全感，還有幸福感、幸運感，能否使他們樂于扎根一地、創業一方。這正如河南省委書記樓陽生所表示的那樣，“良禽擇木而棲，有好環境、好平臺、好服務，就能讓企業、項目和人才‘近悅遠來’。要以放權賦能改革牽引營商環境優化，用足用好下放權限，進一步優化辦事流程，提高服務質效，努力構建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

優化營商環境，具有改善投資預期、提振市場信心的獨特功效。對于廣大民營企業而言，包括市場經濟基礎制度在內的整個營商環境的完備和優化，可以減少甚至消除其對投資后的經營過程無法判斷的顧慮或疑慮，減少企業投資行為中的不確定性，為投資帶來穩定的基本預期，這就會極大地調動起勇于投資、參與競爭的創業熱情。

但是，營商環境，嚴格地說，“只有更好，沒有最好”，因而是一項長期任務，僅靠應急性的政治動員和臨時措施絕非根本之策。關鍵還是要從深化改革開放中找出路，要深入思考深化哪些改革可以從根本上優化營商環境。

一般而言，政府是制度、政策的供給側，因而也是優化營商環境的責任主體，必須通過更有力度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生產要素市場化改革等，堅決破除政府采購和招投標等領域前置門檻多、一些行業仍然存在變相審批、有的壟斷行業開放后“準入難盈”等隱性壁壘，加快改善影響商事主體經營的社會、文化和制度等軟環境要素，為民營企業堅定和提振“讓生產‘忙’起來、投資‘暖’起來、物流‘跑’起來”的發展信心而賦能。

在高質量發展的硬約束下，營商環境是企業“引得來、留得住、發展得好”的重要支撐。因此，從全局看，從態勢看，今后我國區域競爭的焦點之一就是看誰的營商環境更優化，看誰真正能夠創建服務型政府。而名副其實的服務型政府，不只是使各項支持和鼓勵民營經濟發展的好政策、好措施及時落地，更重要的是所有公職人員應徹底拋棄舊有的“官本位”陋習以及居高臨下的主宰意識、恩賜意識等，代之以納稅人意識、公仆意識、人民至上意識的自覺確立，切實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企業服務，這樣才能使廣大民營企業干得更安心、更順心，也更有信心。

（作者王忠明為全國工商聯原副秘書長，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原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