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對于黎巴嫩，可能最多出現的關鍵詞是“教派沖突”與“一片混亂”，對于其背后的一些復雜的歷史背景大多流于簡單的教派類比，罕見對于一些歷史細節的分析。筆者以自身對于黎巴嫩歷史的粗淺閱讀，結合多年的觀察，分析黎巴嫩近現代歷史的一個重要線索——世襲貴族（黎巴嫩的“謝赫”與“貝伊”等世襲官階），來思考在黎巴嫩貴族的政治參與。本文為第一篇，試介紹奧斯曼統治時期黎巴嫩世襲貴族對于地區政治的參與變遷。

很多人曾經疑惑一個問題——黎巴嫩歷史版圖不包括首都貝魯特與第二大城市特里波利，首府定在今日的德爾·阿爾卡馬爾（Deir Al-Qamar）。這是因為在1920年代“法屬黎巴嫩”（也就是今日黎巴嫩版圖所涵蓋的）形成之前，歷史記錄中的“黎巴嫩”指的是貝卡谷地、黎巴嫩山區以及南部沿海城市賽達組成的“黎巴嫩山”（Mount Lebanon），而這些地區匯集著中東三個少數教派——以馬龍派天主教徒為代表的基督教勢力，聚居于喬福山區（Chouf）的德魯茲派穆斯林（衍生于什葉派）勢力，以及南部沿海的什葉派穆斯林勢力。在十字軍潰敗之后的很長時間，這些講阿拉伯語的少數教派形成自己的地方貴族，在奧斯曼時期根據其政治參與度得到“謝赫”與“貝伊”兩種稱號。

謝赫（Sheikh）是阿拉伯長老首領的稱謂，傾向于指代地方的領袖；而貝伊（Bey）則來自土耳其語，是有奧斯曼帝國官階的世襲貴族，這兩種稱號都象征著黎巴嫩的地方勢力在政治上的參與。

（一）德魯茲派馬安王朝的起落，1517~1696

為了方便統治，1517年奧斯曼帝國帕迪沙（Pad-shah，意即皇帝）塞利姆一世宣布由德魯茲派穆斯林貴族法赫魯丁·馬安（Fakhr-al-dinne Ma’an，1485~1544）為第一任黎巴嫩山埃米爾，由于法赫魯丁為人厚重，在帝國內部他被稱為“長者法赫魯丁”。

法赫魯丁一世去世之后，其子霍爾馬茲（Korkmaz，1520~1590）保持對于奧斯曼帝國的忠誠，然而到了霍爾馬茲長子小法赫魯丁（即法赫魯丁二世，1572~1635）繼位的時候，情況發生了變化。

基于蘇萊曼大帝自己殺長立幼，奧斯曼帝國因為帕迪沙的繼承權問題陷入持續內訌之中，法赫魯丁二世基于奧斯曼帝國的不穩，開始萌生自己的野心——即“阿拉伯斯坦”的想法（注：阿拉伯人對于“斯坦”的用辭極少，法赫魯丁二世本人受到土耳其文化的影響，或多或少采用了突厥人的思維想問題，他在首府建立的清真寺也是奧斯曼風格），因此努力積累人脈，甚至準許佛羅倫薩的軍火商入境，于1620年代正式起兵。

然而法赫魯丁二世起兵不久就遇上奧斯曼帝國后期最強勁的帕迪沙穆拉德四世，最終被鎮壓，他與妻子、母親和三個年長的兒子先后被處死，孫子們以及六歲的小兒子侯賽因（1629~1650）則被送往伊斯坦布爾“定居”——實際上是去除家族姓氏的“庶民化”軟禁，后裔成為土耳其平民，這是奧斯曼帝國對于叛亂者的家屬的處置方式，之后幾個被奧斯曼帝國鎮壓的黎巴嫩山貴族，其直系親屬大多也有此“待遇”。由于侯賽因與他的侄子們都被強制歸信遜尼派、使用土耳其語并去除“馬安”這個姓氏，他們的后裔失去家族繼承權。

法赫魯丁二世被處死后，他的侄子穆阿利姆（Mulhim，1620~1658）繼位，由于有其伯父兵變的“前車之鑒”，奧斯曼帝國開始安排在半島的貝都因家族謝哈布家族入駐貝卡谷地，與馬安家族聯姻。不知道是不是奧斯曼帝國有意為之，穆阿利姆的兒子艾哈邁德（1648~1696）到臨終之時，身邊的繼承人只剩下12歲的外孫海達爾·謝哈布（Haydar Chehab），因此在其去世之后，年幼的海達爾繼承外公的爵位，以一個遜尼派貴族身份成為黎巴嫩山的埃米爾。

（二）混亂的教派導向：謝哈布王朝前期的教派分治，1696~1790

然而，奧斯曼帝國發現這一地區真正占人口優勢的教派是基督教馬龍派，因此開始利用其米勒特制度的優勢拉攏之前沒有太過重視的基督教貴族階層。

在基督教勢力內部，有一定影響力的名門望族是卡贊家族（Al-Kazan）、杜維希家族（Al-Duwash）、弗朗基亞家族（Frangiah）和沙希家族（Al-Shahin），尤其是卡贊家族與杜維希家族以量產基督教高階神職人士而出名（例如1670~1700擔任馬龍派首席大主教的伊斯特萬·杜維希），他們相比起出生率極低的德魯茲派（這個與德魯茲派極為看重教派內部通婚有關），出生率要高很多，因此也在馬安家族崩潰之際，人口比例遠超德魯茲派。

在這種情況下，雖然海達爾（1684~1732，1707年親政，1729年朝圣退位）與其長子穆阿利姆（Mul-alim，1710~1790，1754或1755年朝圣退位）都是非常虔誠的遜尼派穆斯林，而且都因為朝覲而退位，但到了海達爾次子曼蘇爾（Mansour，1714~1774）執權時期，曼蘇爾發現奧斯曼帝國對于黎巴嫩的態度非常不對勁——奧斯曼帝國居然讓他的侄子優素福（Yusuf，1748~1790）秘密改宗基督教馬龍派（通過書信得知），以抗衡其兄長。因此他聯合敘利亞當權派扎伊達尼家族的扎希爾·烏馬爾（Zahir Al-Umar，1688~1775）一起反對奧斯曼帝國，結果他自己被廢黜，扎希爾也在多年后遭遇奧斯曼帝國的“屠夫將軍”查薩爾（Ahmad Jazzar，1720~1804）襲擊并殺害，查薩爾在1790年以后實際操控黎巴嫩與敘利亞的政治。

優素福上臺之后立刻遭到哥哥與侄子（包括遠在麥加的父親）一致反對，在政治上，優素福自己到被處決之前都宣稱自己是穆斯林，但在他的實際行動以及引導之下，與他親近的親族皈依基督教，包括他最信任的堂哥卡西姆——海達爾三子烏馬爾之子，但烏馬爾本人與卡西姆因為信仰問題斷絕父子關系，卡西姆的兒子巴希爾（Bashir，1767~1850）一出生就受洗為基督徒。

這種改宗鬧劇一方面可能基于優素福為了拉攏人口優勢的基督徒，但另一方面，優素福直到被查薩爾徹底打倒之前，都得到奧斯曼帝國的鼎力支持，而他與奧斯曼帝國之間的書信也體現奧斯曼帝國希望他維持馬龍派基督徒的“米勒特”，以至于他執權的27年（1763~1790），他的遜尼派族人一直受限于哈斯巴亞地區（Al-Hasbyan，貝卡谷地南部）與巴勒貝克，而基督徒族人則在首府德爾·卡瑪爾（Deir Al-Qamar）發展壯大。

不過優素福自己無力對付人口偏少但民風彪悍的德魯茲派，在德魯茲派聯合什葉派地方勢力的打擊下，優素福節節敗退。由于聽聞查薩爾不信任他，優素福居然忘記二叔的教訓，向查薩爾將軍宣戰，因此被見風使舵的基督徒貴族集體出賣。

奧斯曼帝國覺得此人沒有利用價值，在毫無預兆的情況下，于1790年授權查薩爾直接在黎巴嫩山首府斬殺優素福，并擁立優素福的堂侄巴希爾（優素福親子的待遇參考法赫魯丁二世的兒孫）。

由于開國大君海達爾繼位之初是由叔祖父攝政，其名字也是巴希爾，所以這位被奧斯曼視為“最佳傀儡”的基督徒埃米爾被稱為巴希爾二世。然而奧斯曼帝國想不到，這個年輕人在查薩爾死后居然一度帶動新月沃土的發展，甚至影響到其在這一地區的權威。

（三）巴希爾二世治下的短暫繁榮，1790~1840

準確地說，巴希爾二世這50年的統治是斷斷續續的，因為早年他被遜尼派和基督徒的親族打敗過，這個時期的巴希爾二世被很多人看不起，查薩爾說其是一個“一無是處的廢物”，拿破侖一世則把他當成東方君主失敗的典型，至于當時黎巴嫩山的宗主國奧斯曼帝國，也是時常變換謝哈布家族在黎巴嫩山的代言人——因為連帕迪沙自己都不知道哪個人適合代理黎巴嫩。

然而，轉折點發生在1804年，這一年令不少中東人聞風喪膽的“屠夫將軍”查薩爾去世——這個以殺人如麻著稱的“耶尼塞里”將領（查薩爾出生于波斯尼亞基督徒家庭，加入禁衛軍，即“耶尼塞里”后改宗伊斯蘭教），最后居然得以高壽善終，新月沃土一帶的伊斯蘭法學家都看不下去，以至于集體拒絕為其送葬和禱告。后來還是在奧斯曼帝國的壓力之下，才在巴勒斯坦地區給他修建規模不小的陵墓。

查薩爾死后，以扎希爾曾孫為首的敘利亞官僚集團借助這個機會接近巴希爾二世——這個時候巴希爾二世可以說是“喪家之犬”。然而這些敘利亞地方豪強給予巴希爾非常重要的支持，使他成功復位，并且使得南部賽達、中部喬福的什葉派與德魯茲派貴族都對巴希爾長時間忠心耿耿。所以之后幾十年，巴希爾二世的統治相對穩定，也開始醞釀自己的野望。

巴希爾二世雖然自始至終都是基督徒，但他的第一任妻子莎姆斯（Shams，1766~1832）卻是來自遜尼派支系的謝哈布家族，他們的長子卡西姆（Qasim Ibn Chehab）也繼承了母親的宗教信仰（也因為這樣巴希爾二世到被廢黜都沒有確立繼承人，因為他自己自始至終都是基督徒），卡西姆的嫡子穆罕默德在1830年代成為黎巴嫩山遜尼派的卡迪（Qadi，伊斯蘭教教法官），根據巴希爾此時的年紀推算，作為其嫡孫的穆罕默德，成為卡迪的年紀并不大，很顯然這個情況是奧斯曼帝國默許敘利亞官僚在背后操作，以制衡力量大到可以涵蓋整個黎巴嫩山的基督教勢力。

所以在巴希爾執權時期，他的顧問穆斯林與基督徒是平分秋色，而且首府清真寺與教堂的比例也平衡。在敘利亞顧問的支持下，巴希爾與埃及的執政官穆罕默德·阿里帕夏（Muhanmod Ali Pasha，1769~1849）保持密切關系并結為親家。不過包括敘利亞顧問都始料未及，巴希爾二世的發展速度超過所有人預期。

借助其阿爾巴尼亞親家在埃及的改革，巴希爾二世也有模有樣地在山區各地開辦西式學校（以傳教士的名義開辦，但授課內容基本上都是世俗知識），在賽達等地也開辦兵工廠，甚至培養自己的火槍衛隊。

發展的快速往往伴隨著權力欲望的膨脹，這是奧斯曼帝國、穆罕默德·阿里家族，甚至西方列強都不愿意看到的情況：巴希爾二世在一次阿拉伯人首領聚會上公然宣布他“希望繼承法赫魯丁的事業”，以期黎巴嫩山成為“阿拉伯人的中心”。

所以在奧斯曼帝國與西方列強的共同操作下，基督徒貴族發動對德魯茲派的襲擊，然而巴希爾二世自己的宗教信仰導致他沒辦法有效鎮壓基督徒叛亂者，最后德魯茲派這邊以巴希爾二世曾經的結拜兄弟巴希爾·瓊卜拉特（Bashir Jumbulatt，穆克塔拉的貝伊，約1770~1858）為首的德魯茲派領袖宣布背棄巴希爾二世，基督徒貴族也對這個同樣信仰基督教的埃米爾發起進攻，浩浩蕩蕩的黎巴嫩山叛亂把巴希爾二世闔家逼到賽達避難，最后英法聯軍（奧斯曼帝國告知英法兩國均可干預此事）的艦隊開往賽達，巴希爾二世在舉目無親的情況下只能投降，時值1840年，巴希爾二世73歲。

（四）大動蕩的黎巴嫩山，1843~1861

奧斯曼帝國宣布把巴希爾二世闔家集體安置在伊斯坦布爾，對于年邁的巴希爾二世及其年輕的續弦，奧斯曼帝國沒有要求他們改宗伊斯蘭教，在他們去世以后按照貴族的禮儀安葬在亞美尼亞基督教墳場，后來黎巴嫩政府把兩人的遺骨迎接回黎巴嫩并葬于德爾·卡馬爾的修道院墳地。巴希爾二世的直系后裔全部接受遜尼派（其實本來就有不少已經是遜尼派信徒）、放棄阿拉伯語姓氏與語言，以帕克索伊（Paksoy）這個帶有濃郁土耳其風格的姓氏定居于現在的土耳其共和國。

巴希爾二世被廢黜之后，其堂弟巴希爾三世繼位，但這個君主根本沒有能力應對境內的動亂，德魯茲派與基督徒的糾紛更是演變為教派仇殺，最后他自己于1843年主動退位，謝哈布家族宣告結束統治，這也象征著黎巴嫩山埃米爾國的結束。即使后來埃米爾職位恢復，也是毫無權力的虛職。

動亂持續近20年，兩派都在仇殺中紅了眼——基督徒人口眾多，而德魯茲派驍勇善戰，仇殺長期的持續也導致奧斯曼帝國與西方列強的不安。

尤其是法國對于這件事情最為上心，自從1850年代奧斯曼帝國在耶路撒冷基督教區域給予法國天主教事務極大的特權，拿破侖三世就非常熱衷于參與黎巴嫩事務，希望借助黎巴嫩的地理-人文優勢拓展法國在中東的影響力。

他一方面請來阿爾及利亞穆斯林領導人阿卜杜·卡迪爾（Abdel-Kader，1808~1883）協助平息動亂——因為遜尼派穆斯林在此次事件中與德魯茲派對立。另一方面他派人在奧斯曼帝國的引薦下與基督徒貴族唐努斯·沙希（Tanyuns Shahin，1815~1895）和馬龍派首席大主教保羅·馬薩德·卡贊（Pual Peter Massad Al-Khazan，1806~1890）商議接管事務。

最終奧斯曼帝國逮捕動亂方的德魯茲派首領薩義德·瓊卜拉特貝伊（Said Jumblatt，約1820~1861，巴希爾·瓊卜拉特的兒子），承認黎巴嫩山名義上唯一的埃米爾是德魯茲派阿爾斯蘭家族（原因：阿爾斯蘭家族不參與叛亂，且與謝哈布家族有親戚關系）。

而黎巴嫩山的最高話事人由奧斯曼帝國任命，為奧斯曼帝國基督徒公務員。由于法國參與托管，所以1861年達烏德帕夏成為黎巴嫩執政官開始，黎巴嫩山進入奧法兩國共同托管的60年時間（1861~1922）。

（五）法奧共同托管時期的黎巴嫩山貴族，1861~1922

希提先生在《阿拉伯通史》對于黎巴嫩山最高行政長官的任命語焉不詳，只是說明這些人都是基督徒，以至于有人誤以為這一時期黎巴嫩山的長官來自于本地基督徒貴族，但基督徒貝伊優素福·卡拉姆的起義使得筆者一度疑惑這個誤區，所以在查閱相關資料后發現，這個“起義”記載背后就是法國-奧斯曼共同托管背后對于本地各教派——尤其是本地基督徒貴族的壓制。

優素福·布特羅斯·卡拉姆（Yusuf Boutros Karam Bey，1823~1889）是卡拉姆家族的貝伊，卡拉姆家族在奧斯曼帝國時期一直有官階待遇，所以長期以來地位頗高，然而1843年以來的教派仇殺，以及之后的安置措施，使得新上任的貝伊優素福對奧斯曼帝國與法國都非常失望——他知道法國的目的不是真的拯救基督徒，而是拓展自己的勢力范圍——歷任黎巴嫩的執政官，雖然都是基督徒，但基本上都是巴爾干人，僅有的阿拉伯人出身執政官，還是一個敘利亞希臘天主教徒（希臘天主教指代教派，執政官本人是阿拉伯人），沒有一個本地人。這樣一來，法奧都能找到自己的代言人。

所以在1866~1867年，他以卡拉姆家族的名義同時向奧斯曼帝國與法國宣戰，當然結局可想而知，戰后法國與奧斯曼帝國同時發布通緝令，不過拿破侖三世與優素福貝伊有過私交，因此事實上網開一面——優素福在一些法國朋友，以及老朋友阿卜杜卡迪爾的幫助下先是流亡到阿爾及利亞，后來流亡到意大利直至去世。

由于他主導反抗，他的后裔被剝奪貝伊繼承權，今日卡拉姆家族的貝伊薩利姆·優素福·卡拉姆（Salim Yusuf Karam，1946~），是他侄孫優素福·薩利姆·米哈伊爾·卡拉姆貝伊（Yusuf Salim Mikhael Karam，1910~1972）的獨生子。然而時至今日，優素福貝伊依然被視為黎巴嫩民族主義第一人。

優素福起義失敗之后，黎巴嫩山的基督徒也開始出現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基于快速的人口增長以及黎巴嫩山極其有限的容納量，加上一戰期間奧斯曼帝國在黎巴嫩山橫征暴斂，大批基督徒平民借助賽達港口陸陸續續移民他地，尤其是當時被視為“移民圣地”的美洲。

大文豪哈利勒·紀伯倫的家族，包括其母親的前夫阿卜杜薩拉姆，就曾經在拉丁美洲做過生意。遷居美洲的黎巴嫩基督徒后裔，生育率極高，而且由于信仰天主教，非常容易融進拉丁美洲的文化圈，所以現代拉丁美洲有不少人或多或少有黎巴嫩血統，例如夏奇拉。

19世紀后半期，德爾-阿爾卡馬爾出現嚴重的缺水，而且自此之后原本能供應全城的蓄水系統逐步干枯，使得法國開始敦促奧斯曼帝國把臨近的貝魯特與特里波利這兩個臨近黎巴嫩山、但行政上長期歸于敘利亞的沿海城市劃給黎巴嫩。

不過奧斯曼帝國以及敘利亞境內的精英并不愿意讓法國占這個便宜，只是允許黎巴嫩山居民到貝魯特買地，所以貝魯特從19世紀末開始出現大面積的基督教社群——主要是馬龍派。

而特里波利由于強大的遜尼派本土勢力在坐鎮，直到今日也僅有阿拉維派勢力在此有過較大影響力，這個屬于阿薩德家族上臺以后的情況。

而德魯茲派穆斯林的人口增長依然偏低，只是經歷一段時間的打壓，德魯茲派穆斯林貴族開始明白在黎巴嫩山的政治環境如果想出人頭地，必須了解阿拉伯人需要什么。

在19世紀后期，阿拉伯人內部兩大少數教派——基督徒與什葉派，開始涌現明顯的阿拉伯民族主義，以對抗奧斯曼帝國一直對阿拉伯地區的漠視。所以德魯茲派幾個名門望族，尤其是名義上的埃米爾阿爾斯蘭家族（Arslan）以及之前因為動亂一度被打壓的瓊卜拉特家族（Jumblatt），受到黎巴嫩南部民族主義者——什葉派名門望族哈馬德家族（Hamaden）的影響，積極參與一些相關事務。

沙基卜·阿爾斯蘭（Emir Shakib Arslan，1869~1946）是阿爾斯蘭家族在托管時期的第二任埃米爾，他本身是一個學者，因此致力于宣傳阿拉伯民族主義；與此同時，他的伊斯蘭教認同感要強烈于德魯茲派認同感（但他的穆斯林理念傾向于“世俗化”，而非教權政治），因此走訪麥加贏得穆斯林主流學者的支持。

他一生結過三次婚，然而僅有兩個女兒，長女在1910年代嫁給阿特拉斯家族（Al-Altlas，敘利亞德魯茲派名門望族），次女梅伊（May Arslan，1928~2013）嫁給瓊卜拉特家族的繼承人卡邁勒（Kamal Jumblatt，1917~1977），他的女婿卡邁勒屬于下一篇的重點人物，然而卡邁勒的曾祖母巴德爾·阿明丁（Badr Amin-din，約1830~1920）也算是這一時期德魯茲派的一個風云人物。

巴德爾夫人是薩義德貝伊的正室，育有納西姆（Nassim，1855~1922）、納吉布（Naguib，1857~1910）兩個兒子與女兒法里達（Farida，1860~1950），法里達嫁給薩義德貝伊的侄子法里斯（Faris）。

巴德爾夫人經歷丈夫死于獄中，基于兒女年幼成為女貝伊，她深知家族內部對于穆克塔拉貝伊（Moukhtara，瓊卜拉特家族的領地）這個爵位虎視眈眈，所以對于子孫的婚娶都非常在意，然而家族的繼承人納西姆一生沒有子嗣，巴德爾夫人僅有的三個孫輩便是納吉布的兩個兒子福阿德（Fuad，1885~1921）、阿里（Ali，1890~1944）與外孫女娜茲拉（Nazira，1890~1951）。為了鞏固家族關系，她決定讓第二順位繼承人福阿德迎娶娜茲拉，并誕下卡邁勒與妹妹萊拉（Layla，1919~1976）。

甚至曾孫卡邁勒出生之后，巴德爾夫人還與沙基卜為孩子指腹為婚，其實巴德爾夫人原本預期的曾孫媳婦是沙基卜的外孫女，不過沙基卜的外孫女后來嫁給一個埃及人，瓊卜拉特家族新的女主人娜茲拉也沒敢繼續過問，不過陰差陽錯后來卡邁勒與沙基卜的小女兒自由戀愛，也算是達成老太太生前希望聯合德魯茲派家族的愿望。

為什么老太太去世之后沒多久，瓊卜拉特家族的下一個主人也是女性，這個與福阿德與伯父納西姆先后被殺有關，而殺死他們倆的是德魯茲派內部的貴族，沙基卜·瓦哈布（Shakeeb Wahhab），這也折射出老太太生前一直擔心的事情——德魯茲派內部一直重視教派內聯姻，但也往往虧在內斗之中。

結語：帝國崩潰前夜的“黎巴嫩山”與“黎巴嫩”

然而無論是基督徒還是德魯茲派貴族，包括長期處于政治邊緣的什葉派望族（什葉派除了賽達，沒有在黎巴嫩山扮演重要角色），都意識到長期的內訌不能解決問題，在阿拉伯民族主義的鼓舞下，從沙基卜·阿爾斯蘭開始，黎巴嫩的世襲貴族開始注重引進外部的開明思想，號召各教派的黎巴嫩山居民團結起來。當然沙基卜·阿爾斯蘭本人思想更加前衛，他傾向于整個阿拉伯人團結起來——雖然他與好友，基督徒出身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者阿明·拉哈尼（Amine Rouhani，1876~1940）都從自己的體驗中深知阿拉伯人很難真正站在一起，但他一直致力于此，也奠定德魯茲派聚集的三個國家里，黎巴嫩德魯茲派的穆斯林認同感最為強烈——這種認同感更多是一種民族身份認同。

然而一戰也使得包括貝魯特、特里波利在內的黎巴嫩地區出現思想分化，尤其是基督徒對于“認同”這個問題的分化。

誠然，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心心念念的“奧斯曼崩潰”終于成為現實，然而，基督徒內部也出現嚴重的分裂——一些新興的富人與武裝領袖認為要與阿拉伯人“劃清界限”，以防被西方認為他們屬于穆斯林一伙，所以也是一戰結束之初，“腓尼基主義”開始在為數不少的基督徒心中取代之前基督徒貴族宣傳的“阿拉伯民族主義”。

然而，隨著1918年以來奧斯曼帝國逐步把托管權完全交給法國，與奧斯曼帝國存在錯綜復雜愛恨情仇的基督徒貴族（謝哈布家族、弗朗基亞家族、卡拉姆家族）開始不安，他們也是這個時期開始有意識拉攏從敘利亞喬遷至黎巴嫩地區的東正教徒，以及從東安納托利亞遷來的亞美尼亞人，維系由阿拉伯基督徒知識分子開拓的“阿拉伯民族主義”理論。什葉派與德魯茲派貴族則與基督徒貴族站在同一條戰線上，因此這三股力量（基督徒貴族、東正教與亞美尼亞移民、德魯茲派與什葉派穆斯林）成為日后黎巴嫩獨立的中堅力量。

只是，大城市的并入意味著遜尼派穆斯林在黎巴嫩的人口比例迅速上升，而東正教徒與什葉派穆斯林也在這些城市并入之后陸陸續續從敘利亞遷來，原有的教派比例也是這個時候發生巨大變化——基督徒不再獨占鰲頭，比例從80%（1900年，黎巴嫩山數據）到55%（1930年，并入貝魯特等地之后的數據），馬龍派在基督教內部也從九成九的絕對多數成為六七成的微弱多數，大批的移民更是使得他們原有的絕對優勢逐步消弭。

1922年奧斯曼帝國崩潰，凱末爾不愿意繼續托管黎巴嫩，因此黎巴嫩的托管權交給法國，1926年法國任命東正教徒出身的查爾斯·達巴斯（Charles Dabbas，1885~1935）為法國托管下的黎巴嫩首任總統。

在法國完全托管之下，舊貴族該何去何從？下一篇會講述近現代黎巴嫩貴族的政治參與，他們與一些“家族”無論是政治立場還是社會地位，都有著天壤之別。他們或許能夠看到我們大眾認知之外，黎巴嫩第三種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