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歲的何文福，于48年前被湖北鐘祥縣法院和荊州中院以強奸罪先判20年，后改判15年。審判期間他一直未認罪，自服刑起，他也一直在寫信伸冤。

直到2015年之后，當初本案的三位證人吳國富、范德才、謝翠香都站出來證明何文福沒有作案時間。甚至作為強奸案“被害人”的卓某，也在按了手印的情況說明中說：是辦案人員“要我指認是何文福作的案，當時我知道不是何文福害的我，但我只能按辦案人員的指示咬定是何文福作的案”。

卓某按了手印的情況說明

上述新證據都形成于2017年以前，但是2019年湖北省檢察院依然駁回了何文福的申訴。近期，有承辦其申訴的檢察官向他表示：目前這個案子處于中止狀態，還在進一步審查中。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53條明確規定：“有新的證據證明原判決、裁定認定的事實確有錯誤，可能影響定罪量刑的，就應當重新審判。”最高檢《人民檢察院辦理刑事申訴案件規定》第45條第1款第（5）項也一脈相承，明確規定“有新的證據證明原判決、裁定認定的事實確有錯誤，可能影響定罪量刑的，應當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向人民法院提起抗訴。”

那么，何文福老人提交的新證據，是否達到“證明原判決、裁定認定的事實確有錯誤，可能影響定罪量刑”的程度呢？按理說，因為沒有作案時間就不可能作案，這是常理、常情和常識。

例如《刑事訴訟法》第42條明確要求辯護人，若收集到嫌疑人不在犯罪現場（沒有作案時間當然是不在犯罪現場）的無罪證據，應當及時告知司法機關，目的就是要盡快排除嫌疑人的作案嫌疑，以便及時放人，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因此，本案即使沒有被害人新的證詞，否認何文福作案，也應達到了啟動再審的程序條件。

更何況本案還有被害人卓某說明當年的情況，稱何文福不是當年的作案人，這本身就是“一票否決”的新證據。“看到（被害人出具的）情況說明的那一刻，何文福激動地哭了，‘受害人都說根本不是這么回事，我坐了十幾年牢，真的是太冤枉了。’”然而，何文福似乎至今也并沒有等來案件的實質性推進。

筆者注意到，上游新聞2021年報道此案時，標題是《河南七旬老漢背負“強奸”罪名46年，被害人發聲稱當年未被強奸》。一晃又是2 年過去，這種動輒以年計算的等待，對于79歲的何文福過于殘酷了。

本案的法理不算復雜，在被害人稱何文福不是當年的作案人，復查機關理應對被害人深入調查，當年為何會形成那樣的筆錄，現在為何更改證詞，新證據若沒有作偽證的情況，理應提出抗訴再審。如果查出被害人作偽證或辯護人指使被害人作偽證，那就另當別論，但也要有個明確說法。

啟動再審之難，在此案可見一斑。在如此多關鍵新證據出現的情況下，包括當年證人“翻供”，被害人稱是被當時的辦案人員指使，但是還沒有等到再審程序的及時啟動。

一個法治社會，究竟是司法及時糾錯，還是繼續讓申訴人手握最新證據苦苦等待？答案本不言自明，但落實到具體案件查起來就格外難。正是因此，自上而下的監督就需要發揮作用，監督的時間也要有明確的界限，不應被無故中斷、拖延。一個人的人生能有幾個四十八年呢？

（金澤剛系同濟大學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