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文|汐溟 侯建勛

本文承繼上文，繼續論述在委托創作合同當中的債權能否轉讓問題。上文當中提到的案例，發生于《民法典》生效之前，當時有效的《合同法》中關于債權轉讓的規定是，“債權人可以將合同的權利全部或者部分轉讓給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據合同性質不得轉讓；(二)按照當事人約定不得轉讓；(三)依照法律規定不得轉讓”

《民法典》與合同法的表述在此發生了細微變化，《民法典》中將“合同的權利”替換為“債權”，將“根據合同性質不得轉讓”改為“根據債權性質不得轉讓”。無疑，《民法典》的表述更加精確，將“合同性質”改為了“債權性質”。

此種表述將不得轉讓的情形限制在了具體的債權上，而非依據整個合同的性質。此種變更無疑使得在實務當中，依據當事人的意思自治而實施的特定行為變得更加靈活自主，不會輕易受到法條規定的桎梏。舉個例子說，在委托合同當中，合同法時代，通識觀點認為，委托合同是基于當事人間的信任關系而發生的債權，是屬于不可轉讓的債權，因此在委托合同關系下發生的債權轉讓行為應不被法律所支持。

由此帶來的問題是，在前文所述的案例當中，當B公司完成了A公司委托的承制工作，將電視劇拍攝完成，產生了超集集數的應收賬款，此時B公司不能轉讓向A公司主張超集集數債權的權利，則B公司僅能自己向A公司主張該債權，因為債權轉讓行為屬于無效。但該案當中，在B公司與C公司簽訂債權轉讓協議之前，B公司已經成立清算組對其公司債權債務進行清算，并在簽訂了債權轉讓協議后不久，便完成了清算并將公司注銷。后C公司依據轉讓協議確定的債權，對A公司提起訴訟，要求A公司向其履行債務。A公司抗辯稱該債權系以特定債權人為基礎的債權，必須由原B公司股東履行交付母帶等義務、并對制作費用進行審計和結算后，視有必要專屬與原B公司股東結算的債權，原B公司股東的非法轉讓，將引起原合同內容的重大變化，該債權不得轉讓。

該案中一審法院直接認為依據委托承制合同的性質，該債權并非不可轉讓。二審法院則認為，本案是委托創作合同糾紛，委托關系一般因委托人與受托人之間的信任關系而產生，這種基于個人信任關系而發生的債權并非可以轉讓的債權，故B公司與C公司之間簽訂的債權轉讓協議并不發生債權轉讓的效力。由于B公司已經注銷，該債權在確定后，應當歸屬于原B公司的股東而非C公司，但現在原B公司的股東均已經明確表示，該筆債權由C公司行使，系其自愿放棄權利的行為，因此，原審判決認為超集費應當支付給C公司在權利義務的處理上并無不當。

從該案的判決當中可以看出，雖然二審法院認可依據委托合同的性質，債權不得轉讓，但在最終的判決當中，實際的結果實質上仍然是支持了B公司將債權轉讓給C公司的行為。本文認為，對于委托合同之類基于信任關系而訂立的合同，債權能否轉讓的問題應當靈活理解，不宜過于僵化適用。在債權的主體發生變更時，并不影響相對方訂立合同目的實現時，不宜嚴格適用法條而限制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尤其在《民法典》中，將“合同性質”更改為“債權性質”后，更應當個別區分，從債權本身的性質以及轉讓所產生的法律后果對于債權是否能夠轉讓作出解讀。具言之，在本文涉及的案例委托承制合同關系中，若承制方將拍攝制作等合同主要義務轉讓，則將可能導致相對方的合同目的無法實現，但在拍攝制作已然完成，電視劇已經發行，合同主體已經履行完畢，僅剩下委托方對承制方的債務未履行之時，則不宜再行將委托合同性質作為不可轉讓債權的抗辯事由，否則可能衍生出義務履行主體為逃避履行義務而惡意抗辯的行為。此時，在債權人轉讓債權的行為不侵害其他債權人利益時，應當允許其合理行使自己的權利，對于轉讓債權的原因則在所不問。

本文案例改編自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17）陜民終120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