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以下簡稱“CDI”）創設于1989年2月，從一開始就是有著“深圳基因”的新型智庫，正如創設理事長馬洪同志在成立大會上所講，“研究院實行的是新體制，是借鑒國外‘思想庫’型研究機構的模式而形成的”。CDI定位是民間性、自主性、綜合型、市場化的政策研究咨詢機構。

我于1995年加入CDI，28年來見證了研究院的發展歷程。CDI的體制一直比較自主、獨立、市場化。一開始我們想了很多研究方向，結果要么社會或市場不需要，要么研究經費籌措不易，經過不斷的摸索，逐漸演化成現在的六大研究板塊。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指出，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咨詢制度。2015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CDI也進入首批25家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單位名單。名單里有2家社會智庫，一個是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另一個就是CDI。

CDI作為一家合同訂購型智庫，80%以上的研究經費源于市場化合同收入。我們每年有200-300個研究課題，其中來自于深圳的課題占比為40%。

一、對標國外頂級合同訂購型智庫

蘭德公司（Rand）

蘭德公司是當今美國乃至世界最負盛名的、以軍事為主的綜合性戰略研究機構，在《全球智庫排名報告》中連續多年位居全球頂級科技政策智庫榜單第五名。其特點如下：

1.理事會治理體系。蘭德實行理事會領導下的總裁負責制，最高決策機構是理事會。

2.多元化人才隊伍建設和管理。蘭德現有來自全球50個國家的1880名員工，研究人員涉及學科廣泛，其中55％擁有博士學位。在人員和項目的管理方面，蘭德以研究項目為紐帶，實行二元矩陣式組織管理。

3.課題成果質量把控和成果推廣機制。制定并不定期修訂《高質量研究和分析標準》，打造研究成果的高標準與質量管理機制。同時，采取定期出版刊物、舉辦研究成果發布會等方式積極推廣研究成果。

4.創新研究方法。形成蘭德獨特的情報研究方法，并首創一系列獨特的研究方法和模型，如德爾菲法和專家棱鏡系統等。

5.聚焦政府合同訂購。課題來源研究方面，蘭德的絕大部分課題（85%）來自美國各政府部門和軍隊的項目合同，其余為能源和社會等領域的合同。2020年，蘭德共收入3.49億美元（扣除外包合同等），其中來自美國政府部門的合同收入為2.879億美元，占比為 82.5%（見圖1）。

智庫影響有不同的方式，不同類型的智庫方式也不同，有面向媒體的，致力于擴大社會影響力；也有面向政府的，要求保密，蘭德作為合同訂購型智庫，自然屬于后者。保密性對于合同訂購而言是把雙刃劍，因為其95%的成果不能公布，這實際上會影響智庫的社會影響力。蘭德在業界名氣斐然，但它的報告幾乎看不到，甚至連題目都不能對外公布。

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

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簡稱CSIS）成立于1962年，是一家非營利、非黨派、非官方的政策研究思想庫，是目前美國國內規模最大的國際問題研究機構，在《2020年全球智庫排名報告》中排名全球第四。其特點如下：

1.理事會運行體系。CSIS實行理事會最高領導機構，成員均是美國政界、企業、科研機構或社會組織的知名人士。

2.聚焦重點領域。CSIS自創立后，重點聚焦涉及美國和國際經濟和安全的領域。2007年，CSIS“巧實力”委員會向美國政府提交了關于如何利用“巧實力”的相關政策建議，并得到美國政府的高度重視。

3.重視課題研究質量。CSIS為提高研究水平質量和成果的認可度，采用教育、學科知識、課題相結合的綜合型研究體制，一方面按照研究領域和學科分組，另一方面按照研究課題分組。

4.建立“旋轉門”機制。為推廣研究成果，擴大影響力，CSIS格外重視“旋轉門”功能，積極引進退休高官任職，并大力推薦內部人才到政府部門任職，拜登政府便有兩位高官來自CSIS。

5.經費主要來源于企業資助基金和政府研究合同。CSIS在成立時定下一條規則，即不接受中央情報局和國防部的資助，拒絕從事任何涉密研究；但CSIS接受環保局和裁軍署等政府機構的研究合同，故政府合同也成為重要收入來源；其他主要來源于基金會資助和捐贈。2019年，CSIS收入約4270萬美元，其中來自企業和政府的資金分別占比30%和29%（見圖2）。

美國城市研究所（UI）

美國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簡稱UI）于1968年由林登·約翰遜總統創立，聚焦于解決美國城市及人民相關問題。其特點如下：

1.積極拓展研究領域。城市研究所的研究工作目前覆蓋與美國社會相關的31個不同研究領域，包括老齡化、住房、就業等熱門領域。

2.開展跨中心研究。城市研究所共設有11個研究中心開展研究工作，并積極推動開展跨中心研究計劃。例如，自2016年起組織跨中心持續開展美國勞動力隊伍建設研究，評估勞動力政策變化，分析提高工人技能和滿足雇主需求的策略。

3.聯合建立循證決策聯盟。城市研究所、布魯金斯學會、美國公共企業研究所等機構在2016年聯合建立循證決策聯盟（Evidence-Based Policymaking Collaborative），推動循證方法應用于政策和公共項目的制定實施。

目前城市研究所已經跨入億元俱樂部，也屬于合同訂購型智庫，合同主要來源于美國政府。2020年共收入1.12億美元，其中最大來源為美國聯邦政府、州、地方政府的合同收入，占比約為36.8%（見圖3）, 其次為基金會（33.8%）和企業（19%）。

二、提高合同訂購型智庫研究成果質量的路徑

智庫的研究成果的質量是影響智庫生存與發展的關鍵。CDI作為一家中國特色的合同訂購型智庫，近年來，積極探索提高研究成果質量的路徑，有以下八個方面和大家分享：

一是通過選題和審題務虛會，匯集眾智。

智庫的文化很重要，CDI的文化就是內部討論無禁區，對外發聲有紀律。我們很強調“選題”，為其制定配套的管理制度，每個季度召開一次由全體研究人員參加的“選題務虛會”，同時設立“首席專家學術審議小組”。報告初稿形成之后，經過評審如不能達到上報要求，CDI會給予一定補償作為基礎研究的資助。

二是在實踐與調研中發現問題，形成策論。

問題很重要的來源就是調研——該問題是真問題還是偽命題；問題本身是暫時還是長遠的；需要哪一級政府部門來解決；是立即解決還是先緩一緩；等等。

高端智庫更多用的是預判、預警、分析，我們服務地方則是提升、完善、促進，客觀來講不突出長遠性和戰略性。例如中美貿易摩擦發生后，我們馬上組織幾個團隊的力量，對我國有關的產業鏈開展監測評估和儲備性研究。我們調動在咨詢業務中積累的行業和企業資源，對整個產業鏈近30家企業和機構開展調研，研判中美“科技硬脫鉤”對產業鏈、供應鏈的影響，并提出全局性的建議。

三是深耕自己熟悉的領域，同時要努力思考全局性、戰略性問題。

每個人必須要有研究方向，除了自己熟悉的領域，但有時候又需要打破專業方向，因為智庫不能僅僅研究單一的問題，制定決策往往建立在多學科、多問題交叉的基礎上。從這個角度來看，熟悉的領域和戰略性的問題既要接地氣、要落地，同時又要超前思考。CDI以城市化、產業、科技創新、港澳問題、“一帶一路”有關問題為主要研究領域，對許多實踐性很強的問題進行研究和咨詢，做到了“接地氣”。同時，解決問題的對策還可以“落地”。

四是積極對接中央決策需求部門，準確把握研究方向，提升服務質量。

比如，土地問題就專門對接全國人大法工委，為做好承擔的有關土地管理和空間規劃的課題研究——“全國人大法工委土地管理法律制度研究”“國家發改委國家空間規劃方案研究”兩個課題，CDI 資深研究員帶領課題組在北京專門“駐點”工作，其中一項課題“駐點”了近一個月。

五是課題落實到研究團隊，突出專業積累，同時根據涉及問題和實際情況給予專門的支持。

有了研究方向和課題團隊之后，在保證專業積累的同時也要利用好其他部門的資源。CDI主要做好三方面工作：

1.做好復合型團隊建設。在原來經濟管理專業為主的基礎上，引進了一批國際關系學、社會學、規劃設計、工程類人才。

2.做好專業結構支持。例如CDI在承擔涉及港澳與內地法律法規銜接的課題時，招聘民商事法律專業、比較熟悉香港法律制度的博士后，配備到研究團隊當中。

3.做好自有經費支持。在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經費之外，根據研究的需要，CDI會額外安排單位的自有資金用于組織開展調查或研究，作為課題研究的基礎支撐。

六是建立有利于激發研究人員活力的科研組織管理機制。

包括三方面：

1.實行內部競爭機制。將選出來的課題讓研究人員自由申報，再召開專題會議“內部競標”。首席專家學術審議小組結合研究小組的專業、績效、能力以及時間等，進行綜合審議并立項。

2.完善制度建設。CDI制定、修訂了20多項國家高端智庫建設及相關內部管理制度。

3.專人負責。指派專人負責跟蹤、協調、服務（與首席專家、決策部門、智庫間的對接服務），形成規范化的工作流程。

七是處理好研究和咨詢的關系。

首先，“研究”與“咨詢”二者的關系不能割裂。CDI講的研究是學術和專業方向，而咨詢涉及合同，是商業的事情。CDI不搞智庫研究和咨詢研究“兩張皮”，因為光做課題、不做研究，缺乏學術基礎；反之光做研究、不做咨詢，天天琢磨宏觀的事情，研究成果就不能“接地氣”。正確的做法是強化專業研究，以研究帶咨詢，以咨詢促研究，兩者相輔相成、互相促進。

其次，要求每一位研究人員既做咨詢又做研究，使智庫研究不脫離實際，又使咨詢的理論水平、政策水平不斷提高。這點保證了CDI有能力做智庫研究的研究人員數量不斷擴大，年輕人不斷成長。

再次，從地方看全國，從基層看政策落地，有利于問題導向和提出解決方案。

八是發揮首席專家作用，保證研究成果質量。

首席專家相當于智庫的“定海神針”，人數不在多，但得有思想，以“局外人”的角度對研究方向和內容進行不同視角的審視，幫助研究人員“跳出”自己的思考，站到更高更遠的位置上，即站到國家戰略層面去審視正在研究的問題，從而引領提升智庫的整體研究質量。CDI每一次承接國家課題，從立項開題、確定研究提綱，到初稿形成直至成果提交，首席專家與研究人員會進行幾輪反復討論和修改，進一步理清思路，找準方向，刪繁就簡，抓住重點，提煉觀點。

三、人才——高質量智庫的根本保障

智庫研究質量的核心就在于人才，人才是智庫質量的保證。智庫人才大體劃分為學術研究型、應用偏好型、專家型、工具型、輔助型。在一個課題研究小組或團隊中，有人研究問題比較深入，有人更熟悉政策應用層面，有人擅長做方法，有人擅長做資料，還有人能快速提供海量資訊。在我們智庫當中各種人才都是需要的。

關于智庫人才的成長路徑，主要有三條：專業+混合，學術背景+實踐經驗，寫作+演講+運作。CDI就經常做演練，領導會要求你5分鐘之內把課題講完且講明白。研究人員自身還需要處理好三方面的關系：個人與團隊的關系；長期積累與短期應對的關系；甲方和乙方的關系。

智庫和委托方的關系建立在甲方滿意度之上，分為影響型（在服務甲方的過程中，用專業度去影響甲方的決策）、工具型（弄明白甲方想了解的問題）、跟隨型（論證甲方意圖）、公關型（讓甲方接受你的建議）。CDI在與委托方打交道的過程中，這幾種關系都存在。

關于在智庫工作的年輕人的煩惱，大體歸結為四類：研究不深，沒有思想；什么都干，沒有方向；不懂決策，脫離現實；要求太高，寫作要快。我給年輕人的建議是：時間是綻放的玫瑰。你遇見的所有問題我們這些過來人都遇見過，做多了，可能問題自然而然就解決了。

那么，智庫如何創造條件來加快年輕人的成長？方法很多：通過實習進入研究院；通過入職培訓和公共平臺（如博士后工作站）為其創造成長的條件；要求其明確研究方向和強制性參與公共課題研究；激勵其發表學術著作和發表論文；設立資深研究員制度、傳幫帶；等等。

//本文根據郭萬達博士在首屆大灣區科技創新智庫論壇上的發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