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科技發展成就顯著，科技整體水平大幅提升，并推動了經濟社會的長足發展。不必諱言，中國科技的進步離不開多年以來的對外開放戰略。以鄧小平1979年訪美為標志，中外科技交流空前活躍，中國科技從中獲益良多。改革開放后第一批去美國的留學生，歸國后大多成了各個領域的領軍人物。

另一方面，科技的發展也離不開改革開放以來的科技體制改革。科技發展水平取決于多方面因素，科技管理體制具有核心地位。傳統體制下，科技創新活動中政府、科學家與社會的關系區分不清，人才的激勵機制亟待完善。新的科技體制下，上述問題已逐步完善。同時，曾長期困擾中國科技事業的經費不足問題已獲得根本解決。數據顯示，中國全社會研發經費從2012年的1萬億元增加到2022年的3.09萬億元，多年穩居世界第二。

也應承認，中國在科技發展上仍有不小的提升空間。科技脫鉤和逆全球化等地緣政治環境對中國科技創新之路有何影響？中國該如何應對？

就上述問題，澎湃新聞記者近期專訪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蘇世民書院院長、清華大學產業發展與環境治理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聯席主席薛瀾。

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蘇世民書院院長、清華大學產業發展與環境治理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聯席主席薛瀾    澎湃新聞記者 權義圖

澎湃新聞：從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的科技發展取得了明顯的進步。有人把它歸功于改革開放，也有人認為，中國的發展基于決策層及時地推進改革。您怎么看這種不同的觀點？

薛瀾：中國的科技發展確實是受益于中國的改革和開放，這兩個輪子是共同支撐中國科技發展的。中國的改革，立竿見影的效果是，激發了中國各個主體內在的巨大創新能力。數據顯示，中國的各類企業都做出了巨大努力，近幾年中國的全社會研發投入里超過75%是來自于企業的，所以企業的創新發揮了巨大作用。

另外一點，中國的開放也使得中國的企業、科研機構、政府獲得了大量國際前沿科技成果。比如，不同科技領域的前沿知識，國外科技企業多年發展積累的行業經驗，這些對我們的科技創新發展是不可或缺的。

所以，如果片面地說中國科技進步完全是中國自身努力的結果，而忽略對外開放發揮的作用，這是不符合實際的。改革和開放這兩個其實是互相促進，而且恰好中國在這個方面的經驗也是非常獨特的。 

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初就開始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當時很快就有不同的聲音，認為這樣是不是可能會導致對國外技術的過度依賴等等。但改革開放之初，中國企業囿于資金、技術的局限，引進和學習國外先進的技術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大家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是比較清晰的，但這種討論沒有停止過。這也就是為什么在2006年的中長期科技規劃，我們明確提出了自主創新的概念。其實就是在強調，我們在引進、消化、吸收國外的先進技術的同時，也非常需要強調自主創新、強調自主和開放之間的有機結合，來共同促進科技發展。 

澎湃新聞：我們也看到您在不同場合提醒，現在中國的外部環境，變得更加復雜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如何立足于自己的國情，去做好發展？

薛瀾：我覺得這是一個現實。首先，從目前的國際地緣環境看，盡管外部環境對中國有打壓，使得我們很多技術和知識很難獲得，我們仍然還是要堅持我們的開放態度。

當然，我們在開放這方面受到阻礙，肯定會激勵我們自立自強，去花更多的力氣，對那些卡脖子的技術進行深入研發。但同時，我們還要堅持開放，毫不動搖。不能說因為國外卡我們脖子，我們也干脆把門關上，這樣的話，我們損失更大，是“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從過去各國發展的歷史經驗看，沒有哪個國家關起門來悶頭干，就可以真正成為創新強國。都是通過開放，通過交流使得科技創新能力不斷加強。所以，我們要保持開放創新與自強自立并行不悖。 

澎湃新聞：您提到了關于轉型的相關話題。從您的視角來看，中國改革開放至今已經45年，在多年轉型過程中，您覺得哪些關鍵節點的決策對中國至今都還有比較深遠的影響？

薛瀾：首先要區分是聚焦在整個改革開放的宏觀局面還是僅限于科技領域。如果我們講改革開放宏觀局面，中國共產黨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肯定是重大事件。1992年確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重大事件。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 2012年黨的十八大，這些都是重大事件，對整個中國的發展的影響都是非常全面的。

如果你要講到科技領域，1985年中央發布《關于科技體制改革的決定》，這是重大的歷史事件。1998年到1999年那段時間，我們的一系列科技體制改革舉措，包括中科院知識創新項目，公立科研院所體制改革等，形成了第二波改革。第三次就是2006年《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2021—2035)》的發布，等等。所以，科技領域也是有很多重大的事件來影響和推動改革。 

澎湃新聞：人才是科技創新的動力。聚焦在科技創新，我們怎么樣去激發科研工作者的熱情，是靠增加研發投入嗎？

薛瀾：我覺得，人才的激勵是挺復雜的一個問題。首先，中國在過去這些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始終對人才問題高度重視。從改革開放以后，我們不斷地去擴大與國外的交流。一方面，我們是派遣包括留學生在內的很多學生學者到國外學習。數量龐大，很多學生學者回國后，積極參與到中國的改革開放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說到激勵，我覺得最核心的，還是要營造更好的科研生態環境，提供更好的科研條件、還有促進人才發展的制度環境，這些其實是最關鍵的。所以如果我們要總結過去這些年人才發展的經驗，為何中國能夠吸引各方面的人才，不管是學術型的，還是在企業的人才，最關鍵是中國有更好的科研生態環境，科研條件，和人才發展的制度環境，這些環境綜合起來就變成未來發展的機會，海外人才看到這種機會就會愿意回來。 

當然還有一些特定的激勵，如我們現在有很多人才項目，不管是自然科學基金的項目，還是其他一些人才項目，這些項目也能對人才提供一定激勵。但是這種激勵項目如果處理得不好，可能會起到一些負面效果。比如，科研創新首先是為了去爭項目，而不是去立足科研。所以，營造更好的生態環境，可能是最重要的。 

澎湃新聞：您剛剛提到的人才環境，是不是被視為一種廣義的制度？

薛瀾：人才環境當然算一個制度，還有相關的文化也能夠起一定的作用。保障一個科學家能夠適應這個制度環境。例如，在企業從事科技創新工作，知識產權保護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基礎性制度安排。

澎湃新聞：您提出人工智能技術需要考慮技術、經濟、社會、政治風險，必須要“兩個輪子”同時推，一個是發展，另一個是規則，如何處理好發展與規則之間的關系？

薛瀾：人工智能技術與其他科技發展一樣，可以給人類社會帶來巨大收益，如提高體力與腦力勞動的效率，提高工業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改善醫療服務等。但是，人工智能技術也會帶來潛在的技術風險，比如不透明、不可解釋、算法偏見等。另外一類風險是經濟層面的，一兩個公司就有可能壟斷整個行業，對于行業發展潛在的危害也不能忽略。還有就是行業壟斷對就業和財富分配的影響，個別企業或少數人可能會占有大部分的超額利潤。第三類風險是社會風險，比如誠信問題和虛假信息問題。學生們請ChatGPT來完成老師布置的家庭作業。有些學者請ChatGPT幫著寫論文，對學術界的影響也開始顯現。第四類風險可能更加讓人關注，就是政治風險，比如ChatGPT隱含的意識形態傾向和價值觀念等，這種潛在的隱含內容對人們政治傾向的影響也是讓人關注的。

人類社會應該如何應對這些風險？首先應該保持一個樂觀的態度。人類社會歷經幾千年發展，各種技術創新層出不窮，總體來看，人類社會因此而發展進步，從中獲得巨大收益，人工智能也不會例外。但同時，我們也必須發揮政府、行業及社會多方面的力量，形成敏捷高效的治理體系，對人工智能潛在的風險和危害合理規避及合理規制。只有堅持發展和規制雙輪驅動，爭取在發展中不斷引導，規避風險，才能積極推動人工智能健康發展，造福人類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