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時間撥回到2019年夏天。從上海地鐵12號線愛國路站下車后，我沿著愛國路一直往南走，大概300多米到平涼路，進入左前方另一條南北向道路，驀地看到一排沿街商鋪，以及路中央推著單車、電瓶車，抑或是步行著摩肩接踵的人們。一路前進，看著兩側一會出現低矮的商鋪或私房住宅、一會出現似是舊里形制的街道界面，不一會便會走到一個地面略有隆起的岔路口：一條斜橫在面前的路與腳下走過的路交會成一個傾斜的十字，路面亦在交會處變得寬敞。四顧看看路標，南北向這條路叫定海路，東西斜向相交的是定海港路。而我腳下的隆起的位置，就是傳說中的定海橋。

南北向定海路與東西向定海港路的交會處，就是定海橋的位置。本文圖片除特別說明外，均為作者拍攝或繪制

格局：路與港的交會，橋的高光與消亡

自1899年淪為公共租界后，楊樹浦地區便因濱江之便成為工業搖籃，趁勢開啟了工業化、城市化建設。1931年，租界當局規劃了一條北起平涼路，南至楊樹浦路的路段，起初取名為“山剛達路”，后于1915年以浙江省定海縣為名，改稱“定海路”。1923年修建了東西向與定海路相交的道路，起初命名為周家嘴路。而后的1931年，為了方便為周邊區域內的工廠運輸建材，租界當局利用原有河浜開挖取直，修建了一條小河港，依定海路之名取名為“定海港”，同時將近定海路處原來河浜上一座不知何時建造的跨浜石橋改建為鋼筋混凝土橋，取名為“定海橋”，并將毗鄰定海港的周家嘴路重新設計，使之成為北傍定海港的城市道路，筑至定海路止。1954年，因周家嘴路被重新規劃，此段港邊舊路遂改稱為“定海港路”。

定海橋、定海港、定海路、定海港路的分布。應注意，此處的“定海橋”并不是現在人會時常路過的“定海路橋”：后者是在1927年復興島運河導治工程結束后，在運河上建造的新橋。后1928年定海路也向南延伸至此，才形成今日的道路格局。

1935年的上海地圖中，現在定海港路的位置標注的是“Point Road”，即起最初始的名字“周家嘴路”，名字來源是南部黃浦江轉彎處最早有一個村落叫做“周家宅”，后來這段形同嘴角的地就被稱為“周家嘴”。有趣的是，東側的復興島在最初筑島時被稱為“周家嘴島”，后又短暫更名為“定海島”，至抗戰勝利后，才正式改為“復興島”。圖片來自于網絡

至此，南北向定海路與東西向定海港相交于定海橋，定海港路則從定海橋起依傍定海港向東延伸至復興島運河。以橋為中心，這四個均以“定海”為名的基礎設施構成了一個直徑約500米，以工廠、工人、商業為鮮明特色的地塊：定海港的物流屬性集聚了大量的工人、農民、漁民甚至是外來逃難的人，進而又自然吸引了周邊商販前來營生，于是定海路憑借著強大的“流量”，在1930年代便成為了楊樹浦六大集市之一，商販云集。而這一座小小的橋，在那個時代充當了一個獨特的標志物——外來的工人、商人每次和別人提起此地，雖不記得具體的稱謂，可腦子里直冒出一個橋的形象：“對，就是定海橋那一塊兒”。

后在1958年，定海港因物流功能減弱、垃圾污泥淤塞而被填沒，定海橋也隨之失去作用而廢棄，欄桿被拆除，橋身則與定海路融為一體，除了前文提及筆者所尋覓的“局部的隆起”還能作為橋的遺存，其他再難辨痕跡。

鳥瞰定海橋地區，遠處可見黃浦江，近處為定海路（圖中紅色段）與定海港路（圖中藍色段），略顯雜亂的建筑肌理十分獨特。

建筑與遺民：住房的突圍，身份的逝去

彼時定海橋地區分布著華光啤酒廠、密豐絨線廠等大型工業建筑，辨識度極高，而數量更多的居住建筑則呈現出“公”與“私”兩種屬性的疊合。原來被填埋的定海港上早已經建造了一排排私房住宅——這些房子的原型大多為上世紀30年代起沿港搭建的草棚，在填港后向南擴張，在近70年的時間里不斷擴建至三層左右的規模。而毗鄰定海路，則是定海橋地區最大的產業工人集聚地：定海路449弄。

定海港路兩側私房，其中南側私房的位置即為之前的定海港所在

定海路449弄航拍

初見449弄的人很容易被其復雜而凌亂的外觀震撼：一排排行列式布局的兩層工房，分割出一條條寬度僅在兩米左右的宅間弄堂，四處可見弄內依附于原墻面加建的小披屋。走到主弄抬頭看去，在原有規整的集體建造的屋面上，大大小小的老虎窗如同春筍探出頭來，不少在二樓曬臺和屋頂上加建的閣樓和房間交替打破原來的屋脊線。似乎所有的建筑都在拼命向外、向上生長。

449弄中宅間支弄里的加建將弄堂變得更加曲折狹窄

449弄中宅間支弄地面堆放各類雜物，頭頂則懸掛了眾多晾曬的衣物，以求正午時分陽光能照進這狹窄的弄堂里

449弄某戶人家直接在原有屋頂和曬臺上新建了一層房間，并在房間上修了新曬臺。材料的不同清楚展示出原貌與加建的界線

449弄屋頂處的各類加建，開老虎窗，在曬臺上建造披屋，打破原屋頂直接新建一層，各類手法匯聚在一起，呈現出極大的豐富性

當然這種狀態并不是從一開始就存在的。449弄最早是日商裕豐紗廠（廠址位于今天楊樹浦路的上海國際時尚中心）于1923年起開始建造的供自蘇北等地遷來的“包身工”居住的宿舍，原名“裕豐工房”，后歷經時局更迭，陸續成為中紡十七廠、上棉十七廠的工人宿舍。曾經，449弄是整個楊樹浦地區最早通電、通自來水、通煤氣的“先進”住區之一。雖沒有各家單獨的灶間和衛生間，但設置了集體食堂、澡堂和公廁，以及“老虎灶”、小賣部、衛生所等配套設施，甚至還有內部的足球場，覆蓋了工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定海路449弄原足球場位置（圖中黃框處），后在1967年的加建中足球場被侵占

但隨著生育潮到來以及“文革”后大量知青回城，449弄人口增加，空間狹小的問題被進一步放大。為解決居住問題，原有足球場被占用新建了新工房，原有的食堂、澡堂等共有設施均被改造成工人住房，而工人們自己本就局促的家里又難以找到合適的空間開火做飯、洗漱，因而不少人嘗試在宅間支弄里搭建一個小披屋作為灶間、淋浴間等功能性空間。

后在上世紀80-90年代，上海開始推進工業結構戰略性調整，紡織職工人數從50多萬人縮減到2萬人左右，工人生活條件迅速下降，在窘境下自發的加建行為再無法被遏制，批量涌現。無論是弄堂還是圍墻，抑或是突破屋頂朝上突破，各戶依據自己的經濟實力在幾十年里紛紛“動手”，最終形成今天看到的，突圍于原有規整秩序之外“牛皮癬”一般令人瞠目結舌的建造面貌。

定海路449弄某戶居民歷經50多年的房間變化，其中外部較大的加建均是在工廠倒閉后陸續開展的

定海路449弄截至2022年6月所有的加建分布。關于定海路449弄的空間變化細節，感興趣的讀者可閱讀筆者在《時代建筑》發表的 文章，或瀏覽筆者在調研時拍攝的紀錄片 《肆肆玖》

2022年上半年，看到眾多房產中介開始進駐定海橋，我意識到，動遷真的要開始了。彼時在定海橋地區游走，似乎無人討論這塊地區未來會建造什么“高級建筑”，除了時不時聽到過了大半輩子“沒灶間、沒衛生間、全家七八口人擠在十幾平米小房間”苦日子的居民對自己房子加建之后拆遷面積應如何計算的疑惑，大多數的情緒和感受還是指向了對于過去的不舍。 

一位80多歲的爺爺和我吐露，他一家人從他爺爺輩開始就居住于此，自己在這里出生，當了大半輩子工人，在工房住了80多年，見證這里的每一處加建改造，也熟悉了449弄和定海路上的每一處地方。雖然條件不好，但生活還算便利。尤其是在爺爺逐漸老去生病之后，幾乎每周都要騎車去附近的醫院配藥回家熬煮，因而對定海橋也就更多了一些依賴。如果要動遷，到底會搬到何處？四周還會不會有熟悉的鄰居，方便的菜場，臨近的醫院？爺爺嘆了口氣，說：“我其實是不想搬走的，我一輩子都在這里，我就是定海橋的人，要真到了動遷必須走的那天，我覺得我就已經算是死了。”

動遷前夕，449弄的居民手里拿著房產中介給的傳單，在弄堂里討論以后的出路

2023年初，定海橋地區正式開始動遷。若從1923年定海路449弄作為區域內首個“大工程”開始建造引入大量工人群體算起，定海橋地區走完了它整整100年的生命。那些真正的定海橋人——那些生于茲，長于茲，橫亙幾代的工人們，他們曾享受過物質水平領先于其他地區的集體生活，也因人住矛盾放大后無奈動手加建，親手促進這些建筑的“野蠻生長”，并最終，讓這些建筑與自己定海橋人的身份一起，融入時代的洪流。

定海港路沿街私房被征收景象，余暉在曾經復雜的加建上映出了最后的色彩

緬懷：透過歷史切片，繼續往前看

所幸，定海橋的特殊性在近十年來也陸續吸引了眾多學者，對其空間建造機制、社群發展過程等開展了深入的研究。2020年開始，在導師同濟大學張斌老師的指導下，我們團隊進入定海橋地區，開始對定海路449弄工人宿舍與定海港路自建住宅的建造及演變現象進行為期一年多的“搶救性”空間調研；同濟大學王紅軍老師作為定海街道的社區規劃師，也組織團隊聚焦本地區居住建筑的取材、施工、構造等方面日常建造的現象，串聯起一段社會發展的歷程。

2021年，在得知定海橋地區面臨全面動遷，王紅軍與張斌老師便共同組織我們以建筑繪圖、模型制作、影像記錄等方式，借助展覽將定海橋的種種變遷展示給世人。策展及籌備過程受疫情影響延宕良久，由王紅軍老師設計改造的“定海之窗”展館也一度被利用成為社區疫苗接種點，發揮了其“戰時”作用。最終在2023年5月，在最初策展工作開始兩年、動遷工作已開展近半年后，《定海人家》展覽開幕了。

展覽進行中，詳情請戳 這里

誠然，面對一個地塊的消失，以及一種自下而上以日常為目的的自發性建造行為在城市空間變遷中所呈現出終顯“無力”的對抗狀態，“緬懷”、“悲觀”是繞不開的關鍵詞。但順著城市發展的脈絡，透過定海橋這一張“歷史切片”，我們依然應試圖從中獲得直面未來的啟發。

毋庸置疑，定海橋是唯一的、不可復制的，其特殊性在于：從人來看，一批外來移民在上海工業發軔之際、租界建設起步之時，在空間上大規模聚集，成為代表性群體，后又在產業結構調整與個人日常生活狀態所形成的錯位中，逐漸成為弱勢、低收入群體；從空間來看，工業與工人的衰落導致原有集體性空間與生活需求的矛盾被激化，在個人與機構的往來博弈中產生了種種被動的自下而上的 “抵抗”與“突圍”的現象；從產業來看，彼時的工業興起將生產機器與生產者深度綁定，但在產業升級后，生產者卻未能及時解綁、轉化，成為產業中進化停滯的“遺跡”。這些因素綜合作用，最終造就了定海橋與現代生活脫節的種種現象。

但向前看，百年來推動定海橋由生至死的驅動力仍在作用：城市的產業結構升級，即從低附加值傳統制造業向先進制造、高端生產性服務業的轉型依舊在進行，同時拉動了生活性服務業發展以服務于更多涌入的城市人口。在此過程中，先進制造借由“機器換人”將淘汰一批勞動者，服務業的興盛又將吸引集聚更多從事基本服務的人員。這些被替換的、因需求增長而遷入的“低技能”勞動者將會迅速增加，就如同曾經被時代“撞倒”的工人階級，成為城市空間中新的相對弱勢、低收入人群。而他們在城市中所選擇的集聚空間，是否能形成某種類似于定海橋地區的空間？

發達國家經驗證明：產業越升級，對低技能勞動者的需求其實會越多。例如從美國的研究數據表明，城市每引進1個高科技人才，便可催生5個新的就業崗位，其中相對高端的是律師和醫生，相對低端的則是超市服務員、餐館收銀員等。

這一點在449弄后期的居住構成已經初見端倪：彼時在449弄中已經有不少外來務工的工人、商販、外賣員、家政服務員等群體，出于租金便宜、生活方便的考量在此租住，雖與工人后裔存在明顯的差異與界線，但他們的出現似乎也代表了一種新的轉向：城市中新的相對弱勢群體逐步在老舊空間載體中集聚，倘使沒有動遷的阻斷，假以時日，他們或許將逐步成為449弄的主要租住群體，為定海橋注入新的基因。 

定海路449弄租戶區與工房區的交接院落，左側工房區裝滿了護欄，呈現明顯的戒備與排外心理，而右側外來務工人員的住處則較為臨時、開放，家具四處散落。不知這種在舊舞臺上的對比，是否為某種新老“低技能勞動人群”的交接儀式。

當然未來這種“類定海橋”空間與傳統定海橋存在本質的不同：對比來看，主體雖都是外來務工人員，所面臨形勢的本質邏輯也類似，但客觀因素已出現巨大差異：如今生活性服務業集中的城市中心早已沒有空間增量和條件開展大規模集聚地建設；各類低技能務工人員在消費場景和數字經濟的驅動下依據訂單分散作業，也再難形成集體性、具備生活同步性的階級群體；現有城市空間管理模式下更難在空間層面形成大量劇烈的“抵抗”行為；而產業升級速度加快則帶動了這些從業者所屬行業和崗位的更迭速度。可以說，未來這種“類定海橋”地區是依附于生活場景的、小規模的、分散的、柔和的、高流動率的，甚至是數據驅動的。

從低技能勞動者或相對弱勢群體集聚地的角度看，已逝去的定海橋與未來可能出現的“類定海橋”空間，存在著諸多差異。

那么，今天的建筑學是否可以把握這種趨勢，提前判斷出這些空間區域的落位與演化，以靈活、可容錯甚至是共享的方式，在空間層面未雨綢繆，幫助城市更好地為這些勞動者提供庇護？我想這似乎已經超越了傳統空間層面，也非建筑學單個學科能自行解決。只有借助未來跨學科、多領域的密切合作，才能真正處理好這個對城市發展而言極為重要的議題——想想疫情封控期間外賣小哥們的重要作用，就能明白在當今時代中這些處于相對弱勢的低技能勞動者之于我們日常生活的意義。

結語：向逝去的定海橋致意

時隔兩年再反思，我逐漸意識到，我所研究的定海橋中人與空間的種種看似“有趣、豐富、野生”的現象，本身就是歷史進程中的“誤差”或者對“誤差”的矯正——換言之，如果城市發展過程能保持各要素的同步變化以及政策與實際的合理匹配，定海橋中的諸多現象理論上是不會出現的。或許這也可以成為所有與城市發展緊密關聯的學科下一步的目標：以科學合理的方式，盡可能讓今后“類定海橋”區域中更少出現這些被動形成的“有趣、豐富、野生”。我想這也許就是對逝去的定海橋最大的致意：我們從定海橋學到了經驗，并且以此為鑒，優化了更多城市的片段空間，并服務了更多一直為這個城市默默服務的人們。

（本文作者楊聞博系2021屆同濟大學建筑系研究生，現任普華永道ESG可持續城市發展咨詢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