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老撾苗族女孩李黎亞在美國出生。她是這個家庭的第十四個孩子。在貧窮的老撾，嬰兒夭折率高達50%，黎亞就有四個哥哥和兩個哥哥夭折。1975年老撾戰亂，十五萬苗族難民出逃，李家也遷居美國。

在上世紀80年代，老撾苗族被視為美國社會融入度最低的族群。在醫療方面，他們只會在需要享受醫療補助時才去醫院，大多數時候都只會讓氏族中的“端公”采取拜神儀式解決問題。

也正因為這樣，黎亞出生后就面臨著家族與美國醫療體系的斗爭。安妮·法迪曼在《要命還是要靈魂：醫病沖突中的跨文化誤解》中跟蹤了黎亞乃至李家的生活，記錄了這段斗爭。

《要命還是要靈魂：醫病沖突中的跨文化誤解》書封

出生時，按照苗族傳統，黎亞的胎盤應該埋在家里，但美國現代公寓顯然無法讓李家人如愿。不過黎亞的家人仍為她舉辦了喊魂禮。這是召喚靈魂的儀式，在老撾，通常于嬰兒出生后的第三天舉行。新生兒要經歷這項儀式，才會被視為完整的人。當然，文化差異讓喊魂禮在美國也出現變化，它通常較遲舉行，因為在現代醫療體系里，嬰兒可能三天后還無法出院。

黎亞三個月大時出現抽搐，前往加州默塞德醫院就診。醫生因不懂苗語而誤診，幾經波折后最終確定為癲癇。在現代醫療體系里，這不算疑難雜癥。但在苗人傳統中，癲癇是神之召喚，意味著靈魂出竅，是踏入不可見領域的必要條件，反而有機會成為族群中備受尊重的“端公”。也正因此，黎亞只有癥狀發作時才會進醫院稍作緩解。

受困于文化、觀念的差異和語言不通，醫院和李家處于復雜拉鋸中。醫生非常無奈，認為自己如西西弗斯一般救助著這一家：“對他們而言，癲癇不是問題，療法才是。我認為止住癲癇并確保不再發作是我的職責，而他們的想法卻是該來的還是會來。”李家人則始終在懷疑醫院乃至現代文明，無法理解復雜的用藥要求，還覺得一旦黎亞痊愈，靈魂就不再回來，所以經常不遵醫囑。

這場拉鋸戰終于迎來悲劇：黎亞的癲癇出現大發作，用了大量藥物和急救手段后，醫生還是宣布黎亞腦死亡。她的父母非常憤怒，認為是過度用藥傷害了黎亞，堅決將黎亞帶回家中。

從黎亞出生后的幾度誤診，到此后幾年的頻繁治療，這個小生命引發了美國加州默塞德醫院有史以來最嚴重的醫患沖突，最終促使美國設立巫醫制度，有計劃將其導入醫療體系，以應對老撾苗族之類的少數族群，盡力避免文化誤解。

至于黎亞，“腦部損害已經治愈了她的癲癇，而隨著時間流逝，她愈長愈高（或說愈長愈長，因為她再也無法站立），只能吃流質食物也讓她的肥胖癥不藥而愈。”

1997年，《要命還是要靈魂》一書出版時，15歲的黎亞仍然以植物人的狀態活著。直到2012年，黎亞才真正告別這個世界。

在這場醫患沖突中，草藥與手術刀、神話與科學、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兩種不同的文化發生碰撞，語言、宗教和社會習俗之間出現了幾乎不可逾越的鴻溝。

醫患沖突背后往往是文化沖突

在許多醫患沖突中，雙方都“不缺愛”。具體到黎亞這個案例，她的苗人父母深愛孩子，醫生則堅持醫學信念，以專業態度對待病人。但雙方各存偏見，最終導致“要命還是要靈魂”的紛爭。

文化沖突讓醫患之間無法真正實現溝通，書中的弗雅就這樣對比家鄉老撾和身處的美國：“當你想到老撾，會想到你沒有足夠的食物，會想到骯臟、破爛的衣服。這里是很棒的國家，你過得很舒適，有東西吃。但是你語言不通，你要靠別人救濟，如果人家不給錢，你就沒得吃，甚至還可能餓死。我想念的是在老撾時自由的心，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有自己的田地、自己的稻米以及自配的果樹。我想念自由的感覺，我想念擁有真正屬于我的東西。”

當地時間2016年12月29日，生活在老撾瑯勃拉邦的苗族人。

對于醫生而言，苗族病人和家屬是大麻煩。他們往往認為醫生開的處方藥不但不能治病，反而會致病。醫生與苗人家庭溝通時，更喜歡找那些“看起來已相當美國化、涂口紅、說英語的少女，而不是默不吭聲、蹲在角落的老人”。但這種有利于溝通的做法，在苗人看來卻是一種巨大的冒犯，因為它“違反了苗族男尊女卑、長幼有序的傳統階級結構，不只侮辱了整個家族，也因為未直接把問題交給有權做決定的人，而把問題變得復雜。”

其他細節沖突就更多了，比如醫生為了友善而直視對方眼睛，在苗人看來是冒犯，醫生未經許可就觸碰成年人頭部，盡管是醫院里的尋常動作，但在苗人看來卻是巨大的侮辱。如果醫生看起來沒架子，也不會得到苗人尊重，尤其是那些白袍下穿著牛仔褲的年輕醫生。

但是，安妮·法迪曼也寫道：“對大部分醫生而言，苗人對驗血、脊椎穿刺、手術、麻醉和驗尿等現代醫學基本手段的種種禁忌，就像一種自取滅亡的無知。醫生無從知道這些禁忌對苗人而言，是個人的神圣守護，說得更確切些，就是靈魂的守護。而醫生所謂的診療效率，對他們而言只是冰冷無情的自大傲慢。即使醫生的診療并未侵犯苗人的禁忌，但是由于苗人來美國前已經累積了太多負面想象，自然會用最糟的角度來解讀醫生的作為。”

跳出醫患關系，老撾苗族在美國社會各領域都遭遇巨大誤解。他們被視為“美國最不成功的難民”，但“苗人未能達到的美式成功標桿幾乎全與經濟有關。假如我們用社會指標，如犯罪、虐待兒童、私生子和離婚的概率來評鑒，那苗人的表現也許比大部分難民群體都要好，甚至優于大部分美國人，只是美國文化并不重視這些形式的成功。”

從老撾來到美國的苗族難民，在美國記者口中是“從石器時代被移植到太空時代”。但這個看法不僅低估了苗族傳統文化的復雜，也忽略了一點：許多苗人在這場戰爭中，早已遭逢社會、文化和經濟上的巨變。他們傳統的自給自足生活被摧毀，來到美國后，因為苗族文化與美國文化的結構性沖突，加上美國社會福利體系的設計，使得當時的一般苗族家庭根本不可能獨立生活。

書中的弗雅和納高，在來到美國十七年后，已能夠使用美國的家電，但依然只會講苗語，只慶祝苗族節日，只做苗族菜。這種生活背后，既是苗人自身的固執，也與當時美國社會對苗人的態度有關。在當時的美國社會體系里，人們看不到“苗人在歷史、政治、經濟種種力量限制下奮力掙扎，最后從驕傲獨立的高山民族淪為無立錐之地的難民，反而責怪苗人該為自己的悲慘遭遇負責。”這是一種典型的優越感，法國批評家茨維坦·托多洛夫就曾一針見血指出這一點：“（許多人）面對陌生人的第一個直覺反應，就是把他想成不如自己，因為他不同于自己”。

小黎亞的悲劇發生后，美國做了什么

文化沖突在某些時候會上升至法律層面。對于醫生而言，與苗族孩子父母始終無法達成救治的共識，是信仰和認知的差異。但當情況威脅到孩子生命時，醫生有權報警。一旦報警，文化差異就變成了權力差異，因為醫生能夠使用國家權力，苗人卻不能。

從文明社會對生命的保護來看，醫生的做法當然是正確的。但不可忽視的是苗人的內心憤懣：自古就抗拒權威、追求自由的苗民，來到標榜自由的美國，卻被剝奪了權利，這超出了他們的理解能力——當然，他們對“自由”二字的判斷并不一樣。

安妮·法迪曼寫出了其中的兩難：“假如黎亞仍在老撾，她也許會因為癲癇重積狀態得不到醫治，而在嬰兒期的早期就夭折了。美國的醫學既保住了她的性命，又要了她半條命。我不知道何者對她的家庭傷害更大。”

對于美國社會來說，黎亞事件促使醫療界審視自身。他們深刻感受到固有思維模式的局限：“這種思維模式產生了扁平化思考的醫生、有頭無心的形式主義者，碰上問題只知開方下藥，做斷層掃描，縫合，固定，切除，麻醉，或者解剖驗尸，卻不愿意溝通。”

2021年12月1日，貴州貴安，苗醫藥博物館的“六大關節論”圖。

有識之士提出建議，對于苗人等少數族群，應采取雙管齊下療法，既使用現代醫學的對癥療法，又使用傳統療法，哪怕是拜神儀式。這種做法看似多余，但卻可以增進醫生和病人的互信，因為心理因素會影響病情，也會影響治療過程。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有相關機構獲得聯邦政府撥款，試行“結合苗族醫者和西方精神健康機構的整合式精神健康服務”。該計劃雇用八個端公當顧問，治療了兩百五十個病人。在治療報告中，出現了驅除惡靈、斬斷現世和平息灶神怒氣等令美國納稅人目瞪口呆的字眼。但效果也顯而易見，因為苗人在如愿舉行拜神儀式后，就更容易接受醫生建議的治療方案。醫治黎亞的默塞德中心也成為跨文化創新的發源地，更名為默塞德慈善醫療中心，并于2009年建立了美國第一套正式巫醫制度。

如今，美國醫學院學生會接觸各種跨文化議題，一些大學會有多元文化整合課程，學生不但會在課堂學習，還會進行角色扮演和實地拜訪。能否與少數族裔進行溝通，如何面對不同種族的信仰與忌諱，都是學習的內容。一些醫生會認為這種做法侵犯了他們的理想主義和職業操守，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也承認，即使不夠理想，它也是面對特殊病人時的必要手段。

《要命還是要靈魂》事無巨細的寫作方式，全方位呈現了古老文明與現代文明的碰撞，還有碰撞過后永遠留下的痕跡。相比冰冷的醫療數據，小黎亞的命運帶有更強的撕裂感和刺痛感。安妮·法迪曼因此總結道：“假如你看不清自己的文化里有一套維護自身利益、感情和偏好的模式，如何奢望自己能好好和別人的文化打交道？”

醫生當然會犯錯，但許多過失或許可以避免

《要命還是要靈魂》的醫患沖突，本質上是文化沖突，這種沖突在全球化時代沒有終點。人們在多元化社會里如何尊重他人與維護自身獨立，是值得每個人自省的命題。

也有許多時候，醫患沖突與文化沖突沒有太大聯系，而是相對純粹的醫療過失。它更常見，貫穿于整個醫療史。但就像小黎亞的案例一樣，如果醫患之間有順暢溝通，許多過失可以避免。

2016年，紐約大學醫學博士、曾在美國最古老公立醫院——貝爾維尤醫院工作近30年的丹妮爾·奧弗里發現一則新聞：醫療過失是美國的第三大死因。盡管這個結論并不準確，但仍促使丹妮爾·奧弗里投入數年時間，梳理歷史與數據，采訪醫護、患者及家屬，并反思自己近三十年行醫經驗，最終通過《當醫療出錯時》一書得出結論：醫療過失比我們想象中普遍得多，但大部分是可以避免的。

《當醫療出錯時》書封

對于人類而言，現代醫學的庇佑來之不易。近代護理事業的開拓者、世界上第一個真正的女護士南丁格爾，于1863年出版了《醫院筆記》一書。她以一種頗具現代風格的精辟諷刺寫道：“把醫院的首要要求闡述為‘不傷害病人’，似乎是奇怪的原則。然而，制定這一原則是很有必要的。”

南丁格爾在書中闡釋了可貴的觀點：醫療護理可能會給患者帶來風險，為了改善整體的健康安全，人們必須把注意力集中在修正醫療系統上。

丹妮爾·奧弗里以類似的幽默感描述南丁格爾的高明：“她親手將自己的一本書交給了維多利亞女王。正如當今患者安全倡導者會告訴你的那樣，直接去找高級領導總會奏效。”

1999年，美國醫學研究院發表了開創性報告《犯錯乃人之常情》，許多人將之視為現代患者安全運動的創始文件，“談論它時就像談論死海古卷或美國憲法一樣滿懷敬畏。”這份報告強調，醫學需要做更多工作，使醫療系統變得更安全，而非指責犯錯的個體。

現代醫學體系是一個龐大精密、高速運轉的體系。但如果將之視為平穩運行的機器，既是高估，也是苛求。這是因為在醫療系統中，變量（尤其是危重患者）實在太大，每個變量都會產生連鎖反應，比如病情可能發生突變或轉移，并牽扯不同的護理人員。當醫療體系面對諸多不同變量時，就會疲于奔命，甚至出錯。

丹妮爾·奧弗里發現，多達50%的醫療不良事件可以追溯到某種交接錯誤，既包括從一個醫生團隊到另一個醫生團隊，醫生與護士之間，也包括醫療團隊內任何成員之間的交接。

最初的診斷環節也是醫療出錯的高發時刻。在教科書中，診斷被視為一個從容不迫的智力活動過程，但實際上卻充滿不確定性。診斷清單是一個比較常見的手段，它使得醫生可以記錄完整病史，讀X光片，花時間反思。

更常見的是另一個清單——檢查清單。醫療過失往往源于許多細節，比如護士看錯藥品名字而拿錯藥，因為過于匆忙而記錯床號，醫生洗手時間不夠……基于盡量避免這些問題，醫療行業的檢查清單制度誕生。各種事項和步驟被一條條羅列，制成表格，醫生與護士在工作前逐條檢查，確認并畫勾。

檢查清單最初的嘗試非常成功，但在之后的推行中，一些醫院盡管使用了清單，但對醫療過失并無改善。這一結果讓許多人感覺意外，而在丹妮爾·奧弗里看來，人類過于迷戀那些看似高大上的解決方案，但卻漠視它的使用過程。

最初的成功，醫院所依靠的并不是一紙清單，而是技術改進。護士擁有大聲說話的權力，也是得以降低過失率的關鍵。因為在很多情況下，醫生掌控著科室乃至手術室的權力，護士即使見到了問題也未必敢說出來，最終釀成悲劇。

有人曾指出：“在每一家醫院……病人都是因為等級制度而死去的”。醫療工作者理應充分領會這句話，因為感覺難以開口的不僅有護士，還有家屬、醫學生、文職人員、護士助理——所有這些在醫療等級中地位較低者，他們在反駁資深醫生時常常底氣不足。但是，在防止醫療過失的過程中，這些人都身處第一線。這種權力上的差異，本質也是偏見在作祟。

所以，檢查清單制度是否奏效，關鍵不在于醫生和護士是否在每一欄里都打了勾，而是在于每個環節是否有充分溝通。

這就牽扯出現代醫學體系的最大問題：醫護人員過于忙碌，根本沒有時間思考與溝通。尤其是當醫療系統逐漸演變為以指標為導向、按績效付酬、注重工作量的狀態后，這種情況更為突出。

這幾十年來，電子化讓許多行業發生巨變，在醫療界同樣如此。它讓許多流程變得更高效，減少了部分醫療出錯，但另一方面，它又產生了新的問題，增加了某些環節的醫療出錯幾率。

以病歷的演化為例，丹妮爾·奧弗里認為，紙質病歷的好處在于，醫生在一張白紙上遵循自己的邏輯進行書寫，從主訴到當前和既往病史，到查體結果和化驗結果，最后得出臨床推理。但使用電子病歷時，就會像填空的機器人一樣，機械地將臨床發現碎片般塞進電腦里。

歸根到底，醫學之路不管走得多遠，有多少技術創新，始終仍是高度人性化的領域。疾病是以人的方式體驗，醫療保健是以人的方式提供，醫療也不可能臻于完美，人類社會的愚昧與偏見，總會影響醫療。

無論是《要命還是要靈魂》里因文化差異而產生的醫患沖突，還是《當醫療出錯時》里的一個個案例，都在強調溝通是何等重要。而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恰恰是科技無法完全取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