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體面是階級中最普遍存在的標記之一。出身、財產、膚色、種族、性向……都成了判斷一個人是否體面的標準。生活在父權社會，飽受男性凝視(male gaze)的女性，則首當其中，成了階級凝視的第一對象。女性全身上下，從外部形象到家庭生活，從一顰一笑到內心感受，皆成為“性別+階級”這套雙重凝視的核心。以至于當我們談論女性寫作時，會不自覺地發現，幾乎沒有多少女性作家能擺脫它對其作品的深厚影響。

體面

——英國女作家筆下的階級密碼

文 | 王梆

一

階級，對女性來說，很多時候就像內褲和鞋子，是穿在身上的。比如簡·奧斯汀筆下的女性，她們穿的是那種上等平紋細棉、精紡絲綢，或薄纖麻紗縫制的燈籠內褲，輕盈、雪白、做工精致，腰帶和褲腳上還點綴著手工花邊。奧斯汀就格外喜歡平紋細棉，1811年春天，她旅居倫敦，就忍不住一口氣買了10英碼（相當于10米），盡管它的價格并不便宜，要7先令一英碼（見奧斯汀給卡珊德拉的家信，1811年4月18日）。今天英格蘭古董市場上那些叫價不菲的賽璐珞洋娃娃，層層疊疊的裙擺底下，必定也縫著這么一條燈籠內褲，就像公主的床墊底下，必定躺著一顆豌豆一樣。那是工業革命帶給攝政王朝中上層女性的禮物，以赦免此前幾百年甚至更久，沉重和堅硬的綾羅錦緞給皮膚帶來的不適感。

然而彼時的女仆，或每天14個小時在織機旁作業的女工們，卻并不一定也能獲得此項赦免。因為工資低下（低等女仆的年薪只有40先令，工廠女工的工資稍微高些，但也不過只有7先令一周），她們長年累月穿著那種面粉袋改造的內褲——攝政王朝也好，維多利亞時代也好，甚至直到二戰前，她們之中最貧困的那個群體，依然穿著面粉袋改造的內褲。英語民間詩歌里，至今還流傳著一首20世紀30年代的匿名詩，它這樣寫道：

我們沒有考究的內衣褲

沒有刺繡的字母拼圖，也沒有精致的針腳

我們周日穿的也和平時一樣

既無蕾絲也沒有褶邊

只有“騎手牌燕麥”印在褲襠后面

一條足以打死所有的內褲

鞋子的故事也是一樣的。奧斯汀小說的女主角們，大多穿著絲緞縫制的平底鞋，為的是方便跳舞，就像《諾桑覺寺》里凱瑟琳在巴斯上流社會出入的公共舞廳里穿的那種樣式——芭蕾舞女鞋基本款，多為黑色、粉紅、淺藍或薰衣草色，設計樸實，鞋底柔軟，強調護腳功能，比奧斯汀出生前流行的那種巴洛克或洛可可式的繡花高跟女鞋不知舒適多少倍。這得感謝攝政時代伴隨著社會風氣開放而涌現的商場、茶室和公共舞廳，讓芭蕾舞女鞋得以應運而生。然而，除了中產階級女性，誰也穿不起這種平底鞋，因為它們多是由絲緞、細棉和幼山羊皮縫制的，出了名地易損，幾場細雨就足以將鞋底浸透到開裂。盡管如此，奧斯汀卻不會提及它們破損之后的樣子，因為這不是她筆下的女主角們會留意的問題。

簡·奧斯汀畫像

只有底層女性，比如女仆、紡織工和擠奶工，才會像凝視著母牛的眼睛那樣，凝視著自己那雙破舊的鞋子。工業革命對女工們的最大恩惠之一，是令一種用鐵圈加固的木屐（英文叫“Patten”），意外地，成了廉價的戶外時尚——感謝遍地開花的煉鐵業。木板鞋底，加一個被支高的、耐磨的橢圓鐵圈，看起來像中世紀某種專事對付女巫的刑具，鞋的主人卻總算得以從街上的淤泥和污穢物中解放出來，也算是一項革命性的發明。遺憾的是，走動時，這種木屐會發出巨大的、令人難堪的聲音，尤其當踩踏在石板上時，好比穿了鐵馬掌的馬隊入室，為此，英格蘭的教堂曾一度將它列作違禁品。

奧斯汀不曾描寫過破損的芭蕾舞鞋，卻花了一個小段落，描寫這種木屐發出的聲音。可記得《勸導》里，羅素夫人（Lady Russell）冒雨沖進巴斯的畫面？羅素夫人從老石橋一路暴走，直抵卡姆登廣場，在呼嘯而過的馬車旁狂奔。19世紀初的巴斯老街，到處充滿了轟隆的貨車和鐵車輪的碾壓聲，以及報童、糕餅工和送奶工的喧嘩——即使如此，卻依然蓋不住那可怕的木屐聲。奧斯汀用“沒完沒了”來形容這片來自底層社會的聲響，并借羅素夫人的心里話“但她一句也未曾埋怨”，仿佛便與這片聲響達成了和解。

二

舒適的內衣和鞋子，就像硌皮的內衣和鞋子一樣，穿久了，很容易變成人的第二層皮膚——尤其對女性作家而言。女性那種因長期被凝視而被迫習得的，對自身身體和感官近乎苛刻的關注，令她們或許更難以脫離這層皮膚。

而階級，在這個質化過程中，早已不再是一個抽象概念，而是逐漸變成了某種緊貼在這層皮膚之上，兀自生長的有機物。它和女性的身體如此親近，黏附在皮膚之上的時間是如此漫長，以至于當我們談論女性寫作時，會不自覺地發現，幾乎沒有多少女性作家能擺脫它對其作品的深厚影響。

拿奧斯汀的作品為例，奧斯汀出身于鄉紳階層。鄉紳階層女性的情感與婚姻生活，比如《傲慢與偏見》中，伊麗莎白·班納特式的內心掙扎，便成了她所有作品的凝聚點。

電影《傲慢與偏見》劇照

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英國鄉紳們大多聚集在英格蘭大大小小的莊園里，他們世代視勞動階層為奴，視工作為役，因此自覺不能為奴作役，為稻粱謀，他們之中，一旦有人為稻粱謀，就會被其他鄉紳排斥，并帶來令人蒙羞的階層降級。不能工作，鄉紳們只能靠出租世襲的土地為生。他們的地產，也叫“fortunes”（家產），通常租給佃農耕種，佃農們繳納的租金，外加一小部分金融債券之所得，即是鄉紳們的年收入。

鄉紳們的年收入，通常是家產的5%，家產越大，年收入就越高。比如在《傲慢與偏見》中，家產20萬英鎊的鄉紳費茨威廉·達西，其年收入即是1萬英鎊左右；而班納特先生的家產是40000英鎊，其年收入則是2000英鎊。奧斯汀作品中每一個適婚青年，不論男女，都對別人的家產了如指掌，如數家珍，靈敏有如尋血獵犬的嗅覺，為什么呢？

拿班納特先生為例，他一年2000英鎊的收入，比起一個佃農或工人15英鎊的年薪，簡直可以說是豪闊了，但他家里有六個人要供養，每位家眷的吃穿用度，都有一套上流社會的標尺。每一件內衣，每一雙鞋子，都必須擁有與其身份相配的質地和品相。這套近乎自虐的階級規范，一旦與支撐它的經濟基礎發生沖突時，除了婚姻，基本上就很難找到其他守住階級門檻的捷徑了。一個入不敷出，即將被甩出其階層舒適區的鄉紳男，必須得娶一位家產闊綽的鄉紳女——但話說回來，班納特先生若實在不愿意娶，還是可以去找一份工作的。開煤礦、開銀行、經營個紗廠……萬一發達，有朝一日，他說不定還可以賺回他的鄉紳地位。而同樣境地，鄉紳女的選擇卻小得太多了，幾乎整個時代，都找不到一根支撐她們獨立生活的柱子。一個落魄的鄉紳女，要想在自身階層的舒適圈里，在精致的內衣和鞋襪里，在熟悉的第二層皮膚里繼續生活下去，除了嫁人，只能嫁人，所以奧斯汀作品中那種斤斤計算，那種殘酷的門當戶對，便由來如此。

電影《愛瑪》劇照

吊詭的是，奧斯汀本人也是這種社會階層（social strata）極化的受害者，一個敢作敢為，不愛就不婚的“老姑娘”，也曾不斷借助自己的才華和作品，諷刺上流社會對階層極化的著魔，然而，她卻始終不敢讓自己的女主角像簡·愛那樣去工作，為什么呢？《愛瑪》里費爾法克斯夫人的內心顧慮，或許能為這個問題指出一個答案：“她不敢想象家庭教師如何活下去，僅靠一份如此微不足道的年薪。”

然而事實是，當時很多女性都靠工作活下來了，只不過她們活在另一個平行宇宙里，她們是工廠的女工，以及奧斯汀家里的家庭女教師、女廚和女仆。而奧斯汀卻不敢，甚至連想都不敢想，這不能不說是“階級”在一個大作家身上烙下的終身局限。

三

20世紀初葉，少數中上階層出身的女作家， 意識到階級給她們的作品帶來的局限，于是開始嘗試走出舒適圈，其中也包括放下身段，親自到夜校給女工上課的伍爾芙。然而階級的影響力是如此頑固，一如奧威爾所言：“階級和我們的關系是如此私密，與我們的品位、習慣和日常生活糾纏在一起，以至于舍棄我們的階級屬性，就等于舍棄我們的一部分自我。”（《通往威根碼頭》）

弗吉尼亞?伍爾芙

1904年伍爾芙父親去世，伍爾芙離開自幼成長的肯辛頓大宅，搬到了姐姐凡妮莎和哥哥艾德里安坐落在倫敦戈登廣場的布魯姆斯伯里公寓。在那里，一群20世紀初葉憤世嫉俗的年輕人，正不遺余力地向舊時代告別。他們撕掉了那種色澤暗淡的舊式墻紙，在壁爐兩旁勾畫出男性和女性的裸體，在房間正中設起了佛像，還用極具挑釁性的電光藍和金橘黃，外加康定斯基式的幾何圖形，蓋掉了老式櫸木門的赭石漆……一句話，他們要將整棟公寓從維多利亞時代的遺風中連根拔起，變成倫敦文化界獨一無二的先鋒薈萃之地。吊詭的是，有一樣舊事物，他們卻沒有毅然去除，那就是英國上流社會的居家必備品——仆人。

英國上流社會宅邸，分上下兩個世界：以大理石階梯為中心，一路向上，通向主人的世界；以窄梯和暗道為中心，一路向下，通向仆人的世界。兩個世界近在咫尺，卻又涇渭分明，以至于伍爾芙幾乎從不寫那個向下的世界——除了在《海浪》里，借伯納德之口，感嘆了那么一句：“那個在窗前寫作的女人，之所以有余暇寫作，是因為她的仆人正在樓下干活吧！”

對此，伍爾芙自己的解釋是，她沒當過仆人和女工，無法進入那個世界，不了解底層女性，自然無法書寫她們的生活。伍爾芙確實不太了解底層女性，在其著名的反戰著作《三個基尼》中，她幼稚地向全社會建議：“如果工人階層女性一致拒絕生產軍需品，那么戰爭就不會這么容易一炮打響了！”

但其實伍爾芙是有機會了解底層女性的。當代英國女歷史學者艾莉森·萊特寫了一本書《伍爾芙和她的仆人們》，揭示了自幼年時代起，伍爾芙成長、生活的私密空間。那是一個奇特的空間，它從誕生那天開始，就是雙面鏡，一面照向伍爾芙自己，另一面照向十幾位在她家里寄人籬下，每天洗刷、做飯、采購，工作長達12小時以上的底層女性。如果不是伍爾芙，而是一位無心無肺的富家小姐，艾莉森·萊特恐怕會在寫下那本學術著作時略有遲疑。但伍爾芙不一樣，她是如此敏感，如此才華出眾，如此通靈；在論及女性主義運動時，她是當之無愧的、20世紀初的舵手之一。這樣一個行走在浪尖上的靈魂，怎會對同一個屋檐下的同類，如此無知無覺呢？

伍爾夫在蒙克屋的寫字桌

在《伍爾芙和她的仆人們》一書里，清晰地展示著一些舊照片，其中就有蘇菲。照片上的她，笑容甜美，身體健壯，圓敦有力。她剛到伍爾芙家當廚時，還是一個少女，而伍爾芙也只有4歲。1895年，伍爾芙母親得風寒去世，留下深受刺激、情緒起伏不定的伍爾芙，也是她，這個樸實的下等女人“責無旁貸地，擔任起了母親的角色”（艾莉森·萊特語），悉心地照顧年僅13歲的小主人。蘇菲在伍爾芙家里一干28年，又在其親戚家里干了幾年，直到1931年才退休。伍爾芙付給她的退休金是10英鎊，彼時英國工薪階層女性的平均年薪是145英鎊——對，你沒看錯，這和那位在夜校里給女工上課，并主張為全英女性加薪的婦女參展論者，以及在《一間自己的房間》里高呼“女性年薪500英鎊”的大作家，都是同一個人。

接下來是洛蒂·霍普，她是倫敦白教堂區濟慈院的一名棄兒，白教堂是狄更斯筆下一條陰暗破敗、罪惡叢生的老街，能從那條街里爬出來的，貌似不是蛆蟲，就是冤魂。但洛蒂十分幸運，她被一個女仆培訓機構收養，稍微長大一點后，便被遣送到了伍爾芙家里。“和其他仆人不一樣，她非常開朗，還會給自己涂口紅，一邊舉著湯鍋，一邊跳舞。”艾莉森·萊特在她的書中描述道。

晚年，洛蒂和一個叫內莉的老女人住在一起，互相攙扶照顧，她們不是拉拉，只是一對無人問津的老姐妹。洛蒂身無分文，病入膏肓，糊涂到經常把煤塊夾進浴缸，多虧了內莉不離不棄，日夜陪伴。

然而伍爾芙卻曾視內莉為噩夢。內莉本是伍爾芙的廚娘，為伍爾芙夫婦烹調做菜18年，而伍爾芙卻連她的名字也常拼錯。她第一次到主人家見工時，伍爾芙已經歷過一次極其嚴重的精神崩潰，和一個情緒比英格蘭的天氣還要變幻莫測的女主人相處，其難度可想而知。內莉的工資不高，好在不用穿女仆服，也不用在主人吃飯時，站在餐桌旁侍候，伍爾芙也會不時給仆人們買些奢侈品，比如自行車、無線電收音機之類。內莉性格安靜、羞怯，卻依然難以避免地，陷入了“主仆”關系的可憎深淵。伍爾芙在給其姐姐的信中，也多次抱怨這段關系，終于在1934年，“忍無可忍地”炒掉了內莉。這些孤單、貧苦、無婚無孩、寄人籬下的女人，她們都有可能是伍爾芙筆下的“莎士比亞的妹妹”。遺憾的是，她們都只成了伍爾芙的仆人。

伍爾芙出生在倫敦上流社區一個文化氛圍濃厚的中上層家庭，其父擁有牛津和劍橋的榮譽學位，是《康爾希雜志》（The Cornhill Magazine）的創始人，湯姆·斯哈迪、亨利·詹姆斯等19世紀的文學大咖，都曾是該雜志的撰稿人。這位父親博學多才，卻也相當霸道，是家長制的擁躉和保守的父權主義者，堅信只有男孩才有資格去上學，因此不管伍爾芙多么聰慧，始終未能獲得任何學位。伍爾芙將自身悲劇歸結為“女性的悲劇”，并反復追問，為什么伊麗莎白一世沒有女詩人？為此，伍爾芙將自己的一生活成了反抗父權的一生。但有一點，也許是出于與生俱來的優渥，以及這種優渥所帶來的物質生活的實惠，也許是出于對“體面”的維護，伍爾芙似乎始終不太敢于面對，即“階級或許也是父權主義的產物”這個殘酷的現實。

…………

未完，全文刊載于《花城》2023年第3期，責編杜小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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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王梆，出版有電影文集《映城志》，數本短篇小說繪本集。電影劇作《夢籠》獲2011年紐約NYIFF獨立電影節最佳劇情片獎。作品曾發表于《天南》《中華文學選刊》《芙蓉》《香港文學》《長江文藝》等雜志，入選美國俄克拉荷馬州大學《中國當代文學選集》，美國“文字無邊界”文學網站，2016年秋紐約古根海姆博物館 “故事新編”中國當代藝術展。非虛構系列《英國觀察》入選《收獲》2018年排行榜專家榜第六位，入圍2019年青年文學獎。

原標題：《王梆：體面——英國女作家筆下的階級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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