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鋼筋水泥的森林中，人類與自然的聯系變得稀有，會生出被“束縛”的感覺。這種自然和自由交織的感覺，東晉詩人陶淵明也曾有過：“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劉華杰業余是一位植物愛好者和博物學推動者，他在個人文集《自然以自由》中討論了“自然”和“自由”的關系。本文節選自《自然以自由》的前言，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6月版。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

《自然以自由》書封

書名《自然以自由》包含兩個大詞“自然”和“自由”，以及一個非常含糊的連接詞“以”。無論怎樣的自由觀，都沒法脫離自然問題得以討論。兩者的關系在歷史上也被討論過無數次。

自由是相對于束縛而言的。自由問題看似單純的政治哲學問題，其實也有自然的一面。當生命（不限于人類）自身能力低下時，面對大自然的束縛，活動余地有限。當生命自覺意識到局面需要改變并有可能改變時，自由問題就出現了。認識自然、利用自然、征服自然、再造新的自然等等，一路走來，部分打著“爭取自由”的旗號。早期樸素的想法可能是（少有人公開講出來），自由處在自然權威的對立面，降伏自然的“暴政”將獲得更多人的自由。爭取政治自由，不過是換個對手。突出人類個體之主體性，將一舉兩得，兩種自由都解決了！真的如此嗎？

啟蒙運動發生于17—18世紀的西方，當時的對手是封建專制和宗教愚昧。為何啟蒙？是讓處于蒙昧狀態之人意識到不足、不自由，改變還在其后。啟蒙本身就包含著矛盾，甚至可能是不道德的！讓人意識到問題，又沒辦法改變，痛苦增加了，這恰好是歷代知識分子的寫照。

到了康德那時，啟蒙已經進行了相當長一段時間，1784 年康德說：“如果現在有人問：我們目前是生活在一個已啟蒙的時代嗎？那么回答就是：不是！但卻是生活在一個啟蒙的時代。”意思是啟蒙沒完成，還在進行中。到了 1884 年，啟蒙任務完成了嗎？沒有。到了 1984 年呢？還沒有。從康德講那段話時算起又“啟”了兩百多年，還遙遙無期。對手已部分更換，卻沒有消除。有時老對手、新對手疊加在一起，任務愈發艱巨，幾乎無法完成！以啟蒙自居者，其人生大多染上悲劇色彩。

啟蒙的目標是使民眾能夠公開地運用自己的理性。那么理性又是什么？以前好像很清楚，現在則不得不思考一番。理性不等于當代自然科學的理性，不等于“現代性”的理性。當然，這不意味著幾百年來無數前輩完全白費功夫，人們的確獲得許多。許多什么？許多自由！席勒 1795 年說：“人類粉碎了枷鎖。幸福者！恐怖的枷鎖 / 斷了，可別也扯斷羞恥的韁繩！ / 理性要自由，無限的欲望也高呼要自由，/ 他們放縱地掙脫神圣的自然。”不僅僅人類在持續爭自由。也有人說，疫情的泛起實質就是日益邊緣化的病毒為爭取自由的絕地反擊。人類不能就此而簡單地服輸，立即承認“地位低下”之新冠病毒的自由權利，但疫病泛濫的生態學解釋可以讓我們意識到人類自由必然受到約束。從更大的范圍看，啟蒙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對啟蒙也要反思，但措辭要十分小心。

在康德的時代，自然、目的性、自由就難以協調，康德哲學某種程度上就是要把三者的復雜關系理順。通常，人類主體面對來自人為和來自大自然兩方面力量的夾擊，與前者的戰爭表現為爭取政治自由（哈耶克的《自由憲章》和《法律、立法與自由》在此有點用途），與后者的戰爭表現為爭取生存自由（也關聯著道德自由）。應當說，政治自由確實已爭取到一些，而后者戰績不明顯，有時戰爭進入了消耗戰，矛盾愈加不可調和。比如現在“零零后”的年輕人，有些人不想生孩子。他們有這個自由，但是細想一下，是無奈的自由，還是不自由。“決定不生孩子”也是形勢所迫，是精細“算計”的一種決策。人口多了是個問題，不生孩子更是個問題。

康德

回想一下笛卡兒、康德的二分法，人雖然根本上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卻被“隔離”開來。人走出人之專制而導致的受監護狀態（涉及人為法，稱法律、規章、制度）被認為是自由的表現，人“征服”大自然（涉及自然法，稱自然定律、規律）也同樣是自由的表現，雖然康德早就暗示對兩者的態度要有所區別。但康德哲學極強的人類中心主義特征，妨礙了對后者的發揮。“合目的性”是康德反復啟用的一個說辭，為此他還構造了“自然意圖”等不合時代潮流的概念。行為或思想合目的性，則是自由的，反之則是不自由的，這是心理層面的解釋。但目的性本身也是時代建構出來的，由此解釋墮入循環。對于具體的主體，自由有多少，更是難以度量。

康德從年輕時就在考慮，如果不借用宗教，如何表達、處理人的活動與自然法則（自然律）的關系。康德的寫作多少還有點宗教禁忌，從那時至今，西方自然科學在功能上已經完全取代西方基督教，形勢發生了大反轉。康德對開普勒、牛頓、布豐都表示尊重，自己也考慮了貫穿大自然所有層面，一攬子給出世界存在與演化的圖景（涉及他的“萬有博物學”）；后來基本放棄了這個艱巨任務，但晚年又試圖拾起來。康德對新興的近現代自然科學極為敬重，所補充的只是知識的確實性問題，構思了“先天綜合判斷”等完全不成功的解決方案。就知識的生產而言，康德未提供任何新手法；就知識的性質而言，康德有驚人的領悟，卻開出了錯誤的藥方。他最大的貢獻，可能在于肯定人之認知與規范世界的能力。

在科學昌明的時代，討論自由問題，對話方主要不再是康德的先驗論，而是自然科學的有限經驗論。“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擺脫自然規律而獨立，而在于認識這些規律，從而能夠有計劃地使自然規律為一定的目的服務。這無論對外部自然的規律，或對支配人本身的肉體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規律來說，都是一樣的。這兩類規律，我們最多只能在觀念中而不能在現實中把它們互相分開。”1987年我從地質學系準備考哲學系研究生時，首次接觸到這段話，有醍醐灌頂的感覺，之后亦經常琢磨它的現實意蘊。當下，在非科學主義的意義上理解“自然規律”，這段話便顯示了強烈的批判性。再進一步，單純認識了“自然規律”，可能也不足以增加總體的自由（“總自由”）。但無論如何，認知對于獲取自由、個體生存總是重要的。

現在重啟博物之學，并非在逃避現實，是想借用科技的一個類似物（一個更有傳統、經過了檢驗的東西）來平衡科技，反思科學主義以及與之相黏著的意識形態。

科技不應當壟斷人們的自然觀念。自然科學對于刻畫自然具有優先性和優越性嗎？自然與人為、人造是什么關系？怎么做才叫順應了自然？現代科技發明了一些自由“項目”，也埋葬了若干，兩者能進行會計核算嗎？剝奪一個人的自由意味著什么？爭取自由的過程會附帶產生什么后果？自由與自然、必然的關系如何？這些問題始終考驗著每一位學人。

……

簡化來看，“自然”與“自由”分屬兩界，哪個高？有人說顯然“自由”更高，本書名似乎也在暗示這一點。其實不一定，兩界的劃分本身就有諸多預設，就排除了許多嚴肅的思考方向。自然、自由、自在、自我是密切相關的一組概念，也應當聯系起來討論，那將用到更大的分析框架（博物學文化實際都涉及了）。人們可以講“自然以自由”也可以講“自由以自然”，它們兩者還應當構成一個循環，互相推動，所謂“道之反（返）也”。其中任一環節，比如“自然以自由”，作為一個命題，表達了一種不常見的看法、非主流的哲學觀點。它是我多年從事科學哲學、科學史、科學社會學以及博物學文化教學與研究的心得。在我內心里“自然”與“自由”同樣神圣，它們互相滲透，也可說是一體兩面。做到自然了，也就自由了；有自由了，也就自然了。現實場景太復雜，通常“訪問”不到純然的、理想化的自然、自由，它們永遠是學人憧憬、追求的狀態。吉狄馬加曾寫道：

我曾問過真正的智者

什么是自由

智者的回答總是來自典籍

我以為那就是自由的全部

有一天在那拉提草原

傍晚時分

我看見一匹馬

悠閑地走著，沒有目的

一個喝醉了酒的

哈薩克騎手

在馬背上酣睡

是的，智者解釋的是自由的含義

但誰能告訴我，在那拉提草原

這匹馬和它的騎手

誰更自由呢

在這里，詩人沒有論證“自由”是什么，但不等于他沒有表達看法。相反，詩人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宣布了“自由”的部分含義。席勒說過，“要提防掙脫鎖鏈的奴隸”，“智者的理智所不能看到，/ 有童心的人會簡單做到”。我的想法與此相關，若要講明，那就是“自然以自由”。這個論點之強弱，要由實踐來判定。演化有時間指向，回到過去是不可能的。“自然”，包含著合理性，也不意味“不變”，而是“自然地變”。自然地變，是指與環境協調一致地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