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偉工作照

2013年2月6日中午，在上海虹橋機場乘坐飛機回廣州，無意翻閱東方早報，看到熟悉名字著名攝影家鄧偉，卻是文化逝者版面，昔日同窗張藝謀、顧長衛、李少紅、張鐵林等送他最后一程。3日病逝，才53歲！

鄧偉在一次突發心臟病危后對記者這樣坦言。鄧偉每年1月都到醫院例行體檢，從沒發現呼吸系統有問題。他不抽煙，從不咳嗽，上課講話聲如洪鐘，去世前卻突然確診為肺癌。命運的戲劇性可見一斑。

“到哪里去都可以，只要走，路就延伸。”這是鄧偉于2002年攝影作品《天涯行客》后留下的攝影感言。如今，他到了一個我們每個人都將要到的地方。路還會在他前方延伸，對于這點，我心存相信。此際，僅以舊文，與您贈別。

1988年，攝影師肖風和導演張軍釗在新疆天山拍電影，肖風從鏡頭里發現，數公里外的雪山上一個小小人影的走動破壞了畫面構圖。雪山上空氣稀薄，積雪深厚，那個人走得很慢。肖風等不及，就用長焦鏡頭推上去，他驚訝地發現，這似乎是多年未見的老同學鄧偉。他大惑不解，用大喇叭高聲地喊“鄧偉！”一個多小時后，鄧偉艱難地走了下來。“你一個人在雪山上走什么呢？不是有病吧？”兩人隨即就問。

這是老同學肖風在1999年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78級同學聚會中所講的真實故事，同學們聽完后，也問同樣的問題。“我在磨煉我的意志，因為我要開始干一件非常艱苦的事情了。”鄧偉極其認真的回答引起了同學們一陣善意的哄笑。

老同學張藝謀也跟著大家一起笑，但他的心里忽然多了份深深的感動，他知道鄧偉說的是實話，并且知道鄧偉緣何成為聚會中惟一落淚的人。“在他經歷了長久的孤獨和艱難之后，在他經歷了無數的挫折與坎坷之后，惟有童心、癡迷、真誠不變。”

拍攝名人：攀登心靈的珠峰

在鄧偉來到這個世界之前，家里就掛著一張母親年輕時的照片。這張照片在家里掛了50多年，父母的每一個孩子甚至是孩子的孩子都是在她的凝望下長大的。當年17歲的母親剛過門不久，秀氣的臉上還略帶著羞澀。那天母親穿著素淡的旗袍，輕扶著海棠樹桿，含羞淺笑注視著相機后面的父親。這張相片成為鄧偉對攝影最初的一點認識，他知道了照片可以把生命中很多美好的瞬間永遠地保留下來。

少年時，他曾跟隨中國著名國畫家李可染學習山水畫。小學的鄧偉對數理化反應較為遲鈍，任課老師常抱怨他腦子太笨。不知道是不是李先生聽到這種說法，一次見面時，他提筆寫了“實者慧”三個字送給鄧偉，告訴他，“一個實實在在的人是真正的聰明人。”

在鄧偉《學畫記》一書中，有瑣碎的細節，展現師徒情同父子的感情。鄧偉考上大學，李可染給他50元買手表。鄧偉首次發工資，請老師吃蛋糕。鄧偉還曾跟隨美學家朱光潛學習美學基礎理論。同兩位老人的交往，讓鄧偉的青少年時期過得很充實，也讓他產生拍攝歷經“文革”劫后余生的文化老人的想法。

1978年，鄧偉考上了北京電影學院被稱為黃金一代的78攝影系，與張藝謀、顧長衛成為同班同學。大三那年，得知畫家石魯生命垂危，鄧偉自費專程趕到西安為其拍照。鄧偉提議就著病床進行拍攝，但先生斷然拒絕了。他由護理員推著輪椅來到走廊，在一扇有陽光暖暖瀉下的窗畔，老人示意停下。

鄧偉發現他臉上的病容被一種堅定而昂揚的神情所替代，眼光中流露出熱情，就在這個瞬間，鄧偉按動了快門。這次經歷讓他感受到拍攝肖像不僅僅是單純的形象記錄，更是心與心的碰撞。從這時起，鄧偉真正對攝影產生了興趣。

1997年，為拍攝世界名人而奔波的鄧偉短暫回國，曾去醫院探望錢鐘書。當時錢老很虛弱，躲在病榻上，鼻子里插著氧氣管，語言表達已很困難，但意識還清楚。鄧偉向他匯報其環球拍攝已近尾聲，并且訴說起那些年里對他的想念，卻再也聆聽不到他風趣的談笑和睿智的教誨，這時漫起的淚水緩緩地從老人的眼角淌了下來……

大二那年，鄧偉來到錢鐘書家門口，前兩次敲門請求拍照都被楊絳女士拒絕，第三次敲門，錢鐘書親自拒絕了他。鄧偉在門口一站就是一上午，錢鐘書說，“我們商量一下吧，你已經在這里呆了一上午了。看樣子，我是說服不了你，你倒是要說服我了。”破例答應了拍攝請求。

這是錢鐘書生前最喜歡的一張照片，在他的許多著作里，讀者經常會看到這張流露著淡淡微笑的臉龐。當時，鄧偉把照片拿給他，他沉默地看了很久，最后說了一句話，這就是我。 

1986年，鄧偉出版了《中國文化人影錄》，這些幾乎可稱為孤版的作品，引起了中國文化、學術、藝術界的強烈共鳴與巨大反響，但他沒有就此停步。1990年春天，鄧偉即將赴英開始自費環球拍攝世界名人的計劃，這就是文章開頭所言要開始干的“一件非常艱苦的事情”。

他特意去錢鐘書家辭行。當初，錢鐘書并不贊成鄧偉的計劃，他擔心鄧偉既沒有雄厚的資金又沒有過硬的關系，一個人在海外，語言也不通，就像漂浮在大海上的一葉扁舟，要想靠岸，談何容易。但錢鐘書曉得鄧偉的執拗，不再勸他。道別時，楊絳女士將400元塞進鄧偉手里。錢先生說，“這是我們的一點心意，窮家富路嘛。我們雖然不贊成你走這條路，既然你非去不可，我們還是希望你一切順利。”

“約請世界名人就像跑一場看不到終點的馬拉松。”從1986年開始，他就陸續向世界各地的名人發出拍攝邀請信，每年上百封，卻如泥牛入海不見回音。終于，一年半后，1991年8月13日，他走進了新加坡，為李光耀拍照，他的環球名人拍攝自此拉開了序幕。

2004年12月，聯合國總部舉辦“和平肖像——鄧偉世界名人肖像藝術聯合國展”。鄧偉邀請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參加開幕式，正在法國休假的基辛格聞訊即飛回美國，冒著紐約當晚零下8度的低溫趕來祝賀，而且手里拿的是鄧偉為他拍攝的作品。

當時老人離開時擁抱了鄧偉，并深情地說了一句，“孩子，希望我們還能相見。”鄧偉覺得這種人心交住的溫暖，超越了攝影本身的含義。而11年前，兩人還為攝影選址發生過爭執。1993年10月20日，鄧偉用三年換來15分鐘為基辛格拍照。基辛格了解到鄧偉的拍攝以采用自然光為主，卻故意把他領到了一個四壁沒有窗戶且布置很一般的房間。

鄧偉環球拍攝世界名人付出的不僅是青春和時間，有時甚至是生與死的考驗。1994年12月11日，鄧偉在以色列一機場候機，忽然一青年要拉著他向門外跑，說有炸彈。他毅然掙開那人，跑回抱起了攝影箱，箱里有包括以色列總理拉賓在內的名人底片。不一會兒，爆炸聲傳來，鄧偉剛坐過的椅子僅半米遠的一只不銹鋼垃圾筒被炸成了“麻花”。

以色列總理拉賓

1994年1月，在美國前總統福特約定的拍攝時間的前一天，凌晨四時，鄧偉被劇烈的搖動震醒，奪門而出。整座城市亂作一團，原來是發生了6.6級地震。第二天，地震使許多公路橋梁斷裂，但他提早出門繞道按約定時間趕到了福特的家中為其拍照。地震也沒有使福特改變初衷，拍完后他與鄧偉握手話別，“地震你感受到了嗎？回去路上要小心啊！”

新西蘭的登山家希拉里爵士是人類第一個登上珠穆朗瑪峰的英雄。在接受鄧偉拍攝時，他談到登上珠峰的經歷，說：“當時我很強壯，有足夠的決心和動力。如果有充分的決心的話，大部分人都可以達到自己的‘頂峰’。”此話給了鄧偉的世界名人拍攝工作莫大的鼓勵，他在之后的教師生涯中，開拓了名人肖像攝影學科在中國的建立與發展。

您的眼中為什么沒有惡呢？

鄧偉待人明朗、熱情，拍攝的照片色彩明快燦爛，始終洋溢著溫暖，除了世界名人以外，所拍攝的普遍人的臉上大都帶著微笑。

2006年4月，清華大學舉辦了鄧偉攝影展，厚厚的留言本寫滿了觀眾的心聲，其中有這樣一句：“您的眼中為什么沒有惡呢？”

在英國，鄧偉不大懂英語，也不再有單位為他開介紹信，只能干些粗重的力氣活。為節省開支，將近一年他借住在一家外賣店6平米不到的雜物間里，無法站立和伸腿，晚上湊合著睡在長凳上。“那時候，想象著晚上能睡在床上，就是非常美的事了。”最困難時，他甚至考慮住到鄰居家的垃圾房里去，因為那暖和些。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服裝工廠做熨燙工兼雜工，工資低廉，一天工作10多個小時，還常常受人辱罵，克扣工資。有次鄧偉為了多掙點拍攝費用，從早上6時干到第二天早上6時。因燙衣服必須一直站著，當他燙完最后一件衣服，便累倒在地上。老板居然踢著屁股罵他：“你是一只豬，臭豬。”鄧偉竟笑著回應“我是屬豬的”。

他說，如果他們罵我父母或中國人，我當然不讓，而罵我自己，無所謂。在那種艱苦環境里，人要有一種樂觀的游戲精神，不能太較真。當你沒錢，不會英語時，就必須從低處做起，社會是很公平的。

鄧偉曾在一銀行家的家里負責搞衛生，甚至要燙他們的內褲襪子，主人讓兩個五六歲的孩子跟他學書法。孩子們很興奮，就往鄧偉臉上寫，寫完后就往上面吐口水，“為了生存我都忍住了，小孩的調皮是天性。”鄧偉平靜地說。

盡管鄧偉任勞任怨，但還是會隨時被老板辭掉。他當過飯館雜工，搬運工，外賣店的打薯仔，先后干過10多種雜役，甚至爬上一百多米高的煙囪去刷油漆。為節省交通費，他每天步行上下班，得用兩小時。常常繞道去最便宜的超市，購買大幅降價的快到期的食品。經常買巧克力吃，因為便宜，而且吃完馬上就有熱量。但這無疑嚴重影響了他的健康。

對于英語不好，鄧偉的解釋是沒時間學。“我當時活著都很難，掙的錢，只夠生存和拍攝，深入系統的學習和交流的機會根本沒有。有時間了，只能去打工，有了錢，只能用來拍攝。”如此居無定所和艱辛的生存困境，同樣讓他無瑕顧及也沒條件奢望穩定的婚戀生活。

當他在海外孤身一人過著魯濱遜般的生活時，念起孩時父親常對他講的故事《魯濱遜漂流記》和《老人與海》的苦心。看過世界的人，卻沒有家，幾十年來居無定所，鄧偉覺得那就是他的生活狀態。他最怕的就是節假日，一個人去餐館吃飯，“這是惟一難受的事。”而最遺憾的是常年奔波在外，沒法對父母盡孝，“但人不可能都是完美的。”

問及環球拍攝名人最困難的是什么，鄧偉說，這是一個華人攝影家在國外想要干這樣一件事情的困難。從中國出來的攝影家在國際上沒知名度也沒影響力，而我選擇的拍攝對象又都是在國際上叱詫風云的人物，他們對你的身份有懷疑、對你的水平不信任，不理你都是正常的。

鄧偉寫過一篇文章《難忘父親》，他寫了父親對他從小耐性的培養，寫了父親畢生“有諒、有助、有儉”的美德，寫了父親對他“毋讓別人的希望落空”的教誨。他會在雨中的倫敦街頭，把手里的傘讓給一位老婦人，他長年地幫助一位鄰居老太太買米，因為別人對他提出了希望。

自孩時，父親就有意識地鍛煉鄧偉的耐性與意志。三歲那年，父母帶他游頤和園，父親執意要鄧偉拉著父母的手攀登佛香閣的數百層臺階直至山頂，全然不顧年幼的兒子的哭鬧。自小學，鄧偉就常常跟著父親徒步往返頤和園和新街口的家。有一年冬天，父親領著他從家中走到香山，再走回家。

路上雪花紛飛，鄧偉因饑渴交迫而兩腿發軟，父親不準他坐車，“這回能堅持走回家，日后就能耐住饑和寒。‘行百里者半九十’，不能前功盡棄啊！”他特別主張鄧偉多外出遠足，既煉體魄，又長見識。上中學后，在父親的支持下，鄧偉經常外出旅行，足跡遍及大半個中國。1988年，鄧偉專程到新疆、西藏鍛煉自己的耐高寒能力和堅韌的意志，于是就發生了文章開頭的一幕。

在拜李可染為師時，李先生分別給他和另一個女孩子留了同樣的寫生作業，女孩不到一小時就交了卷，而鄧偉花了整整6個小時，結果李可染收了鄧偉為徒。大學實習時，鄧偉跟了一個老牛倌三個星期，終于拍攝了《老牛倌》的照片。在青海，一個藏族老阿媽善良期待的眼神打動了他，為了讓其同意拍照，鄧偉跟了一天。拍攝名人所要的耐性更是超乎尋常，如為拍攝美國前總統里根就歷經了八年等待。除了時間上的考驗，在異國他鄉為理想所必須的忍辱負重也非常人可想象和承受。 

“城市記憶—北京人”展覽日前在首都博物館開幕，展出了鄧偉的85幅作品，既有航天員楊利偉、勞模李素麗等精英，也有在這個城市里勞作、生活的普通人。“媒體總是說我拍名人，過多地宣揚了這一面，我從一開始就沒停止過對普通人的拍攝，只是沒拍名人那么系統。”上世紀80年代中國青年報一張《旁若無人》的相片引發了不少的議論，一個婦女站著抱著一個小孩，坐在座位的年輕人都往窗外望。其拍攝者就是鄧偉。

在希臘，有記者問，你拍過那么多的名人，你對普通人是否是粗糙地對待的？“我對拍攝普通人也很認真對待。并且，我從不愿把名人形容成高山，我們無須仰視他們，因為他們只是些為人類做出了貢獻的普通人。”鄧偉如此回應。2004年，鄧偉在中國美術館布展時，有意把畫框掛得比較低，接近于眼睛平視的位置。他說，這樣可以讓普通老百姓以平視的方式和平常的心態來看這些名人，感受體驗人類共有的情感與精神。

“北京人”的創作，是鄧偉首次集中系統地拍攝普通人。“首先要帶著一種感恩的心情，感謝這些為北京作貢獻的人們。”他不要政府接待，自己找老百姓拍攝，與煤礦工人蹲在一起聊天，說笑話。為拍賣饅頭的，他在門口待了兩個多小時。直到現在他還能記得拍過照的每個人的名字。

他拍了一個修自行車的人，最初人家不愿意，說我就是一個“趴馬路”的人，處于社會最底層，我知道你是拍名人的，拍我有什么用呢？鄧偉平和地站在旁邊，觀察，交談。發覺要修車的人過來，他都拿起凳子讓他們坐。后來他對鄧偉說你在大學當老師，我有一個女兒要考大學，想你幫忙指點一下。有了共同話題，拍攝就順理成章了。“拍攝原來如此不容易！”這是修理工最后留給鄧偉的話。

希臘女孩

前年，北京奧運會前夕，鄧偉到希臘拍攝。一個活動上，上百個孩子揮舞著希臘國旗，喊著“中國、希臘友好，世界和平”。大家分發福娃吉祥物給孩子時，無意中遺落了一個墻角的女孩。她拉了一下鄧偉的衣角說：你能也給我一個嗎？鄧偉將自己的小吉祥物給了她，她看了很久那個福娃，然后就往天上看，“眼神里充滿了對未來的希望”。

鄧偉抓拍了，希臘攝影家協會主席跟他說女孩的母親就是希臘的攝影家。今年7月，鄧偉前往希臘領“索菲”獎，下飛機的第一件事就說想見這個希臘女孩。女孩的母親專程采訪和拍攝了鄧偉，他一下子變成了被拍攝的人，這再次讓他感受到了攝影的神奇之處。

拍攝普通人有不少讓鄧偉感動的時刻，并讓他學到了“不少人生的東西”。那位他20年前下鄉結識的老牛倌，總是笑呵呵地說自己很滿足，因為所有想要的東西村里小賣部都能買到；巴基斯坦一間簡陋的修車鋪子里，兩個年輕的小學徒，生活艱難，但工作勤勉，被鏡頭凝固的還略帶稚氣的臉上，是純凈平和的目光；

而剛結束的“北京人”拍攝，煤礦工人齊利偉，一再說“感激生命”，那是2006年6月的一天，他正在井下檢修，突然遇到了煤塌，是師傅一把將他推開，救了他。“先做人，再做事，后掙錢。”齊利偉在鄧偉面前寫下了這樣的話。

“這就是一個藝術家與一個政客的區別，我看待生活的眼光是沒尺子的。”這恰印證了張藝謀的評價：“癡迷”。“一個人如果到了癡迷的程度，像孔子說的凝于神，他就有可能達到自己的理想。”這是鄧偉的進一步詮釋。

“如果一個人不熱愛生活和普通人，他不可能拍攝出美的作品”，鄧偉很少用影像表現普通人落后愁苦的一面。他年輕時拍過夏天撿垃圾的人，但拍出來后覺得這些東西是消極的，“當我無法改變這種現狀時，拍他們是對他們的不尊重。當然，批評不算錯，但必須有好的動機。”

他拒絕過一些國家領導人的拍攝邀請，因為那些人讓他感覺不好。他曾經去一個工地去拍攝，發現一個工人的衣服是干凈的，刻意換的，他沒拍就走了。

“您是不是專門挑一些看上去善良和美好的人來拍？”

“我不是一個完美主義者，但我是一個講究完整、細致、認真的人。首先進入我鏡頭的人是感動我的人，這樣的人才有可能是美和值得信賴的，他們都很認真地對待自己的生命。我在攝影中收獲了感動和美好，我希望繼續用攝影感動世界。或許，并不是每個瞬間都有記錄的價值，但打動過我的每一張面孔都值得永遠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