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文/汐溟

本文承續《影片保底投資合同到期后，接受投資一方如何拒絕返還投資款（上）》一文。該文討論的案情如下：

甲與乙簽訂影片投資合同，約定甲投資3000萬元，12個月后乙應返還3000萬元并支付15%的收益。甲不享有版權，但享有第一出品方的署名權。甲負責立項及公映許可證的報批。甲不參與制作但對制作享有監督權，該監督權包含決定權的性質，即乙應將制作細節及進度及時報送給甲，若不認可藝術水準或質量，甲有權要求乙改正，乙若拒絕改正，甲有權解除合同。影片的宣發權由甲獨有，乙不參與，甲墊付發行影片，發行費不低于2000萬元。甲負責收款及結算，收到院線發行款后，甲優先扣除自己的投資款及收益，有剩余再向其余出品方結算，若院線發行款低于其投資款及收益，由乙負責補足。同時，對影片的制作及發行期限，合同約定影片預計上映時間在合同簽訂后3個月。但因為疫情影響，影片未能上映。12個月后，甲要求乙返還3000萬元投資款并支付400萬元收益。乙如拒絕，作何抗辯？

在前文中筆者分析了合同性質并非為借款合同，而是具有合作創作性質的聯合出品合同。本文分析甲乙雙方合同義務的性質以及先后順序，討論作為接受投資的乙方，在約定的返還期限到期后，能否以先履行抗辯權對抗甲方的返還請求。

我國《民法典》第五百二十六條規定，當事人互負債務，有先后履行順序，應當先履行債務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權拒絕其履行請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債務不符合約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權拒絕其相應的履行請求權。先履行抗辯權的構成要件有三：第一，雙方當事人應該互負債務。多數情況下，互負的債務應該處于互為對待給付的狀態，少數場合下非對價關系的債務也可成立。第二，互負的債務有先后履行順序。第三，先履行的當事人有違約行為。

本案中，甲乙雙方互負債務，如前文所述，甲負有出資、報審公映許可證、墊付2000萬元發行三項主要義務，同時，甲享有第一出品方署名權、獨家宣發權、優先回款權及無風險投資權四項主要權利。乙負有拍攝制作義務和保證甲方投資無風險義務兩項主要義務，享有版權、署名權、使用甲投資款用于拍攝的權利。除此之外，雙方均有收益權。但細分不難發現，版權雙方都享有，而且就商業價值而言，甲擁有的發行權比乙更加重要；署名權雙方也均有，但甲投資比例遠遠低于乙，卻享有第一出品方署名，其權益也遠大于乙方。乙確實有權使用甲的投資，但使用甲資金的用途并非只為自己私利，而是用于影片拍攝制作，而影片的發行收益甲方享有一定比例的分配權。所以，盡管使用甲資金，但因甲也獲得了發行回報，故而乙使用甲投資款用于拍攝如果被定義為權利，那么該權利的性質也較弱。綜合比較甲乙雙方權利義務，總體而言，甲屬于強勢一方，通過該筆交易，其獲得了豐厚的收益。直觀地看，其義務和權利并不對等，二者明顯失衡。甲乙雙方的義務之間明顯具有對待給付關系，所負義務對對方合同目的的實現都有決定性影響，均有主要義務的性質。所以，互負債務要件成立。

合同約定的影片預計上映時間是簽訂后3個月，返還投款及收益的時間是簽訂后12個月。顯然，預計的上映時間在履行保底義務之前。與上映相關的是甲應履行公映許可證報批義務，且應為影片營銷宣傳并發行，更為重要的是公映許可證獲得后進入發行階段，甲應為影片墊付發行費2000萬元，盡管并未具體約定影片的發行時間以及甲墊付的期限與方式，但通常與合同約定的上映時間大體相當。關鍵是“預計”如何理解，通常是可作調整。但嚴格理解，公映許可證獲得在前，上映時間在后，上映可預計，但公映許可證是否會隨“預計”而變得不確定？還是可以理解為合同簽訂后3個月獲得公映許可證，使影片具備上映前提條件，但上映時間可調整？如果上映時間推遲，是否保底時間也應相應推遲？盡管有“預計”性，但公映許可證、墊付宣發費和完成發行時間均在保底之前，基于公平的原則，本文傾向于若上映時間延遲，保底義務也應相應順延。尤其是在雙方權利義務嚴重不對等，且甲的付出與收益也不均衡的情形下，無風險收取投資款和收益是甲最重要的合同權利，也是其最主要的合同目的，在其未履行關鍵義務的情形下若被支持，對乙不公，而且加重乙的合同風險。

從雙方對結算順序的約定也可印證這一點。甲負責結算，對于自己的投資和收益享有優先回款權，也就是可以直接從發行款中扣除自己的部分。但這需要建立在結算前提下，而結算又以發行為先。所以該約定中包含對履行順序的排列，甲先完成影片發行，產生收益后在結算時優先扣除自己的投資及收益。將收益條款與上映條款相結合，便可解釋甲發行上映及其相關義務在先，乙保底義務在后。二者的義務順序有隱含的先后區分。

但因為疫情的影響，影片延遲上映，甲并未對影片報審公映許可證，墊付宣發及上映更未履行。故而，乙有權援用先履行抗辯權對抗甲的返還投資款及收益的請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