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文/汐溟

筆者近期代理一起電影投資合同糾紛，涉及到表見代理的認定問題。案情如下：甲與乙簽訂影片聯合出品合同，約定雙方共同投資影片，按投資比例共享收益及版權。合同約定了乙的收款賬戶，但未約定甲的收款賬戶。乙為影片項目的主控方。代表甲簽字的是其職員丙，丙也是合同中約定的甲的聯系人。合同簽訂后不久，丙離職。影片院線上映，產生發行收益。甲見影片上映后但未收到任何收益，便與乙函詢發行收益事宜，方知丙在離職時向乙發送電子郵件，通知乙甲對影片的收益款回款賬戶變更為第三方丁賬戶。乙一直在向丁結算影片發行收益。丁與甲、乙均無合同關系，對影片也未投資。作為甲的前職員丙，向乙發出變更丁為收款賬戶的通知，該通知的效力是否應該由甲承受？換言之，丙是否構成表見代理？

我國《合同法》第四十九條規定，“行為人沒有代理權、超越代理權或者代理權終止后以被代理人名義訂立合同，相對人有理由相信行為人有代理權的，該代理行為有效。”該案中，變更賬戶并非甲的意思表示，丙雖然是甲職員，也是出品合同中約定的授權代表和聯系人，有權向乙發出通知，但變更賬戶不符合甲的利益，也未獲授意，應為超越代理權的行為。判斷該通知行為是否有效，取決于作為相對人的乙對通知的相信是否“有理由”。

我國《民法典》第一百七十條規定，“執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工作任務的人員，就其職權范圍內的事項，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的名義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對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發生效力。”效力是否由公司承受，判斷標準是否為該職員職權范圍內的事項。而職權與職務相匹配，判斷是否有職權，主要看職員的具體職務。如果職務與其職權一致，則意思表示受領一方有理由相信該表示系公司意思。若二者明顯不一致，則意思表示受領一方對其確信欠缺合理性。

筆者曾代理過一起藝人經紀糾紛案件，藝人與經紀公司解約，直接對接者是經紀公司的副總，該副總在微信中承諾公司同意藝人的解約要求，且無需支付違約金。藝人遂與其他經紀公司簽約。后原經紀公司發現該事實，追究藝人的違約責任。藝人以該公司副總曾同意為由抗辯，主張形成表見代理，副總同意即視為經紀公司同意。其間的道理不言自明。若副總都能決定藝人去留，有權免除藝人的違約金或其他賠償責任，那要法定代表人何用？該副總確實負責人事招聘，但解聘與招聘不同，有權招未必有權解。藝人是經紀公司最寶貴的資產，藝人解約對經紀公司的影響極大。有權決定該事項的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且，即便是招聘，副總僅僅是對人員的考評選任，最終錄用還是需要簽訂勞動合同，也非僅憑其口頭表述即可。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當前形勢下審理民商事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第13條規定，合同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的表見代理制度不僅要求代理人的無權代理行為在客觀上形成具有代理權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對人在主觀上善意且無過失地相信行為人有代理權。合同相對人主張構成表見代理的，應當承擔舉證責任，不僅應當舉證證明代理行為存在諸如合同書、公章、印鑒等有權代理的客觀表象形式要素，而且應當證明其善意且無過失地相信行為人具有代理權。本案中，丙確實具有代理權的某些客觀表象，如其為合同的授權代表、聯系人，其所用郵箱為合同約定的郵箱等，這些均屬于有權代理的客觀表象形式要素。但這些要素是否充分？通過列舉可知，有權代理的客觀表象形式要素有嚴格的限定，即合同書、公章、印鑒等，我國對表見代理持審慎的嚴格態度。要求有合同書即表明簡單的郵件通知難以構成有代理權的表象，公章和印鑒也表明，若郵件內容中無公章或印鑒，僅有書面內容更難被認定為表見代理。因此，該案中，丙的行為欠缺表見代理的客觀表象形式要素。

該意見第14條規定，人民法院在判斷合同相對人主觀上是否屬于善意且無過失時，應當結合合同締結與履行過程中的各種因素綜合判斷合同相對人是否盡到合理注意義務，此外還要考慮合同的締約時間、以誰的名義簽字、是否蓋有相關印章及印章真偽、標的物的交付方式與地點、購買的材料、租賃的器材、所借款項的用途、建筑單位是否知道項目經理的行為、是否參與合同履行等各種因素，作出綜合分析判斷。筆者認為，判斷是否善意還有一個標準，即相對人在知道無權代理后的表現，較其他因素該標準更能體現真意。本案中，乙在得知丙無權代理后，既未向丙追究責任，也未要求丁返還款項。從民事角度看，丁無法律原因取得影片發行款，構成不當得利。但該不當得利系從乙處直接取得，乙將發行款直接給付給丁，乙與丁之間存在直接的法律利害關系，乙是直接受害人，甲是間接受害人，如果甲向丁提起民事訴訟，以不當得利為由要求返還發行款，會因不具有直接利害關系、原告主體不適格而被否定。但乙從未向丁主張過權利。自知道丙無權代理后，乙始終沉默不作為。該表現有違誠信，也可進一步印證其在行為發生時欠缺善意。

綜上，該案中，丙的行為并不構成表見代理，乙仍應向甲支付發行款并承擔違約責任。至于其向丁支付的發行款，可以不當得利向其追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