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崎市定：薩摩和長州兩藩為何突然由“攘夷”轉向“開國”

宮崎市定著馬云超譯

2018-09-04 14:28

一

日本幕末維新史的敘述，長期以來在所謂“明治元勛”的壓制下，遭到了嚴重的歪曲。戰后，雖然自由的研究有了可能，但一度被歪曲的歷史依然沒有恢復其真實的面貌。所謂“攘夷運動”（“攘夷”，在日本幕府末期到明治維新時期意為對外國侵略勢力的抵抗。“攘夷運動”即抵抗侵略運動，“攘夷論”即主張抵抗的意見）其真相也意外地不為人所知。如果不了解史實的真相，就很難為當時舍身倡導“開國論”（“開國”，在日本幕府末期到明治維新時期意為打開國門，對外開放。“開國論”即主張對外開發的意見）的佐久間象山在歷史上做出恰當的定位。其實，我對象山的生平事跡并沒有太多的認識，只是在與中國的比較下，對幕末開國的影響有過一些思考。因此，我想以攘夷運動為背景，來探索象山之死對政局產生的影響。

幕府末年出現的攘夷論，有著兩副不同的面孔，即純真的攘夷論和骯臟的攘夷論。前者是以水戶學為代表的觀念性攘夷論，以日本的國家體制為前提展開議論，因此是相當純真且潔凈的。后者則是由薩長（薩長，是日本舊藩國制時代薩摩藩和長州藩兩者合稱后的簡稱。前者基本相當于今九州鹿兒島縣，后者基本相當于今本州島西端的山口縣。薩、長二藩是推翻德川幕府的主要勢力）主張的攘夷論，雖然也受到水戶學的影響，但他們的主張多半牽涉地方的利害關系，可以說是骯臟的攘夷論。如果不了解這些事實背后的真相，只是含糊其辭，那么就很難真正理解這一段歷史的動向。

薩長是幕末攘夷的旗手，但他們一旦奪得了天下，馬上就轉變成了開國主義者，這究竟是為什么呢？是作為執政者的責任令他們從迷茫中醒悟了過來，還是天下的輿論導向已經指向了開國，迫使他們不得不順應天下？但無論如何，這種轉變都來得過于突然，以致無法給出合理的解釋。為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把時間稍微往前推一些來展開說明。

二

一直以來，薩摩和長州都是德川幕府最不放心的兩個大藩。單從石高（石高：日本戰國時代到江戶時代，幕府在分封或認可地方諸侯時，其封疆或封地不按土地面積計算，而是按在標準產量的基礎上獲取租稅的多少來表示身份地位的高下。一日本石相當于1.80中國石，“高”指總數量。對大名和武士而言，石高是授受封地或祿米以及承擔軍役的依據）上來看，薩摩藩藩主島津氏是七十七萬石，遠不及加賀藩藩主前田氏的一百二十萬石；長州藩藩主毛利氏是三十六萬石，在其之上的其實還有廣島淺野氏四十二萬石、仙臺伊達氏的六十二萬石等諸多大藩。但是，為什么只有薩長二藩能夠在幕末的舞臺上如此活躍呢？理由也很簡單，因為二藩的財政非常富足。

但若要問為什么二藩的財政會如此富足，答案卻相當諷刺，正是托了幕府鎖國政策的福。眾所周知，幕府只留下長崎一港向荷蘭和清朝開放，且長崎的貿易由幕府直接控制，其他諸侯一律不準與外國直接交通貿易。可實際問題是，海洋那么寬廣，海岸線那么屈曲漫長，要想徹底取締走私幾乎是不可能的。而且經貿管控得越死，走私的風險就越高，但所獲的利益也更高。在全藩范圍內大規模從事走私活動的，其實正是薩摩和長州。

薩摩的走私條件得天獨厚。自從強制琉球對其臣服以后，為了往來琉球，薩摩藩因此制造了大型船只，通過琉球與中國展開貿易。同時，在本藩沿海地區則招徠清朝商船，走私貿易非常昌盛。

長州則靠近朝鮮。與朝鮮的交往，本來應該是由對馬島上的宗氏來承擔的，但對馬本身幾乎沒有物產，必須借助本土的力量。因此，對朝貿易中的實際獲益者就是長州。同時，長州在跟清朝的貿易上也毫不含糊，長州遠離長崎，卻反而給走私提供了便利。

八代將軍吉宗即位后，曾試圖在日本西海岸取締走私活動。享保二年（1717），幕府令長州、福岡、小倉各藩緝捕在海上與清朝奸商從事貿易活動的人。應該說沒有什么比幕府的這種命令更愚蠢的事了，設想，如果沒有藩主在后面煽動鼓勵，走私怎么可能進行得了呢？因此，這一命令事實上是幕府對私底下從事走私活動的西部各藩發出的警告。但是，薩長并不買幕府的賬。

對于薩長二藩來說，幕府的鎖國政策給他們帶來的利益，要遠遠超出給他們多加封幾十萬石，正是所謂的“鎖國萬歲”。但就在此時，隨著歐洲各國黑船的到來，對外開放，即“開國論”的議論開始頻頻出現。如果日本一旦對外開放，那么，薩長因走私而獲取的暴利就會蕩然無存。

不管是否有季風，蒸汽船都可以來去自由，面對這樣的新形勢，稍有眼光的人都會明白，開國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即使是下達過“鎖國令”的德川幕府，自己也會被逼走上開國之路的。但反對的聲音此起彼伏。首先就是以京都朝廷為中心的頑固派，但他們很容易對付，因為頑固的人通常都是膽小的懦夫，最難對付的，就是以薩長為中心的那幫利己主義的骯臟的攘夷論者，他們的真正目的，其實是想維護自身的走私利益。

吉田松陰

吉田松陰與佐久間象山提倡的開國論產生過共鳴。安政元年（1854）日美臨時條約簽訂以后，吉田松陰曾試圖登上美國船只偷渡赴美，這是非常有名的故事。可為什么松陰被送回長州令其蟄居（蟄居：江戶時代對于武士以上的一種刑罰，令閉居一室，不得出外）后，很快就蛻變成了攘夷論者呢？唯一的解釋就是，他被長州這片土地上固有的攘夷論同化了。也許當時松陰還太年輕，在這一點上他算不上是個有智慧的人，因為正是在長州這樣的地方，才更需要宣傳洞察大局的開國論。

如前所述，薩長二藩從鎖國政策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但一旦幕府愿意放棄鎖國政策，首先開放橫濱，在那里與歐美各國展開貿易，那么，日本的貿易中心就會轉向橫濱，幕府直接統治下的江戶地區也將變得富裕，幕府本身從而也有可能因此恢復元氣。還有，自從清朝向各國開放通商口岸以來，清朝的商品也經歐美人之手，一路運到了橫濱、神戶這些日本的中心地區。于是，長州的萩、薩摩的鹿兒島，這些偏僻的城市作為走私港口的意義就會完全失去。這可是關系到二藩存亡的大問題，無論如何，必須馬上將幕府的開國意向扼殺在搖籃里，這就是薩長二藩共同利益的所在，雖然對外不能這樣宣稱，但在內部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于是，附帶上全新意義的攘夷運動，就這樣在薩長二藩的帶領下轟轟烈烈地展開了，并且執拗地堅持著。好在二藩有著幕府望塵莫及的財政力量，因此不惜重金招攬本藩的脫藩者，利誘他藩的浪人，表面上高唱尊皇，暗中則堅持自己主張的攘夷論，試圖動搖德川幕府的統治。

佐久間象山是出生于貧窮山國信州的政客，結局注定是可悲的。在他的面前，沒有任何利誘，自始至終都在用最樸實的開國論對抗著骯臟的攘夷論，這就如同赤手空拳地闖入了匪伙一般。象山的立場很清晰，無非就是在既有的秩序之上，順應世界局勢的變化，提倡在朝廷和幕府的聯合下實行對外開放而已?？墒?，既有的秩序已經腐朽透頂，連保護自己人人身安全的熱情和組織都已經失去。

三

從文久三年到下一年的元治元年這兩年中（1863—1864），攘夷運動迎來了重大的變化。首先是以薩長為中心的攘夷論者痛批幕府對外態度的軟弱，聯合朝廷的保守派動搖了幕府的方針，最后強迫幕府對外來勢力進行抵抗，即攘夷。但真正到了抵抗的時候，長州的下關炮臺也被占領了，薩摩的鹿兒島街市也蒙受了重大的創傷。這時，薩摩的態度在急劇軟化，可能意識到無謀的攘夷不知會給日本帶來什么樣的后果，于是希望作為激進派的長州也稍稍觀望。

但長州的態度依然很強硬，他們認為既然已經迫使幕府同意抵抗，那么全國性的抵抗就近在眼前了。于是，他們鼓動孝明天皇擬定了巡幸大和、參拜神武天皇陵、祈愿攘夷成功的計劃，企圖以此統一輿論，對外國勢力進行徹底的抵抗。

孝明天皇本來就不喜歡激進，他心目中的所謂攘夷，不過是回到鎖國狀態，并沒有打算通過武力來驅逐。而且自從和宮（和宮為孝明天皇之妹，下嫁德川幕府第十四代將軍德川家茂。此次婚姻是當時朝廷與幕府聯合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下嫁以后，他就對德川家茂將軍十分信任，兩人也十分投緣。在這樣的背景下，在京都擔任守護的會津藩和薩摩藩之間達成了秘密協議，排斥長州藩，通過中川宮的游說，改變了朝廷的意向。文久三年八月十八日，屬于長州派的三條實美等數十位激進公卿被剝奪官職，巡幸大和的計劃也被取消，朝廷將與攘夷有關的事務全權交給了幕府。

三條實美等七位公卿悄悄離開京城，投奔到了長州，這一事件也激起了全國攘夷派的群憤，所謂的志士們云集京都，策劃發動政變，趁京都陷入混亂之時攻占朝廷。但計劃被幕府探知，元治元年六月五日，新撰組（也稱“新選組”，日本幕末時期的親幕府武士組織，主要在京都活動，負責維持當地治安，對付反幕人士，明治維新后解散）襲擊了他們的藏身之處——位于三條小橋旁的池田屋旅館，長洲藩士多數被殺。

消息傳到長州后，長州的輿論更加群情激昂。長州藩的家老（家老，舊時藩國的家臣）率先統領兵馬，在脫藩浪士的陪同下，渡過瀨戶內海，逼近京都，在京都的西部和南部形成了包圍之勢。但戰斗并沒有馬上開始，首先是口誅筆伐。

長州藩尋找門路上奏朝廷，要求朝廷遵從民意進行抵抗、恢復抵抗派七公卿的職位，追查長州藩士在池田屋旅館死于非命一案，罷免反對抵抗的會津等藩。但據說朝廷內同情長州藩的人很少，尤其是那些職位并不是最高的大臣們。

當時京都的形勢十分危急，以會津藩為中心的幕府勢力守衛著皇宮御所的各個大門，總指揮就是一橋慶喜（以后成為德川幕府的第十五代將軍）。在這樣的形勢下，薩摩藩決定與長州藩分道揚鑣，和會津藩一起行動。對此，長州藩軍從京都西北嵯峨的天龍寺向南部的伏見、山崎集結，本藩的后續部隊也在源源不斷地趕來。在這樣一觸即發的形勢下，據說是因為一橋慶喜的優柔寡斷，對峙狀態竟持續了一個多月。慶喜之所以最終決定開戰，其實，佐久間象山之死是重要的原因。

四

佐久間象山

此時的象山作為幕府的征士逗留在京都。當時的輿論分裂為攘夷和開國兩派，幕府無論如何都想拉攏朝廷，將之作為壓制各藩最重要的手段，因而利用了象山的開國論。象山尤其得到了中川宮（后來的久邇宮朝彥親王）和山階宮（晃親王）的信任。象山赴京那一年，也就是元治元年的三月，他本住在六角小路與烏丸大路交界處偏東一點一家叫作餅屋的旅店里，后來得到了木屋町與三條大路交界處稍北一點的一座住宅，和他從江戶帶來的愛妾阿菊住在一起?？柘率俏餮篑R具裝飾的栗色馬，身揣著自己發明的手槍，象山跨馬行走在京都城里的那種趾高氣揚不難想象。

也許是因為池田屋事件之后京都處于戒嚴之下，多數浪人都已經離開了京都，象山因此大意了的緣故，七月十一日下午二時左右，在通往木屋町御池大路的道路上，象山在炭屋的屋檐下，被潛伏在那里的熊本藩士河上彥齋刺中了左脅，當場斃命。河上彥齋與久坂玄瑞友善，當時的久坂正在指揮長州軍進入山崎，因此，河上應該是受了久坂的指使刺殺象山的。刺殺騎在馬上的人是很困難的，因此河上必定是劍道高手，可悲的象山，竟死在了骯臟的攘夷者手中。

幕府要員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暗殺，這對于當時的幕府來說是極大的不利，也意味著幕府一方士氣的低落和軍備的廢弛。而且，刺客河上彥齋竟藏身于因州藩邸，還那里順利逃脫。因此，即便是優柔寡斷的一橋慶喜，到了這種時候，與長州之間的一戰也在所難免了。他以前所未有的決心，毅然指揮著幕府的軍隊，打響了七月二十九日蛤御門之變的戰斗。結果，長州軍大敗，來島半兵衛、真木和泉、久坂玄瑞等長州名士、浪人或是戰死，或是自殺。

隨著攘夷強硬派長州軍的潰敗，曾在幕末占據主流的攘夷論也遭受了沉重的打擊，于是也不得不轉變方向。但原因不止如此，無論是戰敗的長州，還是獲勝的幕府和薩摩，都吸取了教訓，爭先恐后地擴充軍備，瘋狂地從外國購買武器。但幕府一方還好說，對于主張攘夷的長州來說，要他們低聲下氣地向自己的“敵人”歐洲人請和，并購買他們的武器，這簡直是豈有此理！可是為了解燃眉之急，已經顧不了那么多了。在當時，藩的生存才是最重要的，尊皇也好、攘夷也好都是第二位的。于是，長州暫時以家老的切腹謝罪而收場，但很快便重新整頓了裝備，展示出了與幕府抗衡的實力。幫助長州度過危機的，通常認為是高杉晉作的謀略，但其實迅速從英國趕回的井上馨和伊藤博文兩人的行動才更值得大書特書。而且此時的薩摩已經在私底下與長州合謀，幫助長州購買必要的槍支和戰艦。

于是，關于攘夷的爭論以幕府一方的勝利自然就消解了。對曾經堅決主張攘夷的薩長和朝廷的強硬派來說，這是一件非常沒有面子的事。為了挽回名譽，他們唯一可以高舉的旗幟就是尊皇論，因此，只能孤注一擲地掀起討幕運動。如果這次再次失敗，他們的政治生命也將受到致命的打擊。于是，長州和薩摩的密謀也就此形成，開始策劃把朝廷卷入其中。

五

慶應二年七月，第十四代將軍德川家茂死于大阪。一橋慶喜也以此為契機停止征伐長州，解除了長州藩主毛利氏的朝敵罪名，恢復其原來的大名地位。而對于被朝廷處罰的公卿，可能是因為他們觸怒孝明天皇的龍顏太甚，遲遲沒有下達赦令。但同年十二月，孝明天皇突然離世，十五歲的明治天皇繼位。公卿們依次得到赦免，朝廷再度成為攘夷派的舞臺。局勢的變化，對攘夷派來說是天賜良機，但也不得不令人生疑，所以從當時起就有各種各樣的傳言，也留給了歷史學家們至今都無法解答的疑問。

如果說原本的攘夷三派（即激進的朝廷公卿和薩、長二藩）還有什么可乘之機的話，那么，這就是新任將軍慶喜的優柔寡斷。慶喜雖然天資聰敏，充滿誠意，但凡事決斷遲緩。這一缺點在當年的蛤御門之變中就暴露了出來，這一點已被不可小覷的策士西鄉隆盛覺察到了。

一橋慶喜

慶喜體察內外局勢，于慶應三年上奏朝廷，把全國的大權奉還給了天皇。他的打算是，即使自己失去了政權，但至少可以以大名之首的身份參與朝議。就在這間不容發之際，朝廷向薩長二藩頒下了討幕的密詔。當時十六歲的明治天皇想親自頒布這樣的詔書怎么想都是不現實的，因此這道詔書非?？梢?。所幸的是政變成功了，明治維新的局面因此拉開。

薩長終于得到了天下，鎖國也好，攘夷也好，自然是不可能的，明治元年即發布了“求知識于世界，大振皇基”的宣言。對照此前的所作所為，這簡直就是在愚弄人。這時，他們就把責任全部推給了皇室，仗著這是天皇對天地神明的誓言，絕不可違背，從而把過去的事情全都一筆勾銷了。從整個經過來看，最了解開國益處的本來就是薩長二藩，正因為如此，他們才不愿意把開國獲利這樣的好事交給幕府來做，而必須要在自己的統治下親自決定開國。不拘任何主義，根據現實需要轉風使舵，這就是薩長政治家們的絕活。

六

但也有不愿就此馴服的家伙。他們往往是一群亡命之徒，往往被用來充當有勇無謀的攘夷急先鋒。河上彥齋就是其中的典型。他在《五條誓文》頒布后，依然堅信朝廷一定會實行攘夷，因此每天都去三條實美的府邸問候：“在下惶恐，決行攘夷之日尚未定否？”三條不勝其煩，就把他流放到了遠方，而他卻改名換姓潛伏回來。他漸漸地變得憤怒，終于在明治三年年底被捕入獄，次年被判處死刑。

另一群不馴服的家伙，就是留在薩摩本地的人。幕末的開埠，雖然給全日本都帶來了深遠的影響，但只有港口附近一帶趨于繁華，內地許多地方都遭遇了嚴重的不景氣，尤其是西部沿海一帶。長州、薩摩自不待言，福岡、佐賀、熊本等地，此前作為長崎貿易的腹地，多少也能從走私中獲取一些利益，但隨著橫濱、神戶等新港口的繁榮，它們完全沒有了生意，陷入無邊無盡的不景氣之中。在當地人看來，他們一直都在充當著攘夷運動的后援，結果只是把少數政治家推入了中央政府，到頭來自己卻被徹底背叛了。同時，新政府笨拙的外交政策，又使得與朝鮮的貿易中斷了，人們心中的不滿日益加深。

雖然只是在一小段時間內，西鄉等征韓派還是試圖與這些不滿達成妥協，人為地挽回景氣，他們多少還有點對過去的行為負責的態度，但大久保等自重派對地方上的不滿則全盤抹殺，一意孤行地執行新的政策。終于，西鄉下野后，西部沿海地區的不滿便進一步加深了。

明治七年，佐賀士族打著“征韓、封建、攘夷”的旗號首先發動叛亂。兩年后，熊本、秋月、荻等地也陸續叛亂。明治十年終于發生了最后也是最大的叛亂——鹿兒島之亂。所謂自作自受，以薩長為中心的明治政府終于嘗到了自己埋下的苦果。

后世若要想盡可能給出一個公正評價的話，德川幕府的倒臺，明治維新政府的成立，從結果上來看的確是好的。這就如同開國政策一開始給人民帶來了困苦，但從長遠來看還是成功的一樣。雖然結果是好的，但這并不意味著維新以前骯臟的攘夷者們犯下的種種暴行與罪孽就可以視而不見，就可以被美化，乃至被一筆勾銷。同樣，那些在當時雖然無力回天，但卻作為真正的先覺者舍命啟蒙世人的開國論者的功績也不容忘卻。

試比較一下日本和清朝的開國，一個重要區別就是清朝沒有開國論者。不，并不是沒有，就算有了，他們也沒有勇氣公開倡導，因此，清朝的開國就在攘夷論者的數落下遲遲沒有進展。清朝一次又一次地與外國進行無意義的戰爭，戰敗后又在十分不利的條件下被迫開了國。

萬幸的是，日本的開國論者是有勇氣的。他們對攘夷論者當頭棒喝，為明治新政的文明開化鋪平了道路。如果以公平的立場對當時的人物進行功績調查的話，那么，最大的榮譽應當屬于開國論者。但明治政府的元勛們不愿意這樣做，他們動了很多小手腳。他們神話松下村塾的教育成果，還將之強行塞進書本中，告訴我們那是明治維新精神的發源地。其實，我們依然生活在明治時代的空氣中，從小到大都被灌輸著幕末維新之時薩長英雄云集的歷史?，F在看來，那多半只是他們在抬高自己伙伴的地位。只要冷靜地探討他們的思想和行動就不難發現，真正的偉人少得可憐，多半都是碌碌無為之輩，而且盡是些活得太久只會妨礙日本前進的家伙。一味贊美這些人，神話明治政府的教育一直在持續著，在這次世界大戰中，這樣的教育其實也起到了非常不好的作用，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教育是需要一個人花一生的精力去從事的工作。從走出學校直到退休，雖然前后努力了數十年，但收效甚微，這一點，身為教育者的各位肯定都深有體會。教育的效果，只能靠一點一點不斷的努力來積累，我根本就不指望會有什么奇跡出現，也容不得有這樣的指望。在正確理解歷史后，教育應有的面貌也就自然會呈現出來。我就是抱著這樣的一絲希望，寫下這篇文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