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菁2016年參加高考，她超出重慶文史類一本線40多分，被一所位于中部省會城市的211院校錄取，調劑入讀護理學專業。收到錄取通知書時，她感到錯愕，因為數學好，她第一志愿填報了會計學，“不知道護理學是干嗎的”。 

高考志愿是她自己填的。她的老家在重慶的一個鎮上，她從小是留守兒童，初高中住校，父母在外地務工。父母和她之間的交流很少，“他們覺得沒什么可以給我指導的”。

后來，班主任告訴她，學護理將來是去醫院當護士，又苦又累，收入又不高。這讓她想起老家的衛生所，那里的護士都是衛校出身，中專畢業就出來工作了。

和艾菁一樣，被調劑到護理學專業的學生不在少數。每當高考錄取季，在院校的微博超話里常能看到提問：“被調劑到護理學能不能轉專業？”“轉專業有什么條件？”

由于不少高校護理學的錄取分數不高，而學校在轉換專業申請條件上，可能會要求“總分高于擬轉入專業在當地招生錄取最低分”。這也意味著，大多數被錄取到護理學專業的學生可能不符合轉專業的條件，將至少與護理學牽絆四年。

然而在“調劑”和“轉專業”背后，大眾是否對這個專業和職業有著某種偏見，它又是怎樣的存在？

被調劑的人

升入大學前的暑假，艾菁在不安中度過。

父母埋怨她：“讀那么多的書有什么用？浪費資源。”那個暑假，每當有親戚問起艾菁考到哪里了，她父親都會搶著回答，“考上重點大學，就是專業不太好。”如果旁人繼續問，“醫學類的”、“有點冷門”，成了家人對護理學的指代。

慢慢地，艾菁也不愿意提自己的專業，有人再問起，她就報高考分數，迎來的總是贊譽。

高中班主任和科任老師一直做她的思想工作，勸她回去復讀。艾菁高考語文發揮失常，只考了102分，換做平常，她能考進年級前五。“他們（高中老師）可能覺得我還有潛力吧。”

艾菁糾結了一個暑假，她親歷過一次高三，清楚地知道復讀的難捱，沒有退路，覺得重走一遭“一定很難受”。

但高中母校陸續給她開出，獎勵一萬元獎學金，免除學費、生活費，住在教師宿舍等豐厚的條件，讓她有些動搖。此外，她從小膽子小，連恐怖片都不敢看，害怕即將開設的人體解剖學課程，“要是腦袋一片空白，課也學不好了。”

在大一開學一個多月的時候，她去到學院書記辦公室遞交了退學申請。學院書記勸她把退學申請拿回去，對方告訴她，當她大學畢業以后，就會發現專業并不重要，沒有必要去冒這個險。最終，艾菁決定留在護理學院，她擔心豐厚的復讀條件背后意味著“高期待”，而她害怕達不到“期待”。

劉磊的老家在江西豐城，作為村里第一個考上重點大學的本科生，他一直是家人的驕傲。但作為男生，由第一志愿臨床醫學被調劑到護理學，入學前的那個暑假，他感到窘迫而無措。因為在他的印象里，護理學是培養護士的專業，而在老家的醫院里幾乎沒見過男護士。

他所在的院校護理專業有81人，只有十名男生。在他看來，女生相比男生更加細心，而護理學是一個對細節要求非常高的專業。

例如針對生活不能自理的病人的口腔護理操作，專業考試上，對于器材擺放、口腔清潔的順序、更換濕棉球的頻次都有明確的要求。“我們用一個嘴的模型練習，但實際上有的人嘴大，有的人嘴小，按照口腔清潔的標準各個地方都摸到，是不可能的。有的時候，ICU病人處于昏迷狀態，也無法配合操作。”劉磊解釋說。

根據他的觀察，他所在班級一多半的人是被調劑來的，有50%以上的同學和他一樣來自農村。

他稱自己和周圍同學對于未來的規劃比較模糊，在專業選擇、估分上面沒有來自城市的同學清晰。

同樣被調劑到護理學專業的梁春燕，老家在廣東韶關，2014年參加高考時，她一心想留在廣東省內，選一個不學高數的專業。她考上廣東一所醫藥類的二本院校，以兩分之差沒被第一志愿的英語專業錄取，也沒有達到第二志愿傳媒類專業的要求，被調劑到護理學。

她記得，剛入學時，班主任開年級大會，問：“第一志愿是護理學的舉手。”二百多個人里只有十多個人舉手，剩下都是被調劑過來的。

她所在的年級共有五個班，她們班有四十多個女生和六個男生，“原本有八個男生，但有兩個沒來報到，回去復讀了。” 梁春燕沒有復讀的勇氣，她原本就不擅長理科，隨大流學的理科，復讀一次，恐怕還考不上二本。

高考志愿也是她自己填的，對于填報專業時，勾選服從調劑意味什么，她也是懵懵懂懂。她說，父母都各自組建了家庭，從上高中開始，就自己拿主意。

“緊迫感”與“高門檻”

梁春燕印象里，護理學專業處處都滲透著“緊迫感”。

大一上學期，共有13門課程，周一到周五只有一個半天沒有課，思政類的公共課程都要被安排在晚上。

生理學、病理學、藥理學、細胞的化學與生物學、局部解剖學等基礎醫學的公共課程，臨床醫學專業要到大二才開設，護理學在大一就已開設；內外婦兒（指內科、外科、婦科、兒科）課程在臨床醫學專業大三、大四開設，卻是護理學專業大二學生的必修課。

對此，梁春燕解釋說，臨床醫學是五年制的，而護理學四年制，需要在更短的時間里把課程學完，但可能沒有臨床醫學學得細，“比如說解剖學，我們需要識別哪塊骨頭、哪一塊肌肉、哪個系統、哪個組織，但是臨床醫學學生可能還要學用刀去切。”

課業負擔的沉重，使得護理學專業的學習氛圍一直很濃厚。大學里不強制參加晚自習，但每次圖書館閉館的鈴聲響起，她都能在圖書館門口偶遇到同班同學。有些大課為了節約時間，一連上近兩個小時不休息，實驗課解剖兔子、青蛙、老鼠，每次都要半天的時間。“有時太累了，大家就猜拳，誰輸了，誰寫實驗報告。”

考試前的一個月，護理學專業的宿舍燈火通明。梁春燕記得，僅僅外科護理考試的復習資料就有一千多頁PPT，打印出來和新華字典一樣厚。

但她沒有考慮過轉專業，在她看來，在醫藥類的大學里，可選擇的專業范圍有限，臨床醫學、藥學這樣的熱門專業，又轉不進去。“我只聽說過從這種專業放人出來，幾乎很少有人轉進去。”

此外，梁春燕覺得那時所在院校的轉專業制度并不透明，“以前不會公開績點排名達到多少分以上才可以轉專業。”使得一些有想法的同學不敢嘗試申請。

沈毅也感受到了“緊迫感”，他在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護理學專業讀大二。盡管護理學專業是他主動填報的，但他的志向一直是轉專業到法醫學專業。

沈毅是2021級的上海考生，那年復旦大學面向上海生源招生的很多專業最低錄取分數不低于580分，而他以不到540分的成績考入護理學專業。“因為護理學錄取分數低，想進來后好好努力，爭取轉專業。”

他形容專業課的老師常常流露出一種很迫切的感覺，想要盡快培養出一批有素養的護理學人才。理論課上，有老師講到護理學的歷史、現狀，情緒就會有些起伏，指出護理學對于人才的迫切需求，以及臨床上很缺護士，“歸結到我們有責任，任重道遠。”

沈毅拍攝于《健康評估》的課堂。

專業課上，老師舉到臨床上的案例，經常要強調一句：“如果以后還想做護理的話，這方面要好好學。”

入學之初，沈毅看到專業培養計劃書上面的字密密麻麻，特別擁擠。以前放在大三上的衛生統計學，在他們這屆大一下學期就學了。學院老師解釋稱：先學一些護理科研的內容，對參與學院項目，寫論文、寫報告都有幫助。

沈毅大二下學期的部分課表。

在復旦大學，不少專業有兩次申請調轉的機會，一次在大一，一次在大二。但每個專業對于轉入的人數有名額限制，熱門專業的競爭越發激烈，冷門專業卻可能無人問津。據沈毅觀察，大一結束時，護理學院有二十多人轉走，但沒有人轉進來。而他留下來的理由是，提一提績點，大二再轉。

艾菁放棄了提交轉專業申請，她所在院校每個專業轉出和轉入的人數都有名額限制，大一績點排名年級50%左右的她，擔心遞交了申請，卻沒轉成功，“給老師留下排斥這個專業的印象”。與此同時，金融、會計類的專業課業難度大，大一就開設了高等數學、線性代數等課程，她擔心去了也跟不上進度。

“所以我覺得既然不知道要選哪個，不如就讀上天替我選的（護理學）。”艾菁說。

在艾菁所在四人寢室里，有一個室友和她一樣迷茫，放棄了提交申請。另外兩名室友，都堅定地想要離開。其中一個忍受不了熬夜，轉去了計算機專業；另一個室友家里有長輩是口腔科醫生，提交轉專業申請時才發現口腔醫學專業這一屆不招轉專業學生，于是選擇退學復讀。

每屆大一結束，申請轉專業的時候，護理學院都要經歷一段人心惶惶的波動。艾菁經常聽到有同學抱怨：“護理學得好的人，才有資格轉專業，學得不好的人反而轉不了。可學得好的人為什么要轉走？”

“護士不止是打針、發藥”

在艾菁原有的認知里，“護士只會打針、發藥，像在流水線上工作。”

但在大學里，她不但要學基礎醫學、組織胚胎學、系統解剖學等專業課，還要學心理學、護理美學、職業禮儀等課程，目的是在臨床上達到以病人為中心的整體護理，讓病人在身體和心理上都能得到照護。

在護理職業禮儀實驗課上，艾菁要練習站姿、坐姿、走姿，以及化妝。她印象深刻的一次，老師講了兩節課的PPT關于如何畫眉毛，并請來化妝達人做分享，直到所有同學畫眉毛都過關了才下課。而在插花課堂上，為了培養審美，老師買了很多新鮮的鮮花給學生練習。

盡管到了臨床，艾菁很少化妝，插花的技能也很少有用武之地，但她覺得學得越多，能給病人提供的幫助越全面，“護士好像也挺厲害的”。

2019年6月，大三暑假，艾菁去到一家位于深圳與學校有合作的三甲醫院實習，并在畢業后被留用。

她所在的醫院實行責任制整體護理，每個護士要管六到十名病人。除了最基礎的打針、輸液、發藥，在內科實習時，護士的工作還會涉及給病人輸血、化療、放療、心電圖等。輸液泵、注射泵、肢體氣壓治療儀，紅外線烤燈、微波治療儀等設備都是由護士進行操作。

艾菁印象最深的，是在血液內科實習時，血液內科病人到了晚期經常有病情變化，半夜突然呼吸困難，多器官功能衰竭，護士需要隨時準備配合醫生搶救。

而在血液內科，給病人打針、發藥、生命特征檢測都更加頻繁，化療病人用于輸液的中心靜脈導管也需要護士來維護。“有些病人（中心靜脈導管）置入之后，每天需要換藥，要把一個很大的貼膜撕下來要給他消毒。”遇到病人情況不好的時候，這個操作需要一小時才能完成。

“最夸張的一次，我晚上八點下班，加班到凌晨12點才做完自己班上的工作。” 艾菁說。

除了臨床上的工作要處理，她每天有一半的時間在寫護理文書，詳細記錄病人的生命體征，病情變化，填寫血運評估、疼痛評估、營養風險評估、皮膚壓力受損評估等量表，為醫生診斷、治療提供決策依據。

她記得有一個二十多歲白血病晚期的女孩，對方在醫院里住了很久，狀態很差。但她每次夜里查房走進去，對方聽腳步聲就知道是她——因為她腳步聲很輕。

還有的病人和她說：“你打針怎么不痛啊？” “你是我住院這么多天，唯一一個打針不痛的護士。”

艾菁逐漸意識到，可能只需要多花費五分鐘的時間陪病人聊兩句，幫他拽一下沒穿好的衣服，給他倒一杯水，就能帶給病人很大的精神慰藉，讓對方感受到溫暖。

艾菁在護士站。

梁春燕大三實習時，曾去到過新生兒科。值夜班的時候，她需要每隔一兩個小時給新生兒沖奶、喂奶。她解釋說，剛出生的孩子的胃和乒乓球差不多大，喂完一次，洗好奶瓶，又要按照一定的劑量沖奶，再分裝到無數的小奶瓶里面。“一個個喂，喂完一波換一波紙尿片，一個晚上都沒停的時候。”

還有的孩子需要護士整晚抱著睡覺，因為一放到床上他就哭鬧，吵醒周圍的孩子。

在梁春燕看來，護士的工作“不是培訓三個月就能干的”。在大二外科護理的實驗課上，他們要學習給病人插尿管，包括怎么去握陰莖，調整成多少度的角度才能夠讓管子從陰莖的尿道口插進去。而注射又包括：皮下注射、靜脈注射、肌肉注射、皮內注射等，對于注射的角度、部位、力度、針頭的大小都有不同的要求。

臀部注射實驗課上，老師要求他們用手在模具上比劃注射的位置，因為臀部也有很多神經。靜脈注射考試，學生們兩兩一對，互相給對方注射。梁春燕專門去找了血管比較“漂亮”的同學做搭檔。

“醫生一句頂護士十句”

自從2020年本科畢業，艾菁已經做了幾年的護士。但她時常產生一種無力感，感覺絕大部分病人沒有那么信任護士，只信任醫生。“醫生說一句頂護士說十句，這是很多護士的心聲。”

艾菁記得，有的時候，醫生給病人一次性開很多檢測項目，需要多次抽血。護士直接去抽血，病人會拒絕，甚至說他不想做這個操作。但護士反饋給醫生后，醫生親自來說一句：“這個檢測你還是要做的。”病人就同意了。

有些病情發生變化的病人不愿意上心電監護儀，因為身體有些數值異常時，心電監護儀會一直報警提示。但醫生過來說一句：“安全起見，這個東西你還是要上的。”病人就會同意。有時艾菁感到驚訝，為什么自己解釋了那么多，都不如醫生的一句話管用。

還有的時候，她去給病人打營養液，病人會擔心營養液是不是開多了。“但補液都是醫生開的，護士只是去執行，醫生有的時候也不會跟護士說那么多。”

可如果把醫生叫來，她又會擔心醫生認為自己能力有問題，溝通有問題，所以病人不信任。有時醫生在忙，也會很不耐煩。

此外，出現醫患矛盾時，不少護士擔憂醫院會先在護士身上找問題。艾菁解釋說，如果發生醫患矛盾糾紛，需要打官司，就涉及定性。如果是護士的責任，事故等級更低，醫院方面賠錢少一點；但如果是醫生的責任，醫療事故等級更高，賠償也更多。

艾菁和病人交流時，對方經常問她：“你是衛校畢業的吧？”得知她的文憑后，還會勸她“改行跳槽來我公司吧。”她也常聽到病人之間的聊天：“護士懂個啥，你去問醫生。”對此，艾菁從起初的沮喪，變得有些麻木。

在她看來，盡管護士的薪資也能達到深圳的平均水平，但還是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而且護士的天花板比較低，“上限就是護士長，但是一個科室20個護士只有一個護士長。”

劉磊和艾菁是同一年畢業的，他在一所中部地區的三甲醫院做手術區護士。他形容工作狀態是“如履薄冰”。

劉磊提到一起新聞事件：2022年有一位產婦順產兩月后發現體內遺留紗布，后來事發地的衛健委發布情況通報，稱經過初步調查認定，是因助產士操作失誤所致，暫停該助產士執業。

劉磊稱醫院領導曾以這件事作為警示案例，要求護士們“引以為戒”。但順產接生過程當中，不是只有助產士，還有主治醫生。在劉磊看來，即使出現事故，助產士能承擔的也只是次要責任。“但護士相比醫生處于弱勢，沒有話語權。”

而他所在的醫院，有一個將做擇期手術的老年病人，具備活動能力，也在有家屬陪伴的情況下，在醫院花壇邊摔了一跤，他的責任護士因此受到處分。

在劉磊看來，很多年紀大的老年人，不管是醫生講，還是護士講，都能聽得進去。但一些學歷較高，有社會閱歷的人，可能對護士說的話比較存疑。

對此，劉磊有些無奈，“他們只信任醫生，因為給他們治病的是醫生，決定他們手術效果、治療效果的也是醫生。”

“有多冷就有多暖”

2022年10月，兩年的規培期結束后，艾菁被分配到了最后一個實習的科室——骨科。她感到十分慶幸，因為在骨科碰到特重癥病人的概率相對偏低，大多數病人是打球受傷、騎電動車摔了，“第一天住院，第二天手術，住三四天就能出院。”

還有一個原因是，她害怕面對死亡，害怕去看瀕臨死亡的病人的眼睛。她記得在血液內科實習時，瀕死的病人大多數時候都全身浮腫，膚色暗沉，又很蒼白。盡管在她的班次上從未發生過死亡，但實習的六個月，她總陷入莫名的焦慮和擔憂。

艾菁記得一個身患白血病的癌痛病人，每次疼痛都到了打嗎啡（強效鎮痛劑）的地步，但嗎啡只能管用一小會兒，藥性過后她又開始聲嘶力竭地喊叫，科室只能把她安排在單獨的病房，和其他病人分隔開。直到有一天她沒有力氣不叫了，意味著她離死亡更近了。

“面對隨時可能死亡的病人，護士的責任更大，工作強度更高。” 艾菁在血液內科的六個月，每周都有病人離世，還有三名規培護士被確診為抑郁癥。夜晚，她走在回家的路上，經常感到很壓抑，眼淚止不住地流。

她還很怕被病人問：“我是不是活不了多久了？”“我還能活多長時間？”她接受的訓練告訴她: 不能給病人不現實的希望，但也不能消滅他的希望。艾菁通常會詢問對方哪里不舒服，需不需要叫醫生看一下，并讓對方好好配合治療。

由于護理人員的流失率比較高，艾菁所在的醫院從2021年9月開始，由每班工作時長12小時的兩班制，改成了長白班、中班、夜班三班倒的模式，護士每周需要干滿40小時。

艾菁對護理專業的認知，由“讀書不好的人才做護士”，轉變成了未來對護理人才的要求將越來越高。據她觀察，醫院里年資高的護士大多是專科畢業，其中有一部分人讀了成人本科，但最近三年，醫院招聘的新人大多是本科學歷。而高學歷也意味著在護理病人、職業晉升、發表科研論文、參加講課比賽等方面更具優勢。

艾菁有時會羨慕沒有從事護士工作的同學，不用承擔這么重的責任。艾菁本科時的班級有50多人，大一轉專業后，只剩下40人。畢業時，有三分之一的同學選擇讀研，從事護理教育，或跨考法學、新聞學專業，還有的人報考了醫院其他的醫療崗位，選擇做護士的不到一半。

但她也逐漸接納這份工作和高壓力、高價值感的生活狀態。只是過年回家，父母向親戚介紹她工作的時候，還是習慣說，她在深圳的大醫院做醫生。盡管她強調過很多遍，自己是護士。

2021年5月，疫情期間艾菁支援核酸檢測。

2018年本科畢業后，梁春燕沒有成為護士，而是進入了一家醫療公司，擔任CRA（臨床監查員），即接受藥廠的委托，負責臨床試驗的監查工作。

這份工作是她在秋招活動上誤打誤撞找到的，她畢業那年，主動選擇做CRA的人還比較少，很多人沒有聽說過，醫療公司給對口專業的學生一一打電話，才能完成招聘。

沒有選擇成為護士，梁春燕將一部分原因歸結為：缺乏直面人間冷暖的勇氣。她在實習期曾到廣州一家傳染病醫院實習，帶教老師帶他們看過一個艾滋病患者的肛門，已經潰爛感染。梁春燕感到難受，本能地想要回避。她的日常工作是每天給一名梅毒病人測血壓、打針注射，接觸到對方皮膚后，“心里面會膈應”。

她在腎內科實習時，每天都要給腎病病人測一個很重要的指標——24小時尿蛋白。“早上給病人發一個紅色的桶，第二天早上去回收桶，把尿液倒進一個量筒里面測量，再送到檢驗科。”她覺得自己身上經常有一股尿騷味。而在給男病人插尿管時，她時常要克服“難為情”。

離開護理行業更直接的原因是——她是左撇子。盡管左撇子被允許從事護士工作，但在扎靜脈輸液針時，傳統的靜脈輸液針柄為右側固定，“相當于進出地鐵刷卡閥門都在右手邊”，對于用左手扎針，梁春燕始終覺得不太方便。

尤其是在大四去到急診科實習，她每周有兩三天輪到注射室的崗位，“注射室外面的人排著隊，等著我給他們打針，對護士打針的速度要求特別高。”

離開護理崗位的四年，她有時看到各地歡送抗疫醫療隊的視頻，內心還會涌起一股暖流。但她也喜歡現在的平凡。

劉磊說，護士的工作“偶爾治愈，常常幫助，總是安慰”，醫院是一個見證世間冷暖的地方，但有多冷就有多暖。

（文中受訪者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