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南京大學學報》原執行主編朱劍先生，自從1982年從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以后，就一直在南大學報工作。三十余年學報編輯的從業經驗，使他得以“零距離”觀察中國的學術期刊，找出問題、指出癥結并開出“藥方”。近日，他的反思成果結集成冊，名為《霧里看花：誰的期刊？誰的評價？》，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刊行。

在書中，朱劍先生對學術研究的評價體系、學術共同體的建設等問題進行了深刻思考并提出了相應的解決方案，澎湃新聞擇取部分問題向朱劍先生請教一二。訪談文字較長，分上下兩篇發布，本文為上篇。

朱劍先生

建國以來學術期刊的發展

澎湃新聞：早期的中國學術期刊有哪些特點？建國后中國的學術期刊發展怎樣？

朱劍：關于中國最早的學術期刊，學界有不同說法，但最早的幾本學術期刊和大學學報產生于19世紀后期到20世紀初則是沒有問題的。學界一般認為中國最早的高校學報是誕生于1906年的《東吳月報》（創刊號有一個專名《學桴》）。我個人對此沒有做過專門研究，我更感興趣的是學術期刊問世后其與學術研究和學科發展之間的關系。

晚清到民初是中國現代學術產生的重要時期，中國現代學科體系的形成，得益于主要源自西方的大學教育和現代學術研究的發展。在這一過程中，學術期刊特別是大學學報發揮了無法替代的獨特作用，當時其宗旨和形式的選擇既是由大學及其所設學科發展的階段所決定的，也受到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影響，特別是人文學科，情況更復雜一些。

概而言之，以學報為代表的中國早期學術期刊的特點大致有五：其一，在辦刊宗旨上，以追求真理、交流學術、引領時代為使命；其二，在期刊結構上，多學科綜合性是其基本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其三，在期刊布局上，多以孤立的個刊而非協調的體系形式存在；其四，在編輯組成上，多為“編研一體”；其五，在期刊稿源上，呈現出明顯的內向性。

這個傳統的可貴之處在于其所昭示的學術期刊的核心價值，即“追求真理、交流學術、引領時代”，而綜合性、內向性及非體系化等特點或缺陷，對于現代學術剛剛起步的中國來說是再正常不過了，如果沒有其他因素的干擾，現代學科及其學術共同體的產生、發育到成型，與學術期刊由綜合到專業再到體系化的發展過程，將會是共時的。然而，20世紀前半葉的中國戰亂頻仍，和平建設時期短暫，學術研究和學術期刊的發展均受到了諸多制約，盡管已有專業期刊存在，但從總體上來說，學術共同體的發育并不健全，大學學報大多未能走出綜合性、內向性的初始形態，學術期刊體系更是未能形成。

學術期刊的新格局始于1950年代，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和重點高校都開始恢復或創辦人文社會科學期刊。前者雖具備了一定的期刊體系化構想，但所辦期刊數量極為有限；后者則完全延續了此前綜合性、內向性的特征。

學術期刊獲得較快發展則是在改革開放之后。1977年5月，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獨立成立中國社會科學院，此后數年中，該院各研究所創辦了一系列專業期刊，形成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期刊群。高校學報在1980年代后經歷了數次擴容，特別是20世紀末的大擴容，形成了“一校一刊”的基本格局。迄今，僅人文社科學報數量已達千余家，但體系化、規模化構想從來沒有真正落實過。

1906年第一期《東吳月報》（來源：孔夫子舊書網）

澎湃新聞：現在的中國學術期刊有哪些特點？為何“編研一體”的傳統沒能保持下來？

朱劍：盡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學術期刊發展迅速，如果僅從數量上來看，近6000種規模不可謂小，但與早已體系化、規模化和數字化的西方學術期刊相比，在國際影響力方面還有著較大的差距。最大差距在于與學科配套的體系化和規模化的缺乏，以及仍然是以紙本為中心，總體呈現出“全、散、小、弱”的特征。

造成這一格局的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還在于期刊體制的制約。現行期刊體制有著三大特征：一、刊號資源完全由行政權力分配；二、辦刊主體是“單位”而不是學者；三、掌控學術期刊的不是學者而是職業化的編輯。這就決定了學術期刊必然呈現三個特點：一、學術期刊與學術共同體的疏離；二、編輯與學者的隔離；三、期刊與學科發展脫節，體系化、規模化更是無從談起，數字化則因為缺乏自己的聚合式平臺而有名無實。

在這樣的期刊體制下，學術期刊當然不可能保留“編研一體”的傳統。所謂“編研一體”，是對由學者擔任主編和學術編輯模式的一種概括性描述。這既是學術期刊的傳統，也是當今國際學術期刊仍然普遍采行的編輯模式。編輯職業化與“編研一體”模式是難以相容的，隨著編輯職業化的日益剛性化，中國學術期刊放棄這一傳統也就不難理解了。

然而，必須看到，編輯職業化無論是與學術研究、學術期刊的歷史還是規律都是相違背的。放棄“編研一體”傳統的代價就是學術期刊部分功能的弱化乃至喪失、學術期刊公信力的弱化乃至喪失、學術亂象叢生，必然造成在學術國際化的大潮中，中國學術期刊特別是綜合性的高校學報缺乏國際競爭力，學者們只能借船出海，所謂SCI、SSCI、A&HCI崇拜的出現與此不無關系。這一局面如不能改變，則意味著作為中國學術話語表達平臺的學術期刊根本無力參與國際競爭，建立中國學術話語權也就成為一句空話。

“學術亂象”的根源

澎湃新聞：很多學者認為，中國“學術亂象”的根源在于不合理的學術評價體系，您認同這種觀點嗎？以“三大核心”為代表的評價機構何以能如此強勢？

朱劍：學術評價與學術亂象之間是存在一定的因果關系的，這一點，我并不否認。但是，問題在于，學術評價是否為學術亂象的根本原因。眾人所談論的學術評價無一不是出自評價機構，但僅憑這些文獻情報專業出身的人組成的評價機構本身，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具有如此能力和能量的。那么，他們的評價是如何變得如此強勢的？強勢的評價又是如何作用于學術研究的？學界為何沒有能力制約不合理的評價，反而被它牽著鼻子走？不弄清這些問題，只是一味地譴責評價機構，或試圖通過改進評價方法來實現科學合理的評價，乃是治標而不治本的措施，是不可能正本清源、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

我們先要弄清楚評價機構是如何變得如此強勢的。在歷史上，學術評價主要表現為學術批評，有著兩個顯著特點：其一，學術評價與學術研究是不可分割的，學術評價從來都不是外在于學術研究的。其二，學術評價和學術研究的主體是同一的而不是分裂的，學術研究的主體當然是學者，而學術評價的主體同樣是學者，且多為同行學者，也就是我們今天常說的學術共同體成員。然而，今天的學術評價卻不再具有這兩個特點。失去了這兩個特點的評價就難免亂象紛呈。

導致這一變化的原因是行政權力通過資源分配而強勢介入學術研究。1990年代以來，國家對學術研究的投入可謂巨大（大多是以項目和工程的形式體現的），從而成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需要爭奪的最重要的資源。這一資源的分配權實操于行政權力之手。但是，行政權力部門的官員并不懂學術，他們投放和管理學術資源必須有所依憑，這個依憑就是學術評價。讓評價直接為行政權力部門服務，這是學術評價歷史上不曾有過（即使有也不凸顯）的一個新的功能，由此帶來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變化。

首先是學術評價的裂變。行政權力部門與學界對學術評價的要求是不同的。前者可以不看過程，要的只是評價結果，且結果越簡單、越直觀越好，因為這樣的結果才便于分配資源和科研管理的操作。最簡單直觀且最“實用”的當然莫過于排行榜，誰“優”誰“劣”，一目了然。但對于學界來說，對學術研究內容層面的評價才是最重要的，學術研究需要的不僅是評價的結果（結論），而更看重評價的過程，這樣的評價決非只見結果不見過程的排行榜所能反映。因此，同一個評價，很難同時滿足行政權力部門和學術研究的需要。于是，評價就此分裂為兩端：一種是主要甚至專為行政權力部門服務的評價；另一種是傳承了學術批評，為了更深入的學術研究而開展的評價。今天所有對評價體系的批評和對評價亂象的指責，其實都只是針對前者。

其次是定量評價對定性評價的取代。從學術評價的本質屬性來看，只有學術共同體才是理想的學術評價主體，這已為國際學術界所公認。學術共同體的評價行為一般稱為“同行評議”，所采用的評價方法多是從內容層面對評價對象進行直接分析和判斷，故有“定性評價”之稱，但實際上，同行評議并不必定排斥定量分析。定性評價是有條件的，那就是評價必須具備專業性和自律性。然而，在當今的學術環境下，已沒多少自律性可言的定性評價深陷于利益泥淖之中，已聲名狼藉。這使得1990年代初開始出現的期刊評價機構得以借機上位，其以“科學”和“客觀”的定量評價自我標榜，而其以排行榜為特征的評價結果正好迎合了行政權力部門的需要，從而得到了行政權力部門的采信。于是，完全外在于學術研究的專業評價機構實事上已攫取了評價的話語權，這也就宣告了學術研究與學術評價同一性的終結，文獻情報人員的“定量評價”完成了對各專業學者同行評議的取代。

最后是學術評價的權力化。評價原本是學術共同體成員的一種權利，并服務于學術研究，但是，在學術評價裂變之后，為行政權力部門服務的學術評價卻日益從“權利”向“權力”過渡。評價機構由學術研究的服務者而搖身一變為學術舞臺上的主角，甚至成了凌駕于學者之上的支配力量，排行榜則成為他們手中極具魔力的“指揮棒”。在目前的科研體制下，資源分配者也是評價的當然組織者，行政權力部門采信什么樣的評價，就會將什么樣的評價者送上權力的寶座；反過來，能夠登上權力寶座的評價都是深諳行政權力部門需求而投其所好的機構。因為行政權力的加持，學術評價終于完成了最根本的蛻變：成為一種權力—評價權力。

澎湃新聞：那么評價權力是如何作用于學術研究的？

朱劍：在經歷了上述蛻變之后，今日的學術評價早已不是昔日的學術批評。從評價主體、評價目的到評價方法、評價標準、評價環境都發生了全面的變異，不僅完全脫離了學術研究，甚至變成了與學術研究毫無內在關聯的數字游戲，這樣的學術評價出現問題是必然的。但評價亂象只是一種表象，透過這一表象，我們應該看到，在亂象的背后，是資源分配和管理而產生的利益驅動。在分析學術評價何以作用于學術研究時，我們可以看到一條清晰的權力和利益鏈（當然也是工作鏈）：

權力（資源）—評價（分配）—評價（管理）—科研（機構與人員）

鏈條的頂端是握有巨額學術資源分配權的行政權力部門，鏈條的底端是科研單位和學術界，串連起頂端和底端的是評價。處于鏈條底端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幾乎無一不引入評價機構的量化評價指標，原因恰恰在于：唯有這樣，底端才能迎合頂端，才能從頂端獲取更多的資源。可見，評價在這一鏈條中擔當的是溝通頂端和底端雙方的橋梁角色。但橋梁的寬窄、高低其實是由處于鏈條頂端的行政權力部門設定的，評價機構只是根據這一設定，設計生產出了符合其要求的評價產品，且因其產品而躋身于學術權力場中，并實現自身的利益。

評價對行政權力部門的迎合固然是其異化的原因，但若沒利益鏈的存在，就不會催生出這么多的評價機構；若沒利益鏈的激勵，學界就不可能被評價機構牽著鼻子走。而設置和維護這一利益鏈的，恰恰是今天的科研體制。若沒有規約利益鏈的科研體制的需要，評價也不至于如此走入歧途。我們可以說，有什么樣的科研體制，就有什么樣的學術評價；即使沒有現成的，也會催生出服務于這一體制的評價體系。

在弄清了以上兩個問題后，我們就不難發現，將學術亂象的根源歸結為學術評價，未免太過簡單。終止學術亂象的關鍵不在于改進評價，而在于消除造成評價亂象的原因。學術評價只是科研體制運行中的一個環節，與其說是評價導致了學術亂象叢生，不如說如今的科研體制必然會帶來評價亂象和學術亂象。學術之亂和評價之亂，其實是同源的。將評價視為學術亂象的根源，實際上遮蔽了科研體制對學術亂象之產生所應承擔的責任。

學術期刊與學術共同體的構建

澎湃新聞：您反復強調學術評價應由學術共同體來完成。那么中國學術界是否有比較成熟的學術共同體？這些學術共同體與學術期刊有怎樣的關系？

朱劍：學術評價應由學術共同體來完成如今已是學界共識。前些年，有些評價機構及其評價人員曾試圖證明，單純數據運算的“量化評價”可以取代學術共同體的評價，特別是大數據技術問世后，但他們實際上一直沒有找到能夠獲得學界普遍認可的替代方法。今天，連他們也都承認，只有學術共同體才是最合適的評價主體。

但是，有了這樣的共識并不等于學術共同體已奪回了學術評價權，恰恰相反，評價機構的量化評價仍是目前通行的甚至是唯一的評價方法。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學術共同體承擔起評價責任的條件——專業性和自律性——并不完全具備，甚至學術共同體在中國是否已經真正形成也要畫上一個問號，這也是如今評價權力得以歸于評價機構的原因，學者們要想索回這個權力絕非易事，不然，也就不會失去了。

學界對學術共同體有種種定義，其指向的范圍也各有不同。但不管哪個意義上的學術共同體，都不是嚴密的組織機構，而是基于某種學科、價值、理念或范式的認同而形成的結構松散的學者群體。學術共同體的形成取決于諸多條件是否具備，而學術期刊的專業化和體系化是其中必不可少的條件之一。這是因為學術共同體的形成與學科發展是相輔相成的，而學科的發展又離不開作為平臺的學術期刊。專業學會具有某種組織形態，而學術期刊則更體現出對學術取向、學術方法、學術興趣等學術精神方面的認同。所以，學術期刊之于這樣的群體的作用就顯得尤為重要，如果沒有學術期刊作為組織的公共平臺，那么，共同體就難以聚合，其邊界也難以清晰，學術交流則難以高效地展開，共同體在研究和評價中的作用勢必難以發揮。

除了展示、交流和傳播學術的平臺屬性以外，學術期刊還有一個常常被人們忽視的重要屬性，即學術民主平臺的屬性。如果說，只有學術共同體才是評價的合適主體已成共識，那么，學術共同體并非處在真空之中，如何保證這樣的主體的評價能夠公平公正？或者說如何才能使諸多影響其公平公正的學術環境因素受到制約？亦即學術共同體的自律性如何實現？唯一的途徑就在于學術民主。但是，在共同體人員數量極其龐大的今天，“廣場式的民主”根本不具有操作的可能，一言九鼎的學術大師也不可能存在，只能行“代議制”，即通過一定的程序遴選出共同體的代表，來進行具體的評價工作。因此，學術共同體通過學術交流、學術批評、學術評論表達“民意”和進行監督的平臺，對于共同體的自律性和評價的公正性來說可謂至關重要，而最合適的平臺無過于學術期刊。

真正能成為某一學術共同體交流、對話、批評平臺的學術期刊至少必須具有三個特征：其一，學科專業或專題邊界清晰；其二，內嵌于學術共同體，即期刊的辦刊主體是學術共同體成員而不是其他；其三，具有鮮明的期刊形象和通達的傳播渠道。如果這樣的期刊大量存在，那么，學術民主就具備了最基本的條件，學術共同體成員不僅有自己的表達平臺，而且更有對于作為共同體代表參與學術評價活動（比如評獎或評審）的佼佼者的監督平臺，使他們既可以了解和代表“民意”，即共同體的意志，也不敢公然違背“民意”。如此，學術共同體的自律和學術評價的公正才能得到基本的保障，學術不端行為也才難以遁形。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今天與學者疏離的人文社科學術期刊，已很難真正具備上述三個特征。

中國并不是沒有學術期刊，而且數量還不少，但由于“單位制”和“職業化”的推行，學術研究與學術期刊分屬兩個不同的系統，一般說來，學者并沒有創辦學術期刊的權力，而由單位創辦的學術期刊多以多學科綜合性的形式一盤散沙般地存在，與學科發展的脫節是必然的，學術期刊在學術共同體建構中的缺位也就是必然的了。當然，學術共同體尚未最終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學術期刊的缺位不能不說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