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以前，一位朋友對我說，要是我的中東之行推遲一個星期就好了。因為就在我從土耳其回國后短短數日，土耳其里拉匯率就遭遇了雪崩。我半開玩笑地說，是呀，晚回一周，我能把伊斯坦布爾大巴扎買下半個回北京。

這當然是純粹胡扯，土耳其里拉兌美元匯率只是從我在土耳其旅行時候的4.8貶到了6.5，貶值速度雖然驚人，但還比不上十多年前我剛到土耳其工作一下飛機就體味到的震驚。

那時來接機的同事問我身上有一百美元沒有？我說有，他笑著說，恭喜，你在土耳其已經是億萬富翁了，歡迎來到1500000塊錢買一塊面包的國家。2002年埃爾多安的“燈泡黨”（正義與發展黨的競選標志是一枚白熾燈泡）剛贏得大選的時候，土耳其里拉和美元的匯率是1530000兌1。安卡拉面包店的老板懶得寫一大堆零，直接拿筆在1.5后面劃一條斜線就代表那串除了用來開玩笑別無用處的零。

不過“遺憾”的是，這種億萬富翁的感覺，本人并沒有享受多久。正發黨政府很快就用簡單粗暴的辦法解決了這一堆零——埃爾多安推行幣值改革，發行新土耳其里拉，取代原來的貨幣，1新里拉兌換1000000舊里拉，土耳其里拉和美元的匯率變成了1.53兌1。

回想起來，這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情了。這十多年間，我在中東各國旅行，出于習慣，總是在伊斯坦布爾轉機，每每拿出大半天時間重溫一下這座奧斯曼帝都的宏偉和細膩。雖然談不上觀察入微，至少對這座城市沒有什么陌生感。至于自己曾經生活了幾年的安卡拉和土耳其中部地區，記憶反而變得有些模糊，只有另外一則逸聞，卻始終記憶猶新。

很多年前，一個中國政府代表團到土耳其訪問，抵達安卡拉埃森博阿機場時已經是深夜，土耳其的禮賓車隊護送入城的時候，經過安卡拉城郊山丘地區，代表團團長望著車窗外沿山綿延的點點燈火，感嘆了一句，土耳其人民生活水平真不錯，這么多小別墅。訪問結束后，代表團返回機場路過同一片山丘，才發現所謂的別墅區，其實就是安卡拉著名的棚戶區。那引發人無數遐思的點點燈火不過是貧民窟僅有的希望之光罷了。

20世紀60-70年代，土耳其一度經濟發展提速，大批來自中部的農民涌入安卡拉務工，拖家帶口的他們就在安卡拉城郊山坡上搭起棚子，作為安身立命之所。安卡拉的棚戶區由此產生。后來土耳其政府卻也爽快，直接來了個居者有其地的政策，誰建起了房子，山上那片地就歸誰。農民進城的社會矛盾倒是緩解了，但這種粗疏的解決辦法也使得棚戶區缺乏規劃、基礎設施配套不足、消防隱患嚴重等問題留存了下來。

此后數十年，土耳其中央政府和安卡拉地方當局都對此聽之任之，他們倒不是漠不關心，競選時各政黨改造安卡拉棚戶區的口號都漂亮著呢。但是受到財力限制，勝選之后，執政黨們也只好看著這片原本就是野蠻生長出來的棚戶區繼續和承載著安卡拉歷史的老城區烏魯斯以及規劃嚴謹的核心區昌卡亞混搭在一起，讓出入土耳其首都的外國人體會下這座城市令人尷尬的社會現實。

安卡拉的落日

埃爾多安和正發黨長期執政之后，特別是2012年以來，土耳其經濟再次煥發出了令人炫目的光彩。土耳其人不是從數字上感受到埃爾多安的經濟成就的，他們親眼目睹了這一切。短短數年之內，包括安卡拉在內，正發黨的票倉區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安卡拉的棚戶區已經基本消失，代之以一個個規劃良好、建筑精美的住宅綜合小區。現在驅車從埃森博阿機場進入市區，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綠樹掩映下的一棟棟嶄新的建筑，向人們證明著正發黨在土耳其這樣一個政治穩定性向來被人詬病的國家能歷史性地連續執政十多年，絕非偶然。當然，這些建筑當中，也隨處可見體現正發黨意識形態的清真寺。

土耳其中部地區民眾的生活水平在正發黨執政時期所發生的變化，很容易被外部的觀察者所忽略，他們更加關注的往往是統計年報上的蘊含著不祥之兆的數字——比如負債率、通脹指數。而大部分外國旅行者的實際體會又往往會強化來自外部的對土耳其前景感到悲觀的聲音。原因很簡單，外國旅行者到土耳其的主要目的地無非是伊斯坦布爾、伊茲密爾和安塔利亞。

這三個地方很長時間以來作為土耳其親西方力量的大本營往往被貼上了反埃爾多安的標簽，特別是共和人民黨長期把持的伊茲密爾。埃爾多安是當今世界政壇上一位個性鮮明的政治家，他的諸多政治個性中絕不包括善于團結對手、寬厚待人這一點。因此，伊茲密爾、伊斯坦布爾等地得到的國家支持遠遠比不上忠于埃爾多安的阿達納、科尼亞等中部農業區以及埃爾多安的門面首都安卡拉。外國人到了伊茲密爾等地方，看到這些城市近乎停步不前的建設水平，再聯系到土耳其危機四伏的財政狀況，自然很難做出對埃爾多安有利的評價。

伊茲密爾作為土耳其最希臘化的城市，基礎設施水平的低下很大程度上給這顆璀璨的地中海明珠蒙上了陰影。和土耳其大多數城市不同，伊茲密爾的大街小巷上現在懸掛的仍然是土耳其國父、伊茲密爾解放者穆斯塔法?凱末爾的畫像，CHP（共和人民黨的土耳其語縮寫）和六條箭頭的政黨標示隨處可見，濃厚的世俗主義氣氛在竭力掩蓋著這座城市因過去十多年來被有意冷落而悄然生長出的破敗之色。

伊茲密爾的大街小巷上仍懸掛土耳其國父穆斯塔法?凱末爾的畫像

埃爾多安身為國家元首，沒有做到雨露均沾，的確有些不地道，但在土耳其政治現實中，這一點卻不是問題。反正正發黨的燈泡也不需要伊茲密爾人點亮，他們當然很重視伊斯坦布爾，那畢竟是土耳其唯一的世界級城市，但顯然就連伊斯坦布爾的發展速度也遠遠無法和安卡拉相提并論。能為此責怪埃爾多安什么呢？他也只是一個靠選舉上位的政治家而已，并不是真正富有四海的奧斯曼蘇丹，討好能讓自己繼續留在寶座上的選民，無視那些不管怎樣都不會給自己投票的人，任何理性的競爭性政黨制度下的政治家，都會如此吧？畢竟能拿來收買選民的資源是有限的。

這樣說并不是在替埃爾多安辯護，正發黨過于野心勃勃的投資計劃嚴重惡化了土耳其的財政狀況，讓這個國家的金融體系變得非常脆弱。而土耳其作為亞洲大陸西端的主要工業制成品輸出國，對國際市場存在著嚴重依賴，一旦出現風吹草動，表面光的土耳其經濟立刻顯露出豪華大衣下的“小”來。這都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但是，埃爾多安在國內民眾特別是中部農業地區的相對高支持率，也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實際上，即使土耳其貨幣進入2018年以來一路下滑，埃爾多安在大多數土耳其老百姓心中的地位，也依然是不可撼動的。當然，這種牢固的地位，到底是來自老百姓對正發黨執政十多年來富民政策的感念還是源于政治高壓下養成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癥，那就見仁見智了。

說了這么多，其實要強調的也只有三點。第一，所有的成功都不是偶然的，所有的失敗也都不是。埃爾多安的經濟政策在過去十多年的確取得了令土耳其多數民眾滿意的成果，也為其長期執政奠定了民意基礎。

固然可以爭辯說，沒有埃爾多安此前十多年的經濟冒進以及最近幾年的外交冒險，土耳其不會出現嚴重的貨幣貶值危機。但同樣也爭辯說，沒有埃爾多安此前的經濟冒進，也沒有土耳其大多數城市翻天覆地的變化。歸根結底，土耳其今天的困難恰恰是由它過去的成功所導致的。

至于說以今天的困難為代價換取過去十多年的好日子，是否劃算？這個問題的答案應該由土耳其人作出，而建國九十年經歷了數次惡性通貨膨脹的土耳其老百姓，至少就現在而言，還是一副淡定的吃瓜群眾的模樣。進口商當然已經火上房一般，但指望他們發起社會運動，逼埃爾多安改弦更張，實在是想多了。

第二，土耳其現在一地雞毛，難免會讓人感慨這個國家已經和委內瑞拉一樣陷入了失敗境地。但問題是，土耳其真的已經失敗了或者正在失敗？至少在二戰結束以來，國家陷入經濟失敗的原因只有兩個，一個是自我折騰，比如玩休克療法的蘇聯和經濟上搞民粹的南非；另一個則是過度依賴能源和原材料出口，把生存權完全交給自己掌控不了的國際市場，比如委內瑞拉。土耳其兩條都不占。

土耳其的經濟支柱是這個國家在中東地區鮮有對手的海外工程承包行業和相對齊備的制造業，實體經濟是土耳其經濟的強版，短板則是這個國家的金融業。這種結構不要說遠遠超過委內瑞拉，和主要玩金融的希臘比起來，也要健康得多。只要實體經濟在自己所處的地區內依然具有競爭力——這一點沒有疑問，因為在中東，多數阿拉伯國家也就是土耳其實體經濟的主要市場，相關行業是有沒有的問題，而不是有沒有競爭力的問題——金融波動帶來的困難總是暫時的。只有那些把自己的實體玩殘了國家，才會陷入真正的經濟失敗。這個道理，埃爾多安顯然是明白的。

第三，關于認為埃爾多安外交政策多變才是導致土耳其陷入今天國際困局的觀點，其實也是很值得商榷的。中東地區在霸權穩定時代結束后，本來就進入了一個波云詭譎的時代，除了沒有選擇余地的敘利亞，又有誰的政策是穩定的？大家都在玩機會主義的游戲，埃爾多安不過也只是其中之一，要說給自己加戲的本事，恐怕還未必比得過沙特王室和以色列總理。

更何況，就以這一輪的土美爭端而論，拋開孰是孰非不談，人們到底應該擔心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不穩定，還是美國外交手段的無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