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存的敦煌出土絲織品主要收藏于中國、英國、印度、法國和俄羅斯等國家的眾多研究和收藏機構。對于國外收藏的敦煌絲織品，總體只有零星刊布，罕見專門著作。中國絲綢博物館與東華大學從2006年開啟《敦煌絲綢藝術全集》項目，目前已經完成出版的有《敦煌絲綢藝術全集（英藏卷）》、《敦煌絲綢藝術全集（法藏卷）》、《敦煌絲綢藝術全集（俄藏卷）》。

本文原刊于由中國絲綢博物館館長趙豐主編、勞合· 費日（Laure Feugère）副主編的《敦煌絲綢藝術全集（法藏卷）》，主要介紹吉美博物館的收藏品———多來自伯希和收集的紡織品，提供了更完整豐富的唐代紡織品實例。作者為法國吉美博物館研究員，《澎湃新聞·藝術評論》經中國絲綢博物館與東華大學授權刊發。

1909年，伯希和從敦煌回到巴黎，除珍貴的手稿和畫卷外他從中國獲得的文物還包括一批珍貴的紡織品，如經帙、經巾、桌布和各色絹畫等。絹畫上的佛像常以銀繪、墨繪或黃繪（石黃）為之，織物和石窟壁畫中表現的相似。直到2010年，這批紡織品才最終得以全面清理和編目。

雖然是一手資料，但是伯希和對這些紡織品殘片并不十分感興趣，因為19世紀末以前中國還沒有開始墓葬發掘。他在探險筆記中寫道：“1908年3月7日，我發現兩塊奇怪的絲織物，一塊是織物，另一塊是刺繡，藍色的繡地上用白色的絲線以鎖繡針法繡以完整的《佛說齋法清凈經》經文，字體非常奇特。”1908年3月13日寫道：“今天找到一塊羅織物，上面少數神像還非常完好。”3月20日寫道：“一條精致的系帶……”。但是關于紡織品我們所知道的也就只有這么多了。他的探險筆記花大量的筆墨記錄了手稿的發現。

1910年，伯希和帶回的文物在其收藏地盧浮宮展出，其中可能也有一些紡織品，但是在沙畹的報告中沒有記錄。一些保存狀態不好的幡被拆開來，只展出繪有圖像的幡身，幡帶等則長期丟在庫房里。

一、克里希娜·里布

20世紀早期，吉美博物館（圖1）得到了不少伯希和收集的敦煌文物。巾帙、系帶和里面的經卷則在這批文物抵達巴黎時就已決定分給法國國家書館。但是對這批紡織品的研究直到1964年才邁出關鍵性的一步：首席研究員讓尼娜·奧布瓦耶委托克里希娜·里布（圖2）擔任伯希和收集敦煌紡織品研究工作的主要負責人。因此，1970年克里希娜·里布和里昂紡織學院教授加布里埃爾·維亞爾合作出版了《吉美博物館和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紡織品》。

三十年來，里布夫人不但開啟了對古代紡織品的研究，而且和她的先生一起慷慨資助吉美博物館。1926年10月12日，里布夫人出生于加爾各答，她的父親羅伊和1913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有血親關系，所以因為父親早逝，她從小就在泰戈爾家族的撫養下長大，在那里她受到了人本主義思想，印度文化重建和獨立思想和全球性觀念的熏陶。她曾就讀于波士頓附近的韋爾斯利大學，到紐約后不久她嫁給了讓·里布—一個布痕瓦爾德納粹集中營的幸存者，作為法國抵抗運動的成員受驅逐而來美國。結婚后，他們在紐約的人際圈迅速擴大，很快就結識了諸如馬克斯·恩斯特和亨利·卡帝爾布烈松一類的顯赫人物。讓·里布很快成為國際油田服務公司斯倫貝謝的總裁，里布夫人因此也得以給研究人員和藝術家提供幫助。

她常回印度看她的母親，因此培養了她對印度藝術和傳統文化的興趣。她最早收集的紡織品就是家庭成員的紗麗，她對紗麗多樣的制造工藝倍感興趣。1962年，應馬爾羅的提議，她在巴黎伯恩海姆－冉內畫廊展出了她和其他一些人收集的紡織品，目的是幫助中印之戰的受難者。這是里布夫人和讓尼娜·奧布瓦耶的初次合作，后來正是后者委托克里希娜·里布研究吉美博物館所藏伯希和從中亞帶回的紡織品。

通過國際古代紡織品研究中心（CIETA，Centre International d'Etudedes Textiles Anciens）里布夫人認識并欣賞加布里埃爾·維亞爾，他們對東方紡織品織造技術研究的重要性的認識不謀而同，認為這一部分鮮為人知，而在那之前對這部分的研究還屬于藝術史研究的范疇。

1979年，因認同對該領域研究的重要性，讓·里布幫助他的妻子克里希娜創立了亞洲紡織品研究整理協會（AEDTA，Association pour I’Etude et Ia Documentation des Textiles d′Asie）。該中心的一切都符合克里希娜的品味：設立在布勒特伊大街一棟古老的巴黎建筑的頂層，窗戶朝向附近修道院的大花園，明媚、愉悅而僻靜，研究人員和專家常在這里聆聽來訪學者講學。克里希娜的藏品迅速增長到4000余件。

然而天不遂人愿，克里希娜隨后遭受了人生中前所未有的重創，1985年讓·里布不幸辭世，一年后，他們唯一的兒子克里斯托夫也在一次車禍中喪生。然而，她卻因此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AEDTA上。她和瑪麗－伊蓮娜·顧同領導下的一支團隊共同致力于AEDTA的發展。她曾組織過一個名為《云彩之裳—日本袈裟》的大型展覽展示日本紡織品。她出版過各式各樣的畫冊并和該領域最杰出的專家合作出版過一些著作。

她發表了不計其數的論文，其中有一些涉及到她最喜歡的領域—漢代織錦。臨終前她還購買了一些中國古代織金錦，因此開始探索織金錦和12-13世紀的契丹、女真以及吐蕃的聯系。

在雅克·吉埃斯主編的《中亞藝術：吉美博物館藏伯希和藏品》中克里希娜繼續了對伯希和紡織品的研究，因為1970年出版的《吉美博物館和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紡織品》以技術性研究為主，圖片均為黑白，質量較差。直到這本書的出版，這些紡織品的顏色才得以示人。

少數幾件紡織品在巴黎大皇宮1976年舉行的《絲綢之路》展上展出過。里布夫人在韓百詩1977年出版的關于中亞的著作中有一篇很長的文章，其中寫道：“……這些公元前3世紀到唐代末年的織物的風格和技術等的演變和再現深刻影響著古代絲織的歷史。”

2000年6月27日，里布夫人與世長辭。時值吉美博物館正在裝修，里布夫人臨終前還看到吉美博物館籌備的“里布展廳”，展廳將用于陳列她和丈夫捐贈的珠寶、藝術品和蒙古時期的印度織物。考慮到AEDTA可能很難再為她提供支持，里布夫人希望她的藏品和資料能入藏吉美博物館。這個遺愿最終由她慷慨的后人黎北嵐、托馬斯和拉斐艾拉完成。

二、敦煌織物的展出

敦煌織物鮮有展出，在1976年巴黎大皇宮舉行的《絲綢之路》展上也僅展出了其中的九件（包括團窠尖瓣對獅紋錦緣經帙EO.1199和吉字葡萄中窠立鳳紋錦殘片EO.1201）。

1994年羅馬舉行的名為《絲綢之路》國際性展覽上展出了三件伯希和收集的敦煌紡織品，除上述吉字葡萄中窠立鳳紋錦外還包括一件鳥銜花枝刺繡殘片（EO.1191/A）和一件鳥紋幡頭（MG.24643），該幡頭和其他六件非常相似的幡頭都是由羅伯爾·熱拉－貝扎爾重新整理的。

1992年在法國國家圖書館主辦的名為《中國印象》的展覽上又展出了兩件，一件是聯珠對獸紋錦緣經帙（EO.1207），另一件是竹編經帙（EO.1200）。后者還有藍色和米色絲線編織的漢字“大智論第一帙”。

這些紡織品非常脆弱，不能長期展出，必須避光保存。我們得到這些織物的時候它們還保存得非常完好，這正是九個多世紀以來一直保存在避光、干燥的沙漠環境中的結果。而據斯坦因的記錄藏經洞中也沒有霉菌。

伯希和收集的敦煌紡織品大部分質地為絲綢，少數為麻布。幡畫也主要繪在纖弱的單色織物上。但尤為珍貴的是衣服殘片和不辭勞苦來回穿梭于中國、中亞、粟特、伊朗等地的朝圣者供養的織物。

三、敦煌與絲綢之物

敦煌地處絲綢之路的樞紐,位于甘肅西端，在東西方貿易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公元前149年漢武帝確立敦煌為西部邊陲四郡之一。漢以后，敦煌仍在中國的管轄范圍之內。莫高窟距敦煌城19公里，坐落在四面沙丘環繞的峽谷中，過去這里應該有許多寺院，現仍存有佛洞約469個。366年，據樂僔法師所見金光中山上有上千尊佛像。旅行者來此處禱告，供奉貢品，祈求神靈保佑他們遠離旅途中的種種災難。商隊在旅途中也會面臨各種各樣的危險，也頻頻來此處虔誠祈福。這種盛況持續了好多世紀，伯希和來訪的時候還親眼目睹了1908年3月6日的佛教慶典，成百上千的信徒來到此處朝拜。

426年北魏統一中國北方后敦煌繼續發揮了邊陲重鎮的作用，唐代進入了空前繁榮時期。

至吐蕃占領時期（781－847年），敦煌和中原的聯系中斷了半個多世紀。直到848年，張議潮和敦煌豪族聯手將吐蕃人驅離敦煌，發誓效忠朝廷，敦煌和中原的聯系才有所恢復。這種局面維持了半個世紀，914年，曹氏家族取得對敦煌的統治權；公元847年，回鶻首領定都高昌，之后發展和保持了與敦煌的友好關系，至此東西兩段都在兩者的控制范圍之內。9世紀情況開始逆轉，中原和回鶻為爭奪對敦煌的控制權征戰不休，西夏對此地也是虎視眈眈，1036年藏經洞封閉就是受到西夏入侵威脅的結果。

現存敦煌紡織品并不只限于斯坦因（1907年）、伯希和（1909年）和奧登堡（1914－1915年）從敦煌收集帶回國的部分（奧登堡收集的紡織品現藏于圣彼得堡艾爾米塔什博物館，數量約為伯希和的三分之一），還應包括東京和首爾大谷探險隊的收集品和敦煌莫高窟第130窟、122窟和127窟出土的六十余件8世紀的殘品（大部分是用各色絲織物制作的長條狀佛幡）。另外，在清理莫高窟第125窟和126窟前面的廢棄物時還發現了一片487年的刺繡。

而近年來在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和青海都蘭發現的織物則可視為研究魏晉南北朝至唐五代織造技術的重要實例。

陸柏認為隨著佛教在中國的傳播，沿絲綢之路的貿易興盛起來，中國絲綢源源不斷地輸入西方，絲綢制作的幡在東土耳其和北印度的佛教慶典中已不可或缺。

據宋云描述，6世紀早期在于闐附近舉行的佛教慶典上曾親眼目睹成千上萬的佛幡，其中大半來自北魏。在舍衛城，絲質幡常作為供養物由朝圣者供奉給菩薩。

四、絲綢的重要性

過去認為絲綢能使人們與另一個世界溝通，所以，死者被包裹在絲綢里，像作繭自縛一樣，其靈魂就可以升天。絲綢也加強了人間與天上的溝通，有時在供養和祭祀的時候以衣服或帛書的形式供奉給神靈。 例如，湖南出土的戰國時期帛畫《龍鳳人物圖》、《人物御龍圖》和湖南長沙馬王堆一號和三號漢墓出土帛畫都是為了幫助死者的靈魂升天。趙豐先生在尼斯舉行的“天上人間—中國浙江絲綢文化展”上曾指出，這種將絲綢看作人和仙界溝通的媒介的思想源于殷商時期（公元前18－前11世紀）。

敦煌文書的研究使人們開始了解敦煌及其附近地區日常生活和紡織品（主要是絲綢）在當地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性。

童丕認為絲綢還曾用作通貨，作用相當于古代的銅錢。早至漢代，政府就規定了紡織品的尺寸且價格穩定。5世紀出現一種寬56cm，長12m有余的紡織品，唐代依然沿用。賦稅也可以紡織品的形式征收，以標準尺寸的色絹為主。絲綢并不是古代唯一可以用作通貨的紡織品，麻布（包括大麻和苧麻）用得也很多。

紡織品的價值不僅由其材質決定還和織造技術有關。生絹常用來支付旅行中相關費用，色絹的使用非常頻繁，過去官員的俸祿常以紡織品的形式發放，而在8世紀發放給官員俸祿中還未出現貴重的綺、綾和錦等。

745年政府發放布匹約15000屯匹給駐守敦煌的軍隊用以籌備糧草，除生絹、帛練外就是色織物，主要從洛陽和陜郡兩大絲綢生產中心征集（敦煌文書P.3348（背））。

有些絲綢上附有官方印記標明其產地。吉美博物館藏巨型繪畫華嚴經經變畫MG.26462（其一為《九會》，其二為《十地品》）的黃色緣邊上有官印標明它出自“左藏庫”。

在某些敦煌寺院的點檢歷中記錄了少量與棉織物有關的信息。例如，9世紀使用的末祿紲（P.3432），但是這并不表示敦煌曾種植這種棉。麻是敦煌主要的纖維作物，和吐魯番普遍種植棉花有所不同。在敦煌藏經洞就發現了一些麻織物殘片。

唐時主要的服用纖維是大麻。絲綢主要產自北方，有時來自四川，苧麻產自沙州。在同一敦煌文書（P.3348（背））中記載了副使李景玉春夏兩季祿為粟120碩，斗估32文銅錢，最后都折給了練。據童丕所言如果換成銅錢將會重達160公斤！童丕認為當時基本的貨幣是銅錢但流通中的卻是絲綢。

童丕還指出唐和五代早期糧食的借貸（不管計不計利息）在敦煌經濟生活中有重要的作用。借貸的主要是絲綢，但也時有麻織物和毛織物。用于借貸的絲綢品質不一，即使是上好的絲綢也可按織造質量進一步劃分等級。

幡多為絹質，大練（寬57cm）非常適合用來制作幡畫。據舊時的契約計算，絹在745年價值465個銅錢。敦煌文書P.2583記載936年紫綾的價格是絹的三倍，在敦煌文書P.2680中，綾則可以達到絹的四至七倍，還出現了一種“白花羅”，價格是本色絹的七倍。

五、伯希和收集的敦煌紡織品

從龍興寺的點檢歷來看，敦煌的寺院會把那些根本不能使用了的殘幡保留起來，或者因為它們的宗教價值，或者是因為它們曾用作法器，也或者純粹是出于節約的目的。即使是很零碎的綾、錦和印花殘片也得以利用。伯希和和斯坦因都指出，不能再使用的殘幡被裁開繼續使用在經帙、幡頭、幡身或幡帶上。供奉給寺院的貴重紡織品則常用作經帙、佛幡、帷幔或作為供桌桌布。

經帙

佛經乃神圣之物，所以理應受到最高的禮遇—用非常珍貴的織物（例如緙絲）包裹或系縛。吉美博物館藏有三件竹編經帙（EO.1200、EO.1208和EO.1209/I），風格獨特，彩色的絲線與竹篾絞編，在經帙的表面形成花卉紋或幾何紋。經帙的四緣曾用絲綢包邊。

經帙EO.1199上還明顯殘有這種緣邊及用于縫合的米色絲線。從形狀來看，緯錦殘片EO.1193/A1－3、EO.1203/AA和EO.1203/E 似乎也是裁作經帙緣邊。

里布夫人詳細地研究了這些經帙。日本的正倉院和神護寺也收藏了一批經帙，制作非常精美的最勝王經帙上面還有紀年（752年），里布夫人將這兩處的經帙進行了對比，最后發現使用竹篾和絲織物制作經帙其實是符合佛教精神的。

值得一提的是經帙EO.1208背面還糊有紙質文書，上有漢字且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其中有一張是令狐懷寂的告身，注明了他的官銜和姓名等。這種用寫過的紙裱糊經帙的做法體現了僧人節儉的品性，紙在當時很昂貴，所以應該充分利用。童丕指出借貸契書常寫在經文的背面（這種做法在阿斯塔那以及整個塔里木盆地都有發現）。

經帙的形狀視經卷的尺寸而定，寬度大約在27－32cm之間，自105年問世以來至唐紙張的寬度固定在24－25cm，所以經帙的寬度剛好適合當時紙質經卷的寬度。通常一帙十卷。

除竹編經帙外伯希和還收集了一部分紡織品制作的經帙，其中有一些反映了外來文化對中原的影響，例如薩珊風格的聯珠紋。

薩珊風格的聯珠紋逐漸取代了漢以來的傳統紋樣。然而，有些純粹的薩珊紋樣，例如野豬頭和伊朗的賽姆魯卻沒有采納，中國人相對還是更喜歡獅子、孔雀和翼馬這樣的題材。頸飾綬帶嘴銜瓔珞的鳥紋非常流行。

7世紀至8世紀早期是薩珊風格的鼎盛時期。在敦煌發現的織物中薩珊風格的織物只占十分之一，但在阿斯塔那出土的織物中卻多達四分之一以上。

因為佛教紋樣的符號化，佛教藝術對伊朗、中亞、拜占庭和印度風格的傳入起了關鍵的作用。6世紀末薩珊風格聯珠紋由粟特商隊傳入，常以動物紋為主周圍裝飾一圈聯珠。粟特人對粟特紋和粟特紡織品（贊丹尼奇）的傳入起了重要的作用。舍菲爾德和海寧認為布哈拉附近地區曾是重要的贊丹尼奇生產地。尚思教堂藏有一件粟特風格錦，其紋樣和織造技術表明其與EO.1207、EO.1199（藏于吉美博物館）和MAS.858（藏于大英博物館）有很深的淵源。

EO.1199 和MAS.858幾乎一模一樣，和正倉院收藏的一件粟特風格錦也非常相似，織物結構相同，花紋為聯珠對獅紋，非常漂亮，遺憾的是這些紋樣并沒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另一件經帙（EO.1207）上的紋樣也是聯珠紋但中間的動物已無法辨認。經帙上裝飾緙絲帶，優雅而華麗。

除以上兩種，伯希和收集的經帙還有用其他材料制作的，例如草編經帙。

供桌桌布

EO.1174是一塊麻質供桌桌布，上繪對鳳、對獅和一個鑲嵌珠寶的香爐，周圍裝飾花邊。類似的桌布在繪畫作品里也有發現。絹畫華嚴經變（MG.26462）中，每個佛像的前面都有一個覆以桌布的供桌，其上置香爐，桌布上的花邊和這件上的非常相似（圖3）。絹畫EO.1250和MG.23076中觀音腳下的供桌上也有同類的毯子。有趣的是同樣的花卉紋樣還出現在供養人衣服的袖緣上。

幡

幡的數量較多，形狀和材質也各異。據敦煌文書P.2613記載某寺院有幡大大小小多達380件，其中196件為絹質（其中24件為生絹），83件為麻質，五件為印花色織物。大部分為白色或本色，六件為淺橘紅色，一件為紅色（綾質）。

這些幡常有三種情況。第一種繪以菩薩；第二種為所謂的“錯彩”幡，通常使用對比強烈的色彩，通過顏色的重疊獲得一種類似金屬的效果；第三種為銀泥幡。在上述的幡中有102件屬于第二種情況，83件為銀泥幡。吉美博物館也有幾件幡使用了銀泥工藝。幡或掛于旗桿，可隨風飄揚，或作為一種供養具懸于峭壁。《大事》和玄奘所譯《藥師經》提到為除病消災做儀軌要準備12多米高的大幡。類似的幡（有些已為殘片）在藏經洞中也有發現。

許多幡為“五色幡”，象征五方和五行。不同顏色的織物裁成大小相同的片從上到下一片接一片排列組成幡身。印花織物也常用作幡身。吉美博物館收藏的幡有些幡身已經分離需要重新拼合，例如MG.26460在1910年抵達盧浮宮時曾糾結成一團，后來維亞爾和克里希娜都曾對其組合進行過研究。幡一般不一樣，但是為了不浪費材料，僧人也喜歡制作大小不同的系列幡，所以才會出現分別收藏在大英博物館（MAS.886）、吉美博物館（EO. 1192/C1）和艾爾米塔什博物館（Д×202）的三個夾纈幡頭竟然一模一樣的情況。

幡頭使用的材料一般和幡身不同。幡頭斜邊常用質地結實的錦制作，上有懸絆，可懸掛在朝圣列隊手持旗桿的圓環上。許多一片式幡身繪有菩薩并裝飾其他紋樣。現存的幡很少保存完好，但是吉美博物館至少收藏了十件保存相當完好的幡。

幡帶

幡帶的制作非常講究。幡手縫在三角形幡頭底邊幡身兩側，與用來保持幡身平整的的細竹幡竿位于同一高度。有時在幡的背面可以看見細竹幡竿，常纏有彩色絲線，和華麗的幡身和幡帶匹配。

幡身底部并排縫有三至五根幡帶（又稱幡足），底端相連并嵌入木質彩繪懸板頂端的凹槽。從伯希和收藏的幾件幡足可以看出當時僧人的匠心獨具。有些幡足上有菱格紋，有些幡足裁自同一片織物，兩側撬邊。有些幡足的一邊同時殘有幅邊，更加證實了它們是裁自同一片織物。有些幡足上裝飾有墨繪紋樣，如童子、祥云、山紋和花卉之類。

刺繡

刺繡少且多為殘片，但有一個小型鳥紋幡頭相對保存完好，針法為平繡。平繡出現在唐代，之前流行的是鎖繡。自遼代起鳥銜花枝便是幡的常見主題。

麻

麻經常被用作幡面或幡襯，且大多數情況制作比較粗糙。

六、最近的工作

自1992年起對伯希和收集敦煌紡織品的修復一直在持續進行。敦煌的絹畫曾用淺色絲綢鑲邊，但是1910年時，有些緣邊被拆掉了，所以近年來克萊爾·伯尼奧夫人也在努力恢復藏品的原貌，例如，名為“42賢圣”的絹畫（EO.1148）原來拆掉的紅色緣邊又重新裝了回去，和畫面匹配非常和諧。

對于那些1910年為了應付展覽而拆開的幡，克萊爾·伯尼奧夫人進行了仔細的檢查、清理和修復，基于此趙豐先生在這本書中才能得以全面研究這批織物和發表纖維的技術分析。

此外，她還修復了一些幡帶、懸板和絲織物殘片。這些殘片色彩各異，過去可能使用在帷幔上，和斯坦因帶回倫敦和德里的那些殘片類似。

雖然伯希和收集的紡織品不如斯坦因收集的那么精彩（當然，那些大型幡和竹編經帙還是相當精彩的），但是它為我們提供了更完整豐富的唐代紡織品實例，使我們對唐代紡織品的認識不再只停留在圖版和說明上，而是得到了進一步的深化。雖然現在的研究只是進一步證實了我們以往的認識，但是這批從遙遠的唐代長安歷經萬水千山來到地中海岸的紡織品保存至今，舉世無雙，引起了全世界空前的關注和仰慕。

（本文鳴謝中國絲綢博物館與東華大學提供圖文資料，配圖均為《敦煌絲綢藝術全集（法藏卷）》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