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研究上古晚期基督教圣徒的起源，發現最初的原型系居處于沙漠的智者；田浩（Hoyt Tillman）學長的學行，容可比擬。

田浩與我享有不折不扣的同門之誼。我們都曾是林毓生、余英時、史華慈教授的學生。

首先，林先生乃是田浩就讀弗吉尼亞大學碩士班的指導教授，而我則是林先生1974年返臺，客座臺大時的忠實聽眾。由于當時法規并不容許，因此林先生所授的課，并不算學分；但絲毫擋不住那些來自各校求知心切的學子，課堂上總擠上百來人，連夜晚的研討課也不下數十位，學員個個士氣高昂。而這些聽課者不乏日后研究思想史的種子。究其實，林先生和余先生乃是臺、港兩地思想史崛起的最重要的播種者。初起，經由林先生的授課，打開了該時頗為沉悶的人文氣氛，頗有撥云霧、見青天的感覺。

林先生出身學術名門。他的博士學位乃得自芝加哥大學的“社會思想中心”（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該中心網羅全美首屈一指的學者，標榜跨領域攻堅的研究取向，號稱難讀，故別有特色。在課堂上，林先生不時地拋出他的業師、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大師——哈耶克，以及海德格爾的得意門生——政治哲學家阿倫特、化學家兼知識論的怪杰——邁克爾·波蘭尼、社會學的大師——愛德華·希爾斯等人的大名，光彩奪目，讓我們這些遠在異鄉不得親炙的求知者，佩服得五體投地，無以復加。

除此之外，林先生并引進韋伯、庫恩和伯林以及史華慈的論旨。課堂當下，眾人朝夕諷讀韋伯的《政治作為志業》（Politics as a Vocation,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eds. & tran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77-128）和《學術作為志業》（Science as a Vocation,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eds. & tran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129-156），以及伯林的《自由的兩種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 Isaiah Berl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118-172）和《刺猬與狐貍》（The Hedgehog and the Fox, Isaiah Berlin, Russian Thinkers, ed. Henry Hardy and Aileen Kell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9, pp. 22-81）諸文，人人牙牙學語，樂不可支；遂在臺灣大學掀起一股弦歌不輟的景象。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Four Essays on Liberty

Russian Thinkers

當時的人文學界：緣有林毓生闡發諸觀念于前，復有余英時的史學實踐共鳴于后，遂譜成動人心弦的學術二重奏，而獲得極大的回響。尤其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Thoma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2）里所涵攝的“范式”（paradigm）的核心概念（庫恩以范式的轉移解釋了十七世紀的科學革命，影響了二十世紀下半葉西方的人文及社會科學），經由余英時先生在《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具體的操演，“尊德性”和“道問學”遂成范式迻轉極具啟發性的示例，進而深深影響了日后近二十年人文研究的方向。

此外，伯林的“刺猬”（hedgehog）和“狐貍”（fox）的概念，原本意在分析大文豪托爾斯泰的思路，不意由余先生轉手用來彰顯清代中期兩位標竿性的學者——戴震（1724-1777）與章學誠（1738-1801）——涇渭分明的學風。之后，學界群起仿效，中國思想史的領域頓成了野生動物園，一大群“刺猬”和“狐貍”跑來奔去，好不熱鬧（伯林擷取希臘詩人的斷簡殘篇“狐貍知道許多事情，但刺猬只注意一件大事情”，倚之分類西方學者、作家和藝術家中存有迥然有異的兩種風格；另見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的確，七八十年代，大陸與臺、港兩地相形隔閡，但林、余兩位先生確是其時中國思想史最關鍵的開拓者。受此影響，我便下定決心，負笈西方，追求真理。

1977年前去哈佛報到，在哈佛燕京圖書館巧遇田浩，一見如故，相談甚歡。他甫獲得博士學位，正準備前去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任教。須知當時在美國人文學界謀職甚為艱困，連幾位日后成名的學者其時也多是流浪教師，而田浩一下子便找到任職的學校，算是幸運不過了。但是位于沙漠之際的該校，竟然留住田浩一輩子的教學生涯，則是他始料未及的。他終成了沙漠的智者。

田浩的博士論文原是處理南宋非主流的儒者——陳亮（1143-1194），他謂之“功利型的儒家”（Utilitarian Confucian）。但之后，他便把注意力移至朱熹（1130-1200）這位理學集大成者，甚至與其后裔結了不解之緣。有趣的是，在二十世紀陸王之學環伺之下，田浩的太老師——錢穆（1895-1990）先生，晚年以《朱子新學案》孤鳴獨發，重振不絕之學，而其業師——余英時則以《朱熹的歷史世界》名重于世。而田浩本人則繼之以《朱熹的思維世界》風行兩岸，一系三杰，洛閩之學，接踵而起，遂得重現光輝。

還記得九十年代田浩曾挑起了一個小小的論戰[可參閱田浩和狄百瑞1992年至1994年所發表的論文和響應，收入《東西哲學》（Philosophy East and West）]。原來 “Neo-Confucianism”（新儒家）此一英文用詞，困擾了不少專家學者。一般用它來指稱“宋明理學”，偶爾也用來指涉民國的新儒家，恒相混用。惟田浩以研究異端陳亮起家，他所見的宋明儒學遠較他人寬廣、多元，因此他不滿意當時北美研究理學的巨擘——狄百瑞，專挪“Neo-Confucianism”一辭來概括宋明儒學的全貌。是故，他起而糾舉，發文聲討，卻引起了你來我往的論戰，可惜狄百瑞只回了一兩合，便置之不顧。因此《舊約圣經》所描述的大衛與歌利亞的決戰，在今日學術界并未得復制。而田浩只能以卵擊石收場罷了。

對照北美漢學新潮的流風，田浩的治學不免顯得質樸少華，難以兜售。其實，以他所積累的學術成果，照理謀得頂尖大學的教職，并不為過，但他卻“回也，不改其樂”，依舊擇善固執，只能如曾國藩“屢敗屢戰”，而為知者所叫屈。但他的問學穩健扎實，不貶道以求售，頗類東方人理想的治學風范。在冥冥之中，上帝似又為他在東亞開了一扇大門，在異鄉受到甚大的賞識和掌聲。如前所述，他為學厚重踏實，中文底子甚佳，極早便因發現陳亮的佚文，補充了《陳亮集》，而為中國宋史大家鄧廣銘（1907-1998）慧眼所識，并和其下一代鄧小南教授學術上過從甚密，允為跨代情誼。又田浩的英文原著，均有中文繁體、簡體譯本（間有韓文譯本），遂為東方學界所熟悉。蓋其立論肯綮，不乏新意，復兼中、西學之長，故廣受邀約，四處交流。田浩亦樂此不疲，有回聽他說，在上海一區便有五間高校請他演講，由此可印證他宣道的熱誠。

《朱熹的思維世界》

又甫回國，我緣受同學吳東升之托，整理了他父親——吳火獅（1919-1986）先生的口述傳記（拙作《半世紀的奮斗》，臺北：允晨文化事業公司，1988；日譯本《臺灣の獅子》，東京：講談社，1992），吳先生乃是該時臺灣本土重要的企業家。后來田浩承擔英譯，并為英譯本（Business as a Voc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撰寫了長篇導言，不意卻促使他踏進“儒家倫理”和“東亞經濟”的議題，并發表了不少這方面的論文，取得了這個議題的發言權，或許可視作他研究歷史上“功利型儒家”在當代關懷的賡續。究其實，田浩絕非食古不化的書生。近年他戮力疏通中、西文化里“正義”（justice）“人權”（human rights）諸觀念，頗思有益于世道人心。

于私人情誼一方，1995年個人從美返臺途中，受田浩之邀到沙漠之城——坦佩（Tempe）作客。田浩全程陪同我及家人前去參觀廢棄飛機的墳場、沙漠博物館。最精彩便是他不辭辛勞，開了整天的車去大峽谷，大自然鬼斧神工，不得不贊嘆造化之奇。沿途車中，聊了家常私事，他說父親本為機械匠，老是擔心他學人文會餓死，常不放心。言談之間，父子彼此之間真情自然流露，讓我心有戚戚焉，十分感動。原來東西方父子的情結，并無兩樣。他本身乃是虔誠的基督徒，加上儒學的濡化，待人謙和有禮，熱心助人，故為友人所稱道。此外，必須一提的，田浩作為師兄，對我們這些小學弟，在學術發展的過程中，從不吝予以鼓勵與協助。這點我想不少同門應知所言不虛，就此不表了。

末了，田浩動輒以“鄉下佬”“土包子”自我嘲解，豈不知他信道彌堅的學行正應驗了《圣經》所預示的：“先知”注定在家鄉受到誤解和輕視，在異鄉卻得大發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