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8日，“覺醒的現代性——畢業于賓夕法尼亞大學的中國第一代建筑師”展覽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舉行。展覽通過大量歷史文獻、資料、圖像，系統性梳理了20世紀初期中國現代建筑的崛起與發展，重訪上海現代都市的肇始與萌發。

展覽開幕之際，策展人、同濟大學教授童明接受了“澎湃新聞”（www.kxwhcb.com）的專訪。關于展覽的主題“覺醒的現代性”，他表示，現代建筑不僅意味著人們通常所理解的從某個時間節點開始發展的一種建筑風格，也體現著與此時此刻的整體社會生活相關的當前意識和思考，正基于這樣一種當下性的應對，促成了某種不同以往的建筑外表形式。基于這樣視角，在探討建筑時，不應當以傳統和現代、中國與西方進行簡單劃分，而更需要關注建筑設計內在的思維方式。“第一代建筑師當時所思考的問題已經非常先鋒和前衛，”他感嘆道。

專業成績單、建筑作業、水彩畫、畢業合照……這些畢業于賓大的中國第一代建筑師留下的史料分布在博物館五層的展覽空間內。展覽第一章中的這些物件重現了梁思成、林徽因、陳植等中國現代建筑學奠基者的求學經歷，也代表了他們通過建筑與那個時代所進行的對話。這批建筑師在賓大接受了所謂的“布扎”式建筑教育，這種教育體系源于巴黎美術學院，吸收了古典傳統，強調建筑構造和建筑繪畫的基本訓練，以及藝術和技術方面的素養。在18、19世紀的法國，“布扎”式建筑教育所培養出來的建筑師為城市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恢弘建筑，一個多世紀后，中國的第一批建筑師又將其帶回國內，通過建筑的方式來回應時代性的變革，中國建筑開始具有“現代性”，承擔起塑造城市公共領域的社會責任。

對于第一代留學美國賓大的中國建筑師而言，如何將所學的知識應用于正在經歷著變革的中國城市，這是他們畢生所要探求的問題。童明認為，所謂的“現代性”并非只在于外觀形式，或者時間維度上的劃分，它更為本質的含義是針對當下性的回應。從這點而言，第一代建筑師所留下的建筑已經非常的“現代”。然而反觀時下中國城市中的很多建筑，仍然僅限于針對表面形式的一味追求，或者對于國外建筑的“照搬學習”。在之前的一次采訪中，在談及當代中國的城市建筑時，童明曾經引用過杜尚的一段話，“這些棋子本身好不好看并不重要，好看的是下棋的這種形式。”對于建筑而言，其背后的那種思維方式才是“真正的精彩所在”，而這種思考，必然又需要針對本地建筑傳統的了解，以及針對當前時代環境的關注。

展覽第二部分呈現了這批建筑師在上海留下的經典作品，其中包括大上海大戲院、美琪大戲院等等。透過圖紙和老照片，能夠看到1920年代初至抗戰前夕的上海城市變遷，以及來自這些建筑師們的回應。

中國第一代建筑師：面對社會變革的“覺醒”

澎湃新聞：關于展覽主題“覺醒的現代性”，如何去界定中國現代建筑的開端？

童明：這里所提到的“現代性”與我們通常理解的有點不太一樣。我們通常把“現代”視作某個歷史階段，或者一種時間節點，但是在這次展覽的主題中，所謂的“現代性”，指向的是相對短暫的此時此刻。如果以此來看，并不是說我們到了20世紀才會面臨有關“現代性”的問題，實際上這一問題始終存在：尚不可知的未來在當下此刻凝結成為現實，并且又快速退回成為歷史，為另一個當下所取代，因此即便古人也有他自己的“現代性”問題。如果將這一含義“翻譯”到建筑方面，所謂的現代建筑，反映的就是與我們當前的整體社會生活相關的一種建構行為。建筑承擔著一種翻譯工作，它把時代性的精神、現實性的環境、流變性的生活、浮動性的感知凝練成為具體化的成果。這是一種藝術，詩歌、電影、音樂、繪畫也是如此。

這里的“現代性”可以一語多關。對于中國的第一代建筑師而言，他們出國留學，視野打開，學習了很多新東西。回國后，身處傳統的現實環境以及現代的城市發展，必然產生思考和應對。實際上我們今天也面臨著同樣的格局：在過去二三十年間，我們生活世界所發生的變化遠遠大于以往時期的總和。面對前所未有的時代變革，建筑如何作為一種人類思想過程來進行回應，并且形成一種現實性的具體成果，這是“現代建筑“所要探討的一個話題。

但是關于“現代性”，的確還存在著前面那一個話題，也就是關于時間階段的問題。我們把這次展覽稱作是關于“中國第一代建筑師”的，是因為他們代表了中國現代建筑的開端，也就是說，他們所從事的事情與以往不一樣。在以往中國社會或城市中，從事建造的是工匠，與現代意義上的建筑師有所不同。除了到賓大學習建筑的這批人，實際上在20世紀初，大約有一百多名中國留學生前往歐洲、美國、日本等地學習建筑，他們將這一概念和體系帶回國內，創立并發展自己的相應事業。如果我們把這件事放置到一個更為開闊的世界背景中來看，它是與整體社會的時代發展相關的。

在20世紀初，諸如上海這樣的城市已經開始步入到現代化進程之中，面對著一種不同以往的時局，其中包含著來自全球的現代經濟和現代生活的觸發，因此就會導致對于新型建筑的大量需求，比如銀行或者辦公樓、影劇院、住宅樓等等，這是以往工匠體系所不能勝任的。同時還有來自技術方面的挑戰，新的建造技術已經發展成型，傳統的師傅帶徒弟的方式已經不能進行組織和傳授，它需要另外一種方式來加以完成。我們可以將這稱為一種現代建筑的設計體系，與因循傳統、相對封閉、無需變化的工匠體系不盡相同，這其中存在著大量的分工與協作，以及與社會環境之間的廣泛關聯，以便時刻面對全新未知的挑戰。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

因此，中國現代建筑的開端可以從這一角度來進行描述，它著重體現為兩方面：第一就是從事建筑的現實環境變了，它需要面對完全不同以往的社會背景，以及各種各樣尚未可知的變革時代。第二就是工作方式變了，這體現為建筑設計從傳統工匠方法向現代社會生產的轉變。

澎湃新聞：“覺醒”又具體代表了什么？

童明：一方面，總體性的歷史進程面臨著與以往完全不一樣的變遷，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回到一開始講到的“現代性”問題：只有當身處這種劇烈變革的時代中時，關于當下性的意識才會變得非常強烈，因為以往的認知與習慣受到了挑戰，需要重新尋找自己的定位和方向。

所以，第一代建筑師所承擔的歷史使命總體上可以概括為兩方面：第一，他們必須在技術層面上尋找到恰當的方式，以應對時代性挑戰。第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是誰？“中國建筑”又是什么？一種自我意識的覺醒也在這個過程中逐步產生。

展覽一方面描繪了這種專業性的轉折，另外一方面也描繪了我們上海這座城市在其中所發生的變化：這是一種從深層次的蠕動，到表面上的激浪，建筑從城市的脈動中得以凝聚，并且反過來又重新塑造了城市，從而構成了一個完整體系。

澎湃新聞：展覽所呈現的中國建筑發展的時間跨度大致是怎樣的？這一時期的建筑發展有怎樣的特點？

童明：展覽的主角是這群畢業于賓大的第一代建筑師，因此時間跨度是與他們的人生經歷相關。他們大多數出生于20世紀初，生活年代正好橫跨20世紀，這是很有意思的。因此這不僅是一個關于人物的展覽，而且也是關于一個時代的呈現：從建筑師及其作品那里可以折射出，在20世紀，中國的城市到底發生了什么？

總體而言，大多數中國城市在20世紀都轉變成為現代城市，無論是城市建筑還是社會生活，都完成了一種歷史性轉折。進言之，我認為20世紀的中國社會出現過兩次重大轉折。第一次就是從清朝結束、“五四”運動發生，直到抗戰前夕，在這一時期，中國城市開始全方面地從封閉狀態打開，進而融入世界發展。第二次轉折是在八九十年代，這可以說再一次從封閉狀態進入到一種開放，并且帶來了巨大變化和發展。這個展覽所呈現的正好是前一個轉折階段，在此之前，中國的社會與城市在本質上數千年來保持不變。

從1910年代到1937年全面抗戰，這不僅是中國歷史從傳統到現代的變革時期，而且也是“第一代建筑師”的成長階段。他們大約于“五四”時期開始在國內讀書，然后又出國留洋，學成歸來之后，所從事工作的城市，如南京和上海，正好又經歷著重大發展。因此，這段時期不僅對于他們個人，而且對于整個國家都是一個非常特別而且濃縮的節點。他們不僅從無到有、全面系統地為中國建立了近現代建筑體系，而且也積極參與到各種時代潮流之中，為社會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特別是對于這一時期的上海，中國建筑師在其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澎湃新聞：展覽第一章以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筑系的“布扎教育”為起點，這是一種怎樣的教育體系？這樣的教育體系通過這些留學歸來的建筑師，給中國建筑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童明：“布扎”來自法語“Beaux-Arts”，其實是美術、藝術的意思。這一體系可以回溯到17世紀左右的法國，當時它所面對的格局與中國在20世紀初所面對的存有類似之處：一方面是各種各樣正在萌發的新事物，另一方面，所處的環境依然是陳舊的。為什么需要采用藝術這一概念來應對建筑問題？這是因為城市當時所面臨的不僅是經濟發展，而且也是整體社會轉型的問題，通過藝術來塑造城市空間，可以增強城市居民的共同意識，也可以針對社會環境進行教化。

從藝術角度來思考建筑，建筑的含義就會很不一樣。以前的建筑較少帶有公共性的角色。自己家蓋房子，應該不會去思考對于其他的居民會帶來什么樣的影響。但是一旦社會公共領域開始出現，就會導致這樣的議題。法國當時的 “布扎”的教育體系，就是在國家支持下建立的，負責培養建筑、雕塑、繪畫、音樂等方面人才。所培養出來的特許建筑師，才可以承擔設計城市中的重要項目，例如我們今天在巴黎仍能看到的許多恢弘的歌劇院、教堂或者議會廳等等。

在建筑方面，巴黎美術學院最終形成了一種成熟的建筑教育體系，其知識與技能可以快速傳播。工匠經驗的缺陷很大程度上在于它難以普及，只能在師徒之間進行傳承。但是現代建筑教育中的知識可以廣泛傳授，具有公共性與開放性。

“布扎”建筑教育體系源自法國，在19世紀時，該體系在整個國家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現代巴黎差不多就是在那一時期形成的。法國城市與建筑的這種發展隨后又擴散到歐洲和美國的城市。“布扎”體系對于美國現代建筑的影響大約在19世紀末期開始進入高峰，大量美國學生前往法國學習建筑，在回到美國后，就促成了美國城市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大發展。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華盛頓、紐約、波士頓，差不多就是那一時期的產物。

那么中國的第一代建筑師大致是在1910年以后才開始前往美國學習建筑，他們去的時候，正好是美國的“布扎”建筑教育發展的頂峰時期。他們在學成歸來后，絕大多數來到上海，正好趕上20、30年代上海現代化的快速發展，并且留下了很多作品。對于當時的中國建筑而言，“布扎”體系帶來了歷史性變革，使中國建筑從傳統走向了現代。

中國與西方、傳統與現代：重要的是背后的思維方式

澎湃新聞：對于這些“第一代中國建筑師”，是否曾面臨如何將國外的建筑體系運用到中國、如何將西方現代建筑理論與中國傳統嫁接的問題？他們是如何實踐的？

童明：他們當時面臨著如何將所學的西方建筑知識運用于中國的現實環境，以及如何將的現代建筑與傳統建筑進行融合的問題。在差異中求共性，在落后中謀發展，這一動機合乎情理。譬如梁思成與林徽因，在學習西方的建筑體系之后，他們畢生所要回答的問題就是，應當如何看待中國的傳統建筑？傳統的中國建筑有沒有可能現代化？他們從事了大量的實地考察調研，去拯救中國傳統歷史建筑，撰寫著作來建構中國的建筑理論體系。

然而如果將這放置到一種更為宏大的背景之中，我們就會發現這只是其中的一方面，實際上更為本質的問題就是關于傳統與現代的問題，也就是如何能夠在每一次的變革之中去獲取我們當下的存在屬性。我們以往更多強調了中西方之間的差異，但卻忽略了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斷縫與銜接。藝術是如此，文化是如此，科學技術也是如此。

所謂的最發達最先進的技術往往來自于西方國家，這一理解往往有失偏頗。對于建筑而言同樣存在這一問題。自20年代開始，中國建筑所發生的每一次概念性變革都是以西方現代建筑為標桿的，但是對于自己原有的根基、體系考慮得不夠充分，這就導致了前面所提到的“嫁接”的問題。但是真正好的發展并不來自于嫁接，而是從一顆種子逐漸發展成一棵大樹。關于這一點，在本次展覽中，我們可以驚異地發現，這批留學賓大的第一代建筑師當時所思考的問題實際上已經是非常得先鋒和前衛。比如范文照曾說：“一座房屋應該由內部做到外部來，切不可從外部做到內部去，同時又要利便計劃不失科學原則。”再如童寯曾說，“不論一座建筑師中國式的還是現代式外觀，其平面只可能是一種：一個按照可能得到的最新知識作出合理的和科學的平面布置。”

反觀我們當前城市中的很多建筑，外觀上很吸引眼球，但內部的結構與功能卻是一蹋糊涂，它并非來自于針對當下問題的一種思考，而只是力圖一時間的喧嘩。如果相比一下當時的情形，今天的建筑師已經很難再提出如同陸謙受與吳景奇曾經提出的主張了：“我們以為派別是無關重要的。一件成功的建筑作品，第一，不能離開實用的需要；第二，不能離開時代的背景；第三，不能離開美術的原理；第四，不能離開文化的精神。”

所以，這些在本次展覽中梳理出來的觀點，基本上體現了他們這代人在實踐中的所思所想。他們完成了大量建筑作品，有些建筑作品，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我覺得依然非常杰出，并不落后于時代。盡管已經非常老舊，但是依然散發著光芒。

澎湃新聞：在1920年代之前，中國已經有歷史悠久的寺廟、園林、民居等建筑類型，現代建筑的出現滿足了當時社會的哪些需求？它和這些傳統建筑之間有怎樣的關系？

童明：如果我們能夠接受之前關于“現代性”的解讀，那么我們可以概括性地這么認為：傳統建筑所應對的是傳統社會及其生活方式，而現代建筑所要針對的是當下的時代變革與發展。每一時期的建筑，它都是現代的，應對于它們彼時彼刻所需要解決的問題。第一代建筑師在其工作中進行了大量的該類探討。例如梁思成與林徽因，他們對于中國傳統建筑投入了很多研究和思考，但是觀點絕非因循守舊。他們實際上一生都在極力倡導現代建筑，林徽因曾在一篇關于住宅設計的文章中提到，住宅設計應該是最新的理想與技術之間的合作，“它不但是美術，且成為特種的社會科學，它是全國經濟的一個方面，公共衛生的一個因素，行政上一個理想也是文化上一個表現”。所關心的問題是建筑如何適應于當前社會的發展，并且滿足普通百姓的居住需求。

澎湃新聞：之前王澍關于梁思成的一些言論曾經引發爭議，最終探討的根本似乎在于，究竟怎樣的傳統建筑值得被保護、是否只有“重要”的建筑值得保留，對于傳統建筑在當下語境中的處境，您怎么看？

童明：我覺得這個問題不能斷章取義，因為我認為王澍是在一種特定語境下說這些話的。從王澍的角度來看，梁思成林徽因所做的關于傳統建筑研究工作，更多集中在宮殿建筑、寺廟建筑，但卻忽略了住宅，忽視了日常生活以及整體社會的建筑環境和建造方式，這是研究中的一個局限。其次，梁思成當時的一些建筑觀念偏于保守，針對歷史建筑的研究，可能會帶來一種因循守舊。比如在1935年的南京博物院的項目設計中，梁思成擔任主要的策劃者和協調者，最后所選擇的方案確定以遼式大屋頂來進行建造。這種潮流或者這種趨向實際上抑制了現代建筑的發展。因此從王澍的視角來看，這是負面性的。

但是，如果真正仔細閱讀梁思成或林徽因在當時的一些觀點，我認為他們并沒有想象的這么保守。這其中可能存在著一種時代性的差異，在當時的年代，他們首要任務就是如何界定、如何發展中國建筑這一使命，可以說這就是自我意識方面的一種“覺醒”：當看到了外部世界的熱鬧與精彩，我們自己的建筑又將會是怎樣？這顯然就是一種時代性的任務，他們為此做出了畢生的奉獻。

至于什么樣的傳統建筑值得保留這樣的問題，我認為不宜過分武斷地做出事先判斷，從而做出現代建筑就是西方的、中國建筑就是傳統的這樣的幼稚定論，從而否定了每個案例所存在的當下性問題，進而也否定了建筑設計的可能性。

澎湃新聞：您前面講到，傳統建筑滿足的是傳統時代的一些需求，現代建筑適應當代的環境，那么在今天，保留這些傳統建筑的意義在哪里？

童明：我們一般在談到建筑時，所指向的基本都是建筑這一對象本身。但是我們在另外一個角度、特別是在我們這個專業里面來講的時候，其實說的是做這個事情的方式是傳統的還是現代的。如果我們采取后面那個理解，就是說建筑是經由思考和構造所產生的一種結果的話，那么它的切入點并不在于這個建筑是傳統的還是現代的，而是在于你的思維方式。就像杜尚所講的那句話，在下棋的時候，這個棋子本身好不好看并不重要，關鍵是下棋的這種方式。對于建筑而言也是一樣的，支撐著形成建筑的那種思維方式實際上才是真正的精彩所在。

聚集歷史的“碎片”，反思“現代性”的覺醒

澎湃新聞：作為建筑師，面對這樣一個以建筑為主題的文獻展，您在整個展覽的空間布局、展品之間的關系上會有些怎樣的考慮？

童明：由于這個展覽是關于建筑的，所以我想用來展現這些文獻的空間也應該是“建筑”的，但是應當采取哪一種建筑方式值得思考。我想任何具體的建筑風格與標簽，都不太適合用來表達這一段特定的歷史，因為它既不來自目前的這個時代，也不能停留于以往的那個時代，所以最后就采取了一種抽象的原型空間進行設計。這個原型空間是一種“四合院“，雖然說這也與美術館展廳所提供的約制性條件相關。我認為“四合院”是一種抽象而普遍的空間結構，人們既可以從中看到北京或蘇州等地的合院住宅，也可以看到古希臘、古羅馬時期的合院府邸的影子。

合院住宅應該是人類最古老的一種棲居方式，四合對外形成了一種保護，以往對于以往的人們，外部世界比較陌生而危險，采用“四合院”是一種具有保護性的姿態，向內形成了一個相對穩定、具有共同性的地方，向心性的姿態所代表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集體性。

在這樣一種空間范式中所呈現的這一代建筑師，他們其實也是一個集體。通過四合院的空間將展覽內容進行整合，可以使人們對于那個時代具有更為完整的視野，能夠看清楚更多的問題，這也是整個展覽的一個初衷。它不僅是一些史料的陳列，而更多的是能夠把平時分離的、散落的、割裂的因素聚合到一起。

澎湃新聞：展覽的另一篇章以上海為樣本分析了建筑的“現代性”，選擇這些建筑個案的共同意圖是什么？它們與當下建筑之間有怎樣的因果關系？

童明：這個展覽想表達的內容是兩方面，一個是關于畢業于賓大的第一代中國建筑師，以及他們帶回來的現代建筑體系，另一個就是上海這座城市。這兩者其實是密切相關的。當時這些建筑師很多在回國后選擇了上海，并留下了很多建筑作品。上海是個非常特別的城市，在各個時期中，它始終引領著中國城市的現代化潮流。這是個充滿現代性精神的城市，而這批建筑師所從事的職業又面臨著許多挑戰，所以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契合點。

另一方面，這批建筑師的很多作品，今天再次被發掘，我認為它們仍然是熠熠發光的。比如展覽中有一個板塊展現了華蓋事務所當時設計的大上海大戲院，其中有一張照片的圖景特別生動：左半邊是一間當鋪的白粉墻，它是一幢將近兩層樓高的傳統民居。右側并峙而立著新建成的大上海大戲院，充滿了華光溢彩。這幅圖景不僅是那個時代的一種縮影，且也是這座現代之城的一種體現。上海始終都是一座兼收并蓄的城市，因此它反過來也需要具有相應的建筑載體來容納并展示這種生活脈絡，而那個年代的建筑師們就是這一切的“幕后”制造者。

針對他們作品進行回顧，在專業角度而言是非常有意義的。在很長的時間里，他們已經有些遭到淡忘和忽視，但是如果稍微挖掘一下，會發現他們的很多作品實際上仍然非常前衛。比如范文照做的一些早期作品雖然采用西洋古典風格，但是通過關于作品的空間分析，就會發現他的作品毫不含糊地呈現出現代光彩。

回看他們的作品，不僅僅是一種歷史性的整合和梳理，更重要的是要從中反思我們自己。從這一角度而言，我覺得我們現在很多的思維方式實際上都非常含糊，非常混沌。與他們相比，可能一點都不夠“現代”。

大上海大戲院夜景，現為大上海電影院，華蓋建筑師事務所，1933。童寯家屬供圖。

大新公司，現為上海第一百貨商店，基泰工程司，1936。張崇霞供圖。

澎湃新聞：您對于今天中國的城市建筑怎么看？

童明：我覺得相對于當時的第一代建筑師，今天人們思考建筑與城市的水平并沒有發展多少，甚至可能落后更多。雖然我們的環境和那個時代相比已經又發生了很多根本性變化，但是人們的思想方式、思維結構以及工作體系并不見得有了多大的提升。這種狀態首先表現為自我覺醒的獨立意識相對缺乏。所謂的自我獨立意識，也就是如何具有批判性與創造性。這種批判性與創造性并不等同于無中生有，而是如何直面現實，采用冷靜的視角去觀察和辨析。然而在實際中，抄襲、移植、嫁接的方式仍然占據著主導。在過去30年中，中國城市發生了滄海桑田般的變化，但是這其中到底有多少是來自于具有清晰判斷力的思考？在很多時候，我們只是被這些事情和因素推著往前走，而很難以稱之為有獨立判斷、有意識的工作和生產。我覺得我們需要重新反思現代性的覺醒，如何能夠從自己根源上發展，不斷地補充養分，而不是從過外部參照來謀求自己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