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與英帝國大異其趣

講法帝國，不能不把法帝國同英帝國做比較，因為兩者在帝國攻守策略上恰成對比。

英國人比較喜歡通過簽訂條約兼并領土（這里不是說英國人不打仗），而法帝國則多依賴赤裸裸的軍事征服。在北非，1830年，法國入侵阿爾及利亞；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里，法國全面軍事征服了阿爾及利亞，并順手兼并了臨近的突尼斯和摩洛哥。在西非，法國從海岸上的據點出發，從西向東向內陸輻射。在一系列殖民戰爭之后，到1895年，法國將塞內加爾、法屬蘇丹、法屬幾內亞、象牙海岸合并為西非聯邦，之后又合并了若干其他非洲地方。在東南亞，1862年至1887年間，法軍逐次征服老撾、柬埔寨和越南，將之合并為印度支那聯邦。

英國人管理其帝國，基本上是撒手型的：在白人移民墾殖型殖民地，允許這些殖民地組織責任制政府并自行立法（形同大英聯邦一分子）。在其他殖民地和保護領內，則盡量與舊有的統治結構與人物合作治國。例如在北尼日利亞，當地的稅收制度和司法制度被英國保留繼承下來，原有的土王、酋長與政治結構通過《土著政權法》也被維系下來（英國保留宗主權）。此外，每一個這樣的殖民地，都有各自的立法機構（這些機構中多多少少容納了本地的政治人物）和憲法，至少在表面上都以最終實現自治為目的。在基層，傳統政治人物也往往有較大的裁量權，受到一定的尊重。

但法帝國則與英帝國大異其趣，以直接統治為其目的和手段。在印度支那是所謂的“杜美體制”，這是在保羅?杜美（Paul Doumer，1857 — 1932）擔任印度支那聯邦總督期間（1897—1902）改革完成的。

該體制有如下兩大特點。其一，總督集權，財政、人事、內政、防務都歸總督掌握，而總督由法國政府首腦任命，不受本地控制；地方會議只具咨詢性質，各級官吏均向總督負責，地方自治權極少。其二，印度支那三國被分成五大區，各大區再分設省、縣、區、鄉、村各級（中央行政機構向各級再派出直屬機構），各層級官員要么由法國人充任，要么置于法國行政專員的監督之下。

在非洲，法國的布置也差不多。拿西非聯邦來說，其首腦是聯邦總督，向法國中央政府負責。在聯邦總督之下則是各領地的總督。再下一級是省和郡兩級法國行政官員,他們主要負責管理殖民地的日常事務，在法屬西非最底層的行政管理人員，則由土著官員組成。這種統治方式，“郡縣制”的味道極其明顯。

按道理說，“以夷治夷”、以本地人管理本地方能夠最大程度節省統治成本，法國人也不是沒有間接統治的需要與資源（在征服早期，法國往往缺乏足夠的行政官員；法國還有一些保護領、保護國，它們的原有政治結構尚在）。但從法帝國的歷史來看，法國人間接統治的實踐雖然不能說沒有，可往往都是暫時和地方性的；法國的統治，一而再、再而三地體現出對混一宇內的偏好。

越南這種早已有成熟科層制的國家不論，拿法國在非洲的統治實踐來說，法國治理的這一特性可以說被展示得再清楚不過。比方說，在很多地方，土著政治人物屬于被重點打擊的對象。除了直接的人身清除之外，法國還通過重新劃分政區、控制土地與限制土著酋長政治功能等方式，對本地傳統政治人物施加控制。法國人大量提拔一批在傳統社會中根基甚少的新酋長，將他們只當作主要負責征稅、征兵的辦事員使用。

1921年，法屬赤道非洲大總督梅林（Martial Henri Merlin，1860 —1935）感嘆：“在西非及其他地區，我們犯了一個錯誤：全部摧毀了土著社會結構而不是改進它以便為我們的統治服務。”或者用法屬西非大總督沃倫霍芬（Joost van Vollenhoven，1877—1918）的話來概括，就是“此區域沒有兩種權威——法國權威和土著權威。只有一種權威。地區長官一個人指揮，一個人負責。土著酋長僅僅是工具或附屬人員”。

二、相對發育不良的法帝國

為什么法國人會做出這種選擇呢？

首先，根據法國史家敘雷-卡納爾（Jean Suret-Canale，1921—2007）的說法，法蘭西帝國的屬地多是由軍事征服而來，而軍事征服中的軍隊獨斷體制為許多殖民地的管理打下了基調。其次，即使在征服完成之后，許多法國官員對土著酋長仍持相當的懷疑態度。

這是因為，一方面，“一批早期殖民官員深受法國革命的影響，是一些共和思想的信仰者，對法國的貴族恨之入骨。他們或是左翼共和派，或是反皇室分子，或是反教權主義者。理所當然，對于非洲的傳統貴族和宗教首領，他們也抱著懷疑或敵視態度, 認為這些傳統權威代表的是一股保守的反動勢力。”他們給自己定位的角色是“解放者”，認為需要清除本地傳統壓迫者，以便獲得本地居民的人心與愛戴。

另一方面，即使不那么理想主義的法國官員也對土著酋長不無猜忌之心，擔心他們是“兩面人”，或有謀反的念頭/能力。不管他們當初在征服中是不是跟法國人站在一起，不少法國扶植上臺的土著國王或酋長還是或被捕，或被迫隱退。僅在尼日爾一地，在1911年到1920年間，就有52名酋長被廢黜。但最簡便的解釋仍然是法國人的強國家歷史傳統，這限制了法國人的政治想象力，使得他們在治理多元領土的時候顯得更僵硬。

這種直接統治的治理方式到底怎么樣呢？從理論上我們可以說，直接統治引入了一個強有力的行政體制，而有些學者（比如亨廷頓和福山）認為，一個強大的國家會是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前提。但另一方面，現有的一些對帝國遺產所進行的研究并不支持這種理論上的推導。且學者們的一般共同意見是，今天的前英國殖民地的經濟表現普遍要比前法國殖民地好。

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經濟學系教授羅賓·格里爾（Robin M. Grier)在對63個前殖民地國家從1961年到1990年的經濟表現進行對比之后指出，前英國殖民地的經濟表現明顯要比前法國殖民地好。在把比較對象縮減到24個非洲國家時，這項規律仍然成立。她發現，決定這些國家不同經濟表現的主要因素是獨立時人力資本的多寡。而在這方面，法屬殖民地要明顯劣于英國殖民地。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后期，法屬黑非洲地區高達95％的人口仍然是文盲。在法屬殖民地，只有三分之一的一年級學生能夠讀滿六年小學，而在英國殖民地中，這個數字是四分之三。這是因為，英國人通過用本地語言教學，有意識地努力避免疏遠本土文化，對培訓土著教師頗為用力；而法國人只用法語教學，師資始終不足，且學生同鄉土之間頗有距離，同本土社會隔離開來。

其他多項研究肯定了羅賓的發現。比如，為進行更精細的對比，美國斯坦福大學民主、發展與法治中心（CDDRL）兩位學者亞歷山大·李（Alexander Lee）與肯尼斯·舒爾茨（Kenneth A. Schultz）對喀麥隆做了研究。喀麥隆在一戰期間被英法占領，西邊一塊地方歸英國，東邊歸法國。研究發現，原英屬殖民地部分的經濟、社會表現就是要比法屬部分好，在財富水平和公共產品上都是如此。原因是，由英國殖民的地區受益于間接統治體制（以及英國人并沒有強迫勞役政策），這些政策產生了更有活力的地方機構，這些機構又反過來對本地的經濟與社會生活產生了正面影響。

還有一些學者認為，英式普通法體系與鼓勵經濟增長的政策之間存在著強烈聯系。他們發現，普通法國家對投資者的保護比大陸法國家家更強，而且相對來說，腐敗程度也要更低。這是因為普通法更接近社會、更少大政府氣質的緣故。英屬殖民地由于繼承了英國的普通法傳統，因此要比繼承法國民法傳統的各法屬殖民地表現要好得多。

總之，這些研究都指出，原英國殖民地要比法國殖民地，從社會結構上來說來得更健康而有活力。我們可以比較合理地做出結論：法帝國，由于它的治理術，是相對發育不良的。

三、同化政策

“同化”是法帝國區別于其他帝國最顯著的特征。英國著名殖民史學家菲爾德豪斯（David K. Fieldhouse，1925—）有一個結論被人廣為接受：

“法國人處理殖民地與本土之間憲法關系的方法根源于1789年革命的共和主義原則之中。共和國是統一、不可分割的：殖民地是共和國固有的一部分，應該在每一個特定層面上都被吸收到共和國中……該方法傾向于消除殖民地與母國之間的所有差異，殖民地僅僅被看作母國在海外的延伸。這不僅僅意味著一個單一的關稅體系，也意味著本土地方政府的模式和法律被應用到殖民地上來，以及殖民地人民在法國國民議會中得到代表和完全的文化上的同化。”（同化在法國的政策和實踐中有多種含義，既包括單方面的文化灌輸，也包括平等納入。這里采取比較廣泛的定義，包含政治、法律與文化多個方面。）

換句話說，法國人主張，法國的主權延伸到哪里，哪里的人民就自動成為法國人，在文化上一致，在權利上平等。盡管這種想法并不符合實際，因此也顯得有些虛偽，但是同其他帝國比起來，確實有更多一視同仁的氣派。其他帝國即使對自己的屬民再友好，也會堅持某種等級安排。拿英國人來說，即使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1869—1948）受到再多的英國教育，有再多的英國認同，英國也不會授予他公民身份。而法國人至少在理論上堅持了“賦權換認同、平等換忠誠”的條款，在現實中也多多少少有些相應安排。

這首先體現在法國向某些受過法國教育，擔任過一定時間公職、擁有一定財產或在服兵役期間受到獎勵的非洲人提供法國公民權，同時給予他們選舉代表進入共和國最高立法機關的機會。這明顯是學習羅馬帝國的做法，用公民權來獎勵扈從，在被統治社會中制造分裂，以點帶面帶動同化。塞內加爾是法國的模范殖民地，1916年法國通過一項法律授予塞內加爾四個老法國殖民鎮公社的全體居民法國公民權（最早賦予他們投票權的法令是1848年頒發的），并規定各鎮可派一名代表進入法國眾議院。

在向成熟的殖民地開放共和國政治方面，法國人是頗為當真的。其中尤為典型的是阿爾及利亞。1848年的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憲法第四章第二十一條規定，立法代表總數為750人，其中應包括阿爾及利亞和其他法國殖民地的代表。阿爾及利亞被劃分成三個省份，直屬內政部而不是殖民部領導，阿爾及利亞可以往法國眾議院派遣三十名代表（十五名當地人，十五名移民）。

第二種同化方式，也是最為人所重視的方式，就是普及法國文化教育。法國在非洲建立了一整套公立教育體系（英國則是私立居多），涵蓋初等、中等、技術與職業教育各個范疇。土著學生學而優則仕，更優秀者則會被派到法國就讀大學，鼓勵他們與法國社會混合。雖然比起英國殖民地來說，法國殖民地的文盲程度較高（這是因為所有的教育都以法語授課、講授法語文化，教科書以“我們的祖先是高盧人”開頭，罔顧本地語言與風俗習慣，也缺少足夠的法語教師），但是對一小撮進入這個公立教育體系，被培養出的土著知識精英來說，這套文化教育體系確實在相當程度上培養出了他們的法國文化認同。但我個人覺得，在這里起主要作用的，并不是法國的文化教育方式，而是法國人對待殖民地知識精英的態度。

在英國人那里，殖民地中新成長起來的歐化精英普遍都有點挫折情緒，原因是，他們接受了西方式的教育，也培養出了新的價值理念，即一個人的成就應該由自身的作為決定，而不是任由出身支配。但是在英國殖民地中，一方面歐洲人把持著最重要的職位，另一方面，老的人身依附式政治結構與政治人物也作為英國間接統治的合作伙伴被保持下來，繼續在社會生活中占據重要地位。而且，英國官員通常要更認同非洲的酋長和印度的王公，而非這些自己培養起來的新知識分子，這是因為這些官員多來自于英國的中產階級或下等階級，從文化上來說通常更尊重貴族和社會出身，同時他們也擔心這些新知識分子對自身職位的威脅。

而在本地社會之外，英國的高層政治與社會并沒有給這些新精英提供一條晉升之道。這樣，這些新精英自然就感受到了排擠，他們既沒有辦法完全融入新社會，在傳統社會又無立身之所，很多人就只能自行其是，領導一個面向現代的民族主義運動，創造一個屬于自己的國家。日后成為印度開國總理的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1889—1964）和成為加納首任總理的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1909—1972）等人就是這樣一批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

而法國方面就沒有英國這樣的問題。在去殖民浪潮中，法國殖民地的領導人通常都出自這些新精英，他們同英帝國的同行相比，是普遍缺乏積極性的。比方說費爾哈特?阿巴斯（Ferhat Abbas，1899—1985），他是一位相當有影響的阿爾及利亞知識分子，曾任法國眾議院議員，娶了一位法國太太。1936年，他在自己創建的一份周刊上闡述了自己對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的觀點：“假如能讓我看到，阿爾及利亞確實存在一個民族國家，我就會變成一個民族主義者。但……這樣一個國家并不存在……任何人都不會在虛無的基礎上構建大廈。”

塞內加爾首任總統列奧波爾德?桑戈爾（Léopold Sédar Senghor，1906—2001）、科特迪瓦首任總統費利克斯?烏弗埃-博瓦尼（Félix Houphou?t-Boigny，1905—1993）的經歷跟阿巴斯差不多，都曾經當過法國政府的部長，也都是法蘭西聯邦的堅定倡導者。比如桑戈爾作為塞內加爾的代表，是法國制憲會議的成員，參與起草了第四共和國憲法。1955年，萬隆會議召開之前，他還在說道：“我所擔心的，就是……我們可能脫離法國。我們必須留在法國，不僅留在法蘭西聯邦，而且留在法蘭西共和國。”烏弗埃-博瓦尼則一直在強調他對法國的忠誠，1951年，他表示：“讓我們在這嶄新的一頁寫下一個誓言：將非洲變成法蘭西聯邦中最美好、最忠誠的領地。”

此外，可能還值得一提的同化手段是在殖民地招募士兵。從1857年開始，法國開始在殖民地招募土著士兵（以前也有，但只作為戰斗輔助人員使用），組成了著名的塞內加爾步兵團，應用廣泛。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開始實行普遍征募制，大量征召土著士兵加入法軍戰斗序列。對此，有學者評論說：“法國人做了其他殖民列強不敢做的事情：武裝和訓練大量有可能反叛的殖民地臣民。”當然，這種說法不算確切，因為英軍也征召了大量的印度士兵。

但是法國在和平時期也實行普遍征兵制的做法確實是獨具一格的。這是因為，軍隊，對法國來說，就是一種熔爐，對殖民地士兵提供了相對公平的待遇。前面所說的桑戈爾本人在二戰中曾在法軍中服役，他所在的部隊成了德國人的俘虜。德國人把該部隊里所有黑人拉出來，準備當場處決。所有的黑人士兵在這個生死關頭高呼的口號是：“法國萬歲！黑非洲萬歲！”當然，這可能只是一個歷史片段。但是在獨立浪潮中，法國各殖民地的軍隊通常都沒有發揮什么政治作用，也許可以作為一個佐證。

四、為什么同化政策終究失敗了

法國人的同化政策和帝國治理（一戰尤其是二戰之后，法國逐漸增加了對殖民地的投入）自然有效果。比如說，法國雖然是在非常不情不愿的情況下去殖民化的，在法屬印度支那和阿爾及利亞都發生過流血漂杵的獨立戰爭，但相應的是，確實也有相當一部分法屬殖民地并不特別傾向獨立。

1957年，新獨立的加納總理恩克魯瑪出訪科特迪瓦，當時仍是法國殖民地的科特迪瓦領導人烏弗埃-博瓦尼跟他打了一個賭：“這是在兩塊國土上進行的一場賭博，一個已經選擇了獨立，而另一個寧可走一條艱苦卓絕的建設道路，與法國本土一起，建設一個人人享有平等權利和責任的社會……讓我們抱著對我們鄰國的實驗充分尊重的態度，開始我們自己的實驗。十年之后，我們再來比較兩者的結果。”

烏弗埃-博瓦尼的這種態度并非孤例，應該說，法非共同體（法帝國在1958年通過的第五共和國憲法中的稱呼）的絕大部分國家對獨立一事都猶豫不決。1958年，時任法國總理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1890—1970）讓這些國家公投選擇留在法國還是獨立，十三個國家中只有幾內亞選擇了獨立（值得說一下的是，這些國家也沒有選擇成為法國的海外省，而傾向于成為聯邦中的自治共和國）。

這種對法國的依賴心理，并沒有隨著各法屬殖民地的獨立而結束。現在，即使法國本土已經不再使用法郎這種貨幣，但是西非和中非的十四個國家仍然在使用法郎（由法國財政部提供擔保），法國軍隊仍然駐扎在這些國家的軍事基地里。它的西非、赤道非洲殖民地至今還是以法語作為官方語言。在北非三國（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突尼斯），雖然官方語言均為阿拉伯語（在摩洛哥還要加上柏柏爾語[Berber]），并沒有法語，但實際上法語是行政以及教育系統使用的語言，三國至今分別有32%、40%以及64%的人口使用法語。所以有人說，非洲仍然是法帝國的最后堡壘。

但我們也可以公允地說，法國人的同化政策確實也是失敗的，并沒有達到它所預想中的那種在海外化夷為夏的效果。法國人自己也承認了失敗。從二十世紀第一個十年開始，法國人在一些殖民地開始用“聯合”取代“同化”。所謂“聯合”，其實就是英國人的間接統治術。當時的西非大總督指示，酋長“再也不僅僅是一種‘工具’，而是土著所信任的代表，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將恢復到我們來這兒之前的樣子，就是說恢復他們的酋長地位。”在赤道非洲，殖民政府也宣告：“我們必須在任何情況下確認、尊重和促進土著政治機構。”這種政策轉向其實就意味著同化政策的失敗。

這種失敗其實是可以預料到的。有很多因素在起作用，

其一，從最簡單的物質因素角度來說，教化成本太高。而殖民地從來沒有給法國以大的經濟回報，這使得相當多的法國人認為在殖民地追加（物質或精神上的）投資是不明智的。其二，在有大量歐洲人存在的殖民地（如阿爾及利亞），歐洲移民同本地人的關系相當差，這樣，官方政策并沒有得到民間社會的響應。其三，相當一批殖民地官員與法國本土人士對同化的態度不一，前者可能更希望維持“差序”格局，不愿意將共和政治原則（平等與自由權利）在殖民地付諸實施。他們將殖民地人民視為劣等人，認為他們只配被統治。

可以說，“文化上尊重，政治上平權”的做法從來沒有成為法國同化政策的主流，相反，文化同化與政治歧視倒是常常結伴而行。殖民史學家馬丁·戴明·劉易斯（Martin Deming Lewis，1924—1970）有一個比較有意思的評論：“同化政策出錯的地方，與其說它不合邏輯、不現實或者不可能做到，倒不如說人們就沒有做出過認真的努力來把它執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