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是人與世界的一種常見聯系。近年來，諸如“內卷”“脫不下的長衫”“985廢物”“孔乙己”“逆向考研”“宇宙的盡頭是考公”等熱詞，呈現出當今年輕人面對工作的百般焦慮。

當今青年人如何理解工作？讀研讀博為何會成為青年人暫緩工作的選擇？從人類學視角出發，工作的意義與價值意味著什么？

今年，澎湃研究所播客“如此城市CityTells”推出特別系列“城市所以燃”，我們將走進N個城市角落。

6月16日，“城市所以燃”首期特別節目，我們與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所長項飆和云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袁長庚共同探討青年與工作。

本期如此城市CityTells由“城市所以燃”首期直播錄音整理而成。

—— 本期嘉賓項飆，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所長項飆和與云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袁長庚，云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 本期主播

郝漢

—— 收聽時間線

08:10 當讀研讀博成為一個集體性的行動

11:32 二十年前，只要愿意參加工作“都會上一些岸”

34:06 青年走向社會的焦慮，是“付出—回報”鏈條的斷裂

44:25 “3個人，拿4份工資，干5個人的活”背后的超人崇拜與成功崇拜

48:30 對奮斗景觀的迷戀中，雜糅著危機感和對人之潛能的極致追求

52:52 年輕人不一定真正了解什么是“穩定的工作”

56:45“打工而已，不必太認真”背后，年輕人的工作態度悄然轉變

61:01在工作中，需要尋找屬于自我的意義嗎？

——節目內容摘選

——當人生成為一場場考試

如此城市：在中國的語境中，圍繞工作的流行語經歷了許多變化：1980年代是“下海”“經商”；1990年代是“下崗、轉業”，圍繞中年人群；在千禧年以后，去北上廣深的外企是對一份工作最光鮮的想象，在2010年代，是互聯網大廠，是創新創業。而在如今的就業環境下，考研、考博在某種程度上成為青年人暫緩工作的選擇。兩位青年時都經歷過與當下非常不同的就業環境，能否結合經歷與觀察談談？

項飆：我是70后，我們這代人普遍在80年代走向就業崗位。城鄉經濟體制改革以后，城鄉間的流動更加自由，中國的經濟同時在進行升級換代，銀行體系與金融業市場迅速擴張，高中畢業生、專科畢業生、本科畢業生都擁有各式各樣的工作機會。

那時的大學與現在的不同，畢業生數量很少，就業選擇也大，只有少部分人會出于學術興趣繼續考研考博。我畢業時對學術感興趣，但也不是百分之百的興趣，我當時覺得其它工作不太有趣，才選擇了繼續讀書。

“城市所以燃”直播活動現場  周平浪 攝

在目前的中國社會，在個體層面上，讀書作為一種以延遲工作的策略是可以理解的，但有趣的是，升學現在成為一個集體性的行動，成為了結構性的安排，考研是一種剛需，是高考2.0。一次競爭還不夠，還要再來一次，總之就是要和別人拉開差距。

袁長庚：我與項老師年齡大概差十歲，從大學畢業到現在為止，我深度旁觀過三個不同階段的就業狀況。第一個階段是我大學畢業時，奧運會前后。彼時大家對社會的發展抱有極大的信心，認為經歷完某個工作階段，一定能上升到更高的軌道。事實證明，那時候大家選的任何一條路，如果沒有經歷太大的波折，基本上“都會上一些岸”。

第二個階段是2016年前后，是我博士畢業的時候。那時中國的互聯網經濟大熱，藍海效應頻現，我周邊的同齡人就業時同樣有著出奇的信心，認為工作可以帶來未來的美好生活。

第三個階段是當下，是等到我自己開始做老師的階段。我察覺某種工作期許與共識破滅了，我的學生們并不認為自己未來不一定能過上更好的生活。在這個背景下，求職者剛進職場時，就會關心工作的意義，但在我更加年輕的時候，身邊從來沒人關心這個問題，那時大家想的是怎么樣通過自己的奮斗過上父母生活的Plus版本，生活意義問題在未來的美好生活里得以解決的。

許多青年人在沒有理由說服自己去工作的情況下，就會繼續投身于讀書。在目前中國的語境下，無論是對自己、對家長、還是對社會，讀書都是一個可以應付過去的答案。哪怕當下大家對研究生的質量和含金量已經非常懷疑，但家長總認為讀書就意味著至少沒有偏離正軌，哪怕事后證明研究生學歷并沒有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幫助，讀書同樣是一個成立的選擇。

“城市所以燃”直播活動現場  周平浪 攝

我讀書時班里經常有一些同學迫不及待去社會上工作，但今天的學生在走向外界時都是遲疑的，他們未必是真的想延遲工作的進程，只是在感到考試是唯一可以落實的任務，考試刻在了中國學生的DNA里，任何東西用考試的形式出現，我們就有信心跟它一搏。

項飆：這件事情我特別有同感。我們那時大學畢業以后，大部分同學巴不得馬上去工作，因為工作有趣，并且可以實現經濟獨立。今天大家走向社會的焦慮，一方面是不一定能夠找到工作，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人生的游戲化”。考試，整個人生安排設定著一個簡單的規則，就像玩游戲，付出就有回報，一切都是可控可預期的。考試現在不僅是手段，也是一種生存方式——通過考試，他們才知道精力應該放在哪里，每天生活怎么安排，最后確實能在考試中考到高分，得到回報。盡管在這個過程中考生也有焦慮和壓力，但他們會覺得這個世界是相對可知可控的。很多年輕朋友告訴我，他們之所以存在走向社會的恐懼，是因為“付出得到回報”的鏈條斷掉了，不知道離開了學習和考試后，每一天的生活應該怎么安排。

2023年4月21日，鄭州大學體育館，畢業生尋找就業崗位   人民視覺  資料圖

——“3個人，拿4份工資，干5個人的活”

如此城市：如今，招聘門檻越來越“卷”，賽道越來越少，且越來越擁擠，甚至精英大學的學生都越來越難以找到滿意的工作，競爭不斷加碼。而與此同時，“345”模式的工作文化盛行，公司招3個人，給4個人的工資，干5個人的活，這種“有毒的工作文化”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項飆：“345”中蘊含著一種在職場中的超人與英雄崇拜。當企業宣稱只招三個頂級的、天才式的人物，而且他們會在崗位上超人性地完成工作。在這種情況下，勞動問題就轉換成了一種有神秘主義色彩的超人能力問題。中國考試就學體系同樣如此，看起來大家都在兢兢業業、理性地思考，一分耕耘，一分收獲，但在高考前倒數百天，大家都在喊要考北大清華，并且不只是喊喊而已，很多學生心里是這么想的。而客觀來看，只有百分之一、二的人才能夠考上這兩所學校，但相當多數學生都會喊這個口號。一方面，我們希望奇跡發生，但是又知道奇跡不是從天上掉下來，而是需要付出百分之二百的努力才有可能發生。這種奇跡期待和“345”模式中對“超人”的成功崇拜存在是某種關聯的。

袁長庚： 我們確實特別追求“奮斗景觀的神秘化”，按部就班地去做好一件事情或許在審美上值得欣賞，但在現實生活中是浪費的，我們希望看到的是熱火朝天的場景。我記得我剛去深圳時，看到朋友圈瘋傳的一篇文章講晚上12點鐘的深圳某某中心，整棟樓燈火通明，這證明了深圳為什么能夠成為全中國經濟的引擎。實際上，這里面有一種對現代性景觀的迷戀，這種迷戀是雜糅著危機感，雜糅著對潛能政治的追求，而同時是不關注現實條件的。我們比較少地談人的限度，讓員工坐在工位前坐滿9個小時很容易，但9個小時都在滿負荷高狀態運轉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一直認為，現代社會需要更多地強調人的限度，有些事情是沒有辦法突破的，要好好工作，只能讓員工好好休息。

——“打工而已，不要太認真”

如此城市：關于年輕人對于工作的態度，有調查顯示，大多數青年人對于這幾個觀點較認可，即“工作是維持和社會發生聯系的媒介”“工作只是一種謀生手段”。而對這些觀點較不認可，“人人都應該工作，沒有工作就沒有自由”；“工作是為了改善/影響世界和別人”；“工作最終的目的是財富自由”。我們觀察到如今互聯網上流行的職場金句是諸如“打工而已，不用太認真”“打工要有渣男心態，別走心就對了”等。工作的意義與價值，從人類學者的視角去看究竟意味著什么？我們如何理解今天青年人面對工作的態度？

袁長庚：在經濟環境發生變化時，普通人的第一反應都是緊縮自己，把自己放在安全位置，有一個策略就是降低自己在道德上的屬性和要求。這在職場經驗或職場心理學里的常態化表現就是打工的“渣男心態”，要保護自己，不再付出，不再和實際的東西發生關聯就會很安全。當工作失去了絕對的經濟效益和絕對的道德價值時，我可以對老板非常敷衍，這是肯定的。但是你可不可以愛你的同事，這一點是可以考慮的。我是廠礦子弟，以前我父親的一個工友去世了，他們在一起工作了二十年，在葬禮上，沒有人特別說他的好話，但即使這樣，他們還是跟他有交情，他是一個與我父親在工作環境里共事過的人，他離開了，他們還是感到很難受。

在工作場域里，人和人的關系是復雜的，不是說你PUA同事或被同事PUA，有些時候我們被結構性的力量困在同一個工作場域里，但是我們在這個過程里有生活上的聯系、有人生的聯系、甚至是有感情的投射。這種感情投射并不是因為對方是一個好人，或者是一個貴人，只是因為我們一個環境里面產生了原生性的感情。

縮在一個殼里保護自己看似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但與此同時，我們也失去了僅有的邁向崇高的機會。我們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可能沒有實現絕對的自由，比如沒有實現絕對的財富，但是別人會說這是一個好的同事，這是一個關心過我的同事。這點在職場里面是可以實現的。而如果我們今天堅信，就要用渣男心態去面對工作，絕對會失去這種可能性，會失去與他人建立的聯系，甚至是給自我一點點正向回饋的可能。

我反而認為，越是在所謂的不景氣的環境，越是不能簡單地談自保哲學，既不要給工作去附加道德上的內涵，也不要對工作當中的人和狀態完全掃除倫理上的含義。你可以不諂媚老板，但同時對同事好，這兩者之間是不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