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機會來得很快。

朝鮮身處明清鼎革的變局，除光海君（李琿，1575-1641）在位期間采取靈活的外交策略，該國一直支持大明。

1636 年，清太宗皇太極（1592-1643）建國稱帝，號為大清。大清向朝鮮派遣使者，曉諭他們脫離大明，加入這個剛剛建立的王朝。朝鮮官員在朝堂上義憤填膺，洪翼漢（1586-1637）云：“臣墮地之初，只聞有大明天子耳。”（《朝鮮王朝實錄》，仁祖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丙申）可謂擲地有聲的表態。

然后是清軍突入朝鮮八道，直逼南漢山城的歷史事件。兩國最終在1637年締結城下之盟，史稱丁丑下城，朝鮮不復大明的朝貢國。而清朝開列的投降條件，其中一款是“以長子及再一子為質，諸大臣有子者以子，無子者以弟為質”（《朝鮮王朝實錄》，仁祖十五年正月二十八日戊辰）。

于是朝鮮的昭顯世子（1612-1645）作為人質，居留沈陽。此時“一片石”尚未尸橫遍野，山海關內仍奉大明正朔，沈陽則是滿洲人南進的前線，一切尚處未定之天。世子是幸或不幸，上天賜與他寶貴的機會，成為見證清軍入關的朝鮮人。

對于奉質入沈，年僅二十五歲的朝鮮世子顯得成熟、大度，他瀟灑地說：“予既有弟二人，又有一子，亦可奉宗社。予雖死于賊，尚何憾焉？”（《朝鮮王朝實錄》，仁祖十五年正月二十二日壬戌）壯志英顏，一望即知。

于是這位韶齡但體弱多病的世子，在清人的護持下離開漢城。憂愁的國王則擔心兒子的身體狀況，派出宮廷里最好的御醫隨行。

這是一個能夠代表朝鮮最高醫療水平的團隊，人數最多時達十八人。朝鮮“醫龍”的領袖是精通針灸的柳達，以及施藥有道的樸頵。根據《昭顯沈陽日記》，他們費盡心神照顧世子，盡管他罹病的頻率高得驚人。

1643年的春天，世子館接到來自清朝官方的命令，要求朝鮮醫官入宮。據聞，皇太極風眩異常，除詢問世子館備有藥材竹瀝，更且“要見名醫”。（《朝鮮王朝實錄》，仁祖二十一年四月六日己巳）

人們在脆弱的時候，自然優先考慮最安全的選擇，想來身體不適乃至罹病患疾肯定預其數。換句話說，朝鮮醫生的社會地位與根植人們心中的依賴，絕非從天而降的新例，而系行之有年的舊慣。

早在皇太極的召喚之先，朝鮮使節團的隨行醫員已經頻繁往來于遼東的貢道上。萬歷二年（1574）初春，寧遠參將線世祿忽染風疾。朝鮮使節團經過時，盡管他的病癥已經痊愈七八，然而食飲不消、大便艱澀依舊，遂遣家人“豫寫病癥，兼送酒肉菜果，以求醫藥”。最后他收到醫員張彥龍寫下的藥方單子。（許篈，《朝天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6冊，頁157）

《義州北京使行路》，圖中呈現朝天使團來往中國和朝鮮的路徑。來自《輿地圖》（首爾：首爾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筆寫本，收藏記號：古4709-78-v.1-3）。

1644年的甲申國變后，質子永歸，昭顯世子踏上返鄉路，然而漢城宮廷的醫生還在續寫外交使命的篇章。所謂的燕行使，其實是兩個政治實權者彼此的說話，惟其受限于時間、空間與技術上的種種條件，采取派遣人員代表，進行各種交涉與談判。

因為官員代表朝鮮國王與整個朝廷，加上往返漢城、北京的旅途曠日廢時，有時更逾一年以上；很難想象如此重要的任務，會排除親信重臣，或是刻意栽培的年輕俊彥。我曾簡單統計17-18世紀朝鮮領議政的外交經驗，發現他們大多在位極人臣之前，具備實地考察中國的經驗。

使節團腳下的貢道，系由政治與外交的國策編織而成；既然意義非凡，使臣貴重，醫病養護的專家自然是使節團的固定成員。隨團醫員宛若使節團的低音，他被掩蓋在正使、副使與子弟軍官身后，仿佛不存在一般。而“唐人病臥者，求見醫手”（金中清，《朝天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11冊，頁409）的事例反復現身朝鮮文獻，則恰如其分地提醒讀者，救死扶傷的醫生始終隨伺在側。

黃梓，《甲寅燕行錄》，收入《畢依齋遺稿》（東京：東洋文庫藏筆寫本）。燕行時間為1734年。

最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的冬天。

使節團離開廣寧，繼續向北京前進。他們行經常興站時，此處人煙罕至，民戶不過四五之數。他們見著一位少年，跪在路中。根據朝鮮使節的描述，“少年跪進紅色宮牌單子”，上頭寫著“廣寧縣民張其增稟具，懇恩施藥以救殘疾事”。（李商鳳，《北轅錄（一）》，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編，《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第16冊，頁266）少年的祖父為火癥所困，日久為痰，望求藥以救殘喘。

行到北京，入住會同館，場面直與沿途無異。康熙六十年（1721），李宜顯（1669-1745）云：“胡皇貴臣圖納有病，要見我國醫人。”（李宜顯，《庚子燕行雜識》，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編，《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第11冊，頁235）剛好一年前，同樣在會同館內，李器之（1690-1722）遇到“有官員貌樣者”，經過了解才知道是“親王之孫，問病于金德三”。（李器之，《一庵燕記（二）》，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編，《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第13冊，頁103）

接著是更加位高權重的人物。雍正六年（1728）正月七日，當時日氣溫和，春意已生，怡親王胤祥（1686-1730）差人聯系會同館的朝鮮使節團，“要見針醫及善華語之譯官”。（姜浩溥，《桑蓬錄（二）》，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編，《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第15冊，頁114）此后隨團醫員金時裕、吳志哲頻繁離館，前去診療乃子。

因為胤祥為康熙帝（1654-1722）第十三子，朝鮮記錄稱為十三王。朝鮮人認為胤祥地位僅次于皇帝，提交給朝鮮英祖（1694-1776）的報告書云：“今天下事，十三王無不總理。”（《備邊司謄錄》，英祖元年十月九日）金時裕回到會同館，便向使者們分享道：“十三王之宅，其門以石筑而雕鏤之，畫以五彩，極玲瓏，門上為樓焉。”（姜浩溥，《桑蓬錄（二）》，頁114）想來奢華之極，盡于眼底。

胤祥顯然很滿意朝鮮醫官的表現，他甚至向朝廷陳請，恩留吳志哲于京師，繼續治療。十三是雍正帝（1678-1735）最親的血脈兄弟，皇帝一口應允。清朝禮部正式通知朝鮮，因“怡親王奏稱，臣子癥候，近延朝鮮國醫官吳志哲調治有效，叩乞恩賜留京調治，俟下次謝恩使臣一同回國”。雍正帝表示此議“甚好”，著令朝鮮醫官留京調治。隨同吳志哲待在北京的還有負責翻譯的金是瑜，以及六名從人。（《同文匯考》，原編卷79，〈禮部知會留醫官在京咨〉）

反倒是朝鮮人難以置信，該次使節團成員姜浩溥（1690-1778）稱“吳持喆﹝志哲﹞庸醫也。在本國時不甚知名矣，至大國而能見重如此”。感受不到絲毫欣喜與自豪，只有滿滿的嘲諷，認為此事“可發一笑也”。（姜浩溥，《桑蓬錄（二）》，頁207）

朝鮮醫生的機會確實來得很快。

因應國際局勢的外交任務，以及采買唐藥、調制臘藥，創造可觀的醫療需求，但是他們的角色著實不限于此。

清朝統一中原后，時不時關心日本情勢。特別是雍正年間，清朝官員注意到日本招徠醫生、兵士，收買書籍，探聽中國事情。（大庭修，《徳川吉宗と康熙帝》（東京：大修館書店，1999）。劉序楓，〈清康熙年間的日本調查活動──以兩件清宮舊藏長崎相關圖繪為線索〉，《故宮學術季刊》，第39卷第4期，頁123-171）雍正六年（1728），朝鮮使者寫給國王的報告書，提及“皇帝及十三王欲知倭國風俗、規制，一一錄示，問于倭學譯官洪舜明”。（《同文匯考》，補編卷4，〈冬至正行正使尹淳副使趙翼命別單〉）滿洲人試圖從朝鮮身上，挖掘日本的情報。

就在同一年的正月十二日，金時裕、吳志哲正在胤祥家看診。十三王問道：“汝國與倭國至今通商貿乎？”（姜浩溥，《桑蓬錄（二）》，頁121）然后他們談起白銀的流向，金、吳云：“倭國所產之銀，比昔五之三，故我國無銀也。”（姜浩溥，《桑蓬錄（二）》，頁122）自康熙年間解除海禁后，唐船頻繁往來寧波與長崎。清朝海禁期間，朝鮮透過經營中、日轉手貿易，獲利良多。

此些對話的背后，是一個跨地域博弈的試探。倘若孤立地檢視朝鮮醫生在北京發生的故事，想必局限我們審酌、勘定凡此證言的眼光，同時輕忽從朝鮮醫生的視野，可能觸碰到的，那更廣闊的世界。

附記

2018年起有幸在史語所做獎助生，有比較多的機會向林富士老師學習。林老師寫作經驗豐富，文筆所及非僅限于學院之內。那時忙于修課、資格考，以及準備一年一次的年度報告；另一個掛心的就是“寫故事”，對此自顧自地想了很多。當時一股腦地向林老師說起自己的困惑。他覺得專業的學術研究與普及性的文字，兩者其實并不沖突。甚且自承不少論文的最初構想，出自具故事性、篇幅不長的作品。說是分享，更是夫子自道。林老師提示我應該學著“一張一弛”，意思是寫論文與寫故事之間取得平衡，不要將兩者視為非此即彼的關系。直到最近一年，方才略有領悟。

那次見過面后，沒有幾天，我便又一頭熱地繼續寫起自以為是的文字，張貼在社交媒體上。林老師看到了，留下勉勵的文字，這是記憶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得到他的鼓勵。限于學力，我當時沒能寫完，也著實寫得不滿意。時近林富士老師逝世兩周年，不知為何想起此事，遂就著原稿增寫，為當初結尾的“待續”二字畫上休止符，并謹此紀念一位矢志追求“小歷史”的歷史學家。

按：2023年6月22日是歷史學者林富士（1960-2021）逝世兩周年紀念日。林富士先生畢業于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班，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博士，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研究領域主要為中國巫覡史、道教史、疾病史及醫療文化史，著有《巫者的世界》《小歷史——歷史的邊陲》《疾病終結者——中國早期的道教醫學》《禮俗與宗教》《中國中古時期的宗教與醫療》等，被稱為“小歷史研究的先行者”。

林富士著《小歷史——歷史的邊陲》書影

林富士著《巫者的世界》書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