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家項飆差點就成了一名工人。

1980年代中后期，初中畢業的項飆除了升學，還有另一個選擇——上技校。那是一個讀中專技校比上高中更吃香的年代，少年項飆對讀書沒有什么執念，他形容自己那時讀書“還可以”，但是被大人告知“沒有潛力”，讀了高中也不知道能不能考上大學。

但是項飆希望報考的陶瓷廠技校當年沒有招生，項飆上了高中。高中時項飆顯示出了讀書的潛力，在1990年被保送到了北京大學，他選了社會學系。在北大，項飆花六年時間實地調研了北京城鄉邊界的“浙江村”。這本《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第一批印刷時，沒賣出去兩千冊，而如今已成為一部世界范圍內的人類學經典。

上世紀末，項飆去牛津讀了人類學博士，而后留校任教。現在的項飆生活于德國，任馬斯克·普朗克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所長。

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項飆的表達顯示出其縝密的學術思考，常常發人深省，刺痛時代神經。例如“附近的消失”“內卷是一種不允許失敗和退出的競爭”“中國人像蜂鳥，振動翅膀懸在空中”。這位70后人類學家因此被中國大眾所熟知。

而另一位80后人類學家幾乎從未對工作有過搖擺。

現任云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的袁長庚早就清楚了自己的學術志趣，毫無懸念地一直讀到了博士。在南方科技大學任教的五年中，袁長庚給理工科學生開設“理解死亡”“身體與情感”等通識類課程，成為“人類學網紅教師”。

袁長庚的漫長求學之旅以及同當代大學生打交道的工作，讓他見證了80后至00后的擇業狀態與就業環境。2022年，袁長庚離開了寫滿奮斗意味的深圳，來到春城昆明。他給自己的簡介是“文化人類學博士，現居昆明，忙時教書，閑時養貓”。

時間來到2023年，年輕人的就業環境變得更為復雜。內卷、996、脫不下的長衫、985廢物等等，成了他們表達無奈和自嘲的新語匯，而這些詞匯背后折射的，是當下年輕人對工作的某種共同的焦慮。人類學者會如何回應年輕人的這種焦慮？

2023年6月16日，澎湃研究所邀請了項飆與袁長庚，兩位人類學者與當代青年面對面聊了聊工作。這是2023數字原野計劃的特別場活動。2022年，澎湃新聞與騰訊公司聯合發起數字原野計劃，旨在匯聚數字社會研究學者，尤其是青年學者，共同探討數字技術影響之下的關系變革、經濟變化與時代變遷。

屏幕中的項飆坐在他德國哈雷的辦公室中，身著紅色的毛衣和牛仔藍的圍巾，發型不拘一格，看上去有些嬉皮。但開口便盡顯學者風范。他總是能快速進入到思考的狀態里去，眼睛向上看著，仿佛在和大腦進行著信號傳輸。

袁長庚從云南飛來了上海的現場，他留寸頭，穿印著卡夫卡的黑色T恤、牛仔褲和帆布鞋，和媒體中的形象一樣，揚著下巴，很少出現嘴角上揚的討喜神情，像一個不服氣的朋克青年。

雖然袁長庚喜歡用“吹牛逼”這個詞來自我調侃，但隨著活動的進行，聽眾不難感受到，這是一場極其嚴肅而又真誠的對談。

6月16日“我的這份工作”對談現場   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攝

對談現場  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攝

考公求穩行得通嗎？考試成為生存方式，但穩定背后有不確定性

在項飆讀書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大學畢業的年輕人不會削尖了腦袋往體制內鉆。在他的印象中，當時的年輕人會覺得體制外機會更多，雖然有點不穩定，但是外面有奔頭，也有趣。正像1980年代末的歌曲《外面的世界》里唱的那樣，“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無奈”。雖然有無奈，但總的來說，年輕人還是滿懷憧憬。

袁長庚本科畢業時，是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他記得周圍同學找工作時，抱著一種摻雜著對未來期許的共識：沒有人的第一份工作是理想的，但只要一直干下去，十年后大家都會上一些或高或低的岸。

2016年，袁長庚博士畢業。那幾年，實體經濟和互聯網科技發展迅猛，靠生產內容為業者遇上了好時候，他感到那時的文科生自信心爆棚。在他們的想象中，工作可以直接對應到未來的美好生活，前途望過去是一片光明。

但這種對未來充滿自信的共識并未持續太久。今天的年輕人，尤其是大學生，對考公進入體制重又燃起了熱情。據統計，2022年國考的報名人數再創新高，超212.3萬人，平均錄取比例68：1，在最熱門的崗位中，兩萬多人競爭一個崗位。

愈演愈烈的考公熱背后的內核，也許指向的是一個重要的哲學命題，也是許多人類文明中的一道嚴肅課題——我們該如何面對人生的不確定性。

就像項飆并不認為考公代表了一種保守心態。在他看來，通過考公去追求工作的穩定，是一種特殊的穩定，是通過極度的競爭獲得的，為之付出的個人代價很大，因為考上之后，會從事怎樣的工作，他們可能不知道也不在乎，對工作本身更無志趣可言。

但這種對穩定的追求并不是躺平，反倒是躺平的反面。考公是一種受到社會高度認可的工作選擇，在當下成了一個向上的目標，在不少人看來，考公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袁長庚則指出了這種“穩定”背后的“不確定”：“如果人生是不確定的，就轉頭投入到體制編制的懷抱，去擁抱一種確定性，那么通常所謂更主流和從眾的選擇，可能會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20年前的下崗潮便是一個例子。企業改制，飯碗由鐵變瓷，當年的鐵飯碗被摔破了，不確定性驟然而至。

就像袁長庚曾舉過流浪樂手的例子：“一個爵士樂手，沒有編制，沒有社保，沒有穩定收入的來源，看起來非常不確定。但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他所有的一切都放在他的行李箱里，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可控的。他今天可以在大理生活，明天可以去廈門，后天可以去北方。兩種人到底誰經受風險的能力更強大，這是未知的。”

如果“考公”中的“公”代表了年輕人對穩定的想象，那作為通往穩定狀態方式的“考”，也正成為很多年輕人的生命狀態。在這場對談中，人類學家剖析了考公中“考”的深層含義。

袁長庚敏銳地感受到，現在的考試被游戲化了，考試的過程像玩游戲一樣，一步一步把東西碼齊了以后，就可以通關。這個比喻讓項飆意識到，這里的游戲并不是玩樂，所謂游戲化指的是，考試像是電子游戲的設定，遵循非常簡單的規則，付出就有回報，而且規律是可控可預期的。

項飆一語中的：“考試現在不僅是手段，更成為一種生存方式。通過考試，他知道我的精力應該放在哪里，我的勁要往哪里使，每一天的生活怎么安排，他會覺得我每天的生活是有意義的。他很單線地付出，這個世界是可以給他回報的，他在那里像老鼠一樣刺激—回報，再刺激—再回報，單線地做，他也有很多的焦慮，也有壓力，但是他會覺得這個世界是可知和可控的。”

隨著經濟環境和就業形勢的迭變，青年的就業情況并不理想。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4月經濟數據，16-24歲的青年失業率首超20%。這也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何越來越多的青年選擇向體制內求穩。

但與此同時，當職場外的青年逡巡而不得入時，很多職場內的青年卻常常加班到9點，被996的工作體制“套牢”。

上海靜安區CBD  人民視覺 資料圖

996背后是什么？對超人能力與奮斗景觀的迷戀

袁長庚清楚地記得，剛去深圳時，一篇叫做《請看這是晚上12點鐘的深圳市民中心》的文章在朋友圈瘋轉，文章提到正是整個深圳政府在凌晨時燈火通明，才證明了為什么深圳能夠成為全中國經濟的引擎。

在袁長庚看來，這樣的敘事，是一種對現代性奮斗景觀的極端迷戀。“這個迷戀雜糅著危機感，雜糅著一種對潛能政治的追求，不去看實際的現實條件，很少談人的限度。”

而從歷史的眼光看，這種迷戀并非新事物。中國進入到現代化的進程中來，“無論是救亡、建設還是發展的階段，整個社會都彌漫著一個根本性的焦慮，就是現代性是不會留給我們時間的，因為別人比你早了三四百年，所以我們整個的現代性敘事里有一個前提假設，就是我們是沒有充分的時間和條件的。”

曾在深圳工作生活六年的袁長庚，對此有著極強的切身體會。他愈發感到，深圳是座太過年輕的、瘋狂的城市，也是他這種想要慢下來生活的人待不住的地方。

“我離開深圳的時候，深圳所有的行業都在喊彎道超車，所謂彎道超車就是你知道那個目標是既定的，但是用常規的戰術策略不可能完成，只能通過一個手段或技巧來實現對時間成本的極大縮短。”

去年，袁長庚離開了這座現代性景觀滿布到有些超現實的年輕城市，帶著三只貓和七千冊書，去到了現代性更稀薄的城市昆明。

而項飆則將目光投向了更具體的996工作制度。

他曾從大廠的角度，分析996存在的原因。他發現這些苦不是年輕人自己去找來吃的，很可能是一種刻意的制度安排。

一些大廠給少數人派高額的工作量，所謂“3-4-5”，3個人干5個人的工作，付4個人的工資，為什么大廠不以更加常規的方式（平均工作量、平均工資）來分配工作量呢？項飆猜測，大廠很重要的考慮是“控制”。

“這個體制的設計，包括把工作時間拉長、工作人數減少，單純地靠工資高來吸引人，造成了一種非常緊張的競爭狀態。大家到了工作崗位后，肯定是不加反思地、一根筋地去干活。同時，人少了，人和人之間的關系也少了，也變得更加容易控制。”

那么年輕人為何又“甘愿”進入到這樣的工作場域，“甘愿”吃這樣超標的苦？

項飆認為這背后可能是一種成功崇拜，一種回饋崇拜，或者說一種英雄崇拜。“5個人的活招3個人來干，這3個人是頂級的，天才式的人物，是超人；如果招5個人，那他們就只是一般的工人”。從這個角度看，大廠把勞動問題和工作問題，轉換成了一種帶有神秘主義色彩的超人能力的問題。

就像“985廢物”“脫不下的長衫”等網絡熱詞所表達的情緒一樣，年輕人通過話語進行自我解嘲，是他們的一種自我調整的方式。對于工作上的“吃苦”，也有了例如“打工要有渣男心態，別走心”的話語產生，這也許可視為對抗公司制度/資本主義的一種新策略。

但現場的一位青年對此提出了疑惑：“人在工作的時候，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沒辦法抽離掉情感以及對工作本身意義的渴求。”

活動現場，袁長庚在回答  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攝

工作的意義在哪里？這是一個城市中產焦慮

“對工作意義的焦慮，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城市中產的焦慮。”袁長庚聽到追問工作意義的聲音，大多來自城市中產青年。

做高校教師的六年多來，袁長庚接觸最多的是大學生。他感到：“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更容易把工作和生活對象化，他把工作意義問題做專門的處理，他的工作意義不直接指向生活，他工作再好，再有錢，不必然意味著生活有意義，所以他通常兩邊都是困擾的。”

“但是對于社會底層而言，工作的收獲可以直接對應于生存價值，所以他在這個方面的計算公式反而比較簡單”，袁長庚用自己的博士研究舉了例子。

他的博士田野在山東某傳銷組織里，這些在外人看來又蠢又壞的傳銷人員，大都初中畢業，他們的工資并不高，但工作量很大，投入和產出不成比例，但是很多人告訴他，“以前我嘴都張不開，現在一個小型家庭聚會，我可以做主持人，我在這個地方學會了演講，學會了分享”。從底層人身上，袁長庚看到工作和生活的交融，而非截然二分。

項飆對追問工作意義的青年們則表現出了同理心，他解釋道：“除了獲得物質的回饋，工作也是現代社會中自我參與公共事務的主要手段，關乎一個人的自我認同和自我身份，丟了工作的人覺得像丟了魂一樣，因為他一下子不知道自己存在的意義在哪里，不僅是沒了收入，更是作為社會一份子，有一種被社會拋棄的感覺。”

而若要正視工作的意義，也需要將目光放至勞作演變至工作的歷史中。

“從戰后全世界的發展趨勢來看，越來越多的勞作，被穩定成為工作的形態。當勞作變成工作，不僅意味著五險一金等社會保障體系，簽了勞動合同之后，對勞動權利的保護，產假的問題，招聘時的性別歧視，才有了可談的基礎。”也就是說，從勞作到工作，是用一種集體同意的方式，用法律的形式穩定下來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在項飆曾經的田野浙江村，那些做衣服的小商販，認為他們并沒有所謂的工作，他們眼中的一些北京市民才是有工作的。浙江村的人會從人的外表和行為舉止判斷這個人是否是“吃工資飯的”，而“吃工資飯”也成了他們對下一代的想象。做衣服是勞作，但吃工資飯是工作。

而在當下，項飆看到的卻是：“工作變成了固定下來的勞作，體制內外的區別只是，體制內是穩定的、僵硬的工作，體制外是無規則的工作”。但相同的是，“人沒有支配自己時間的自由度，工作也沒有給人一種保護感，更沒有讓人有一種參與感，一種發揮自己的能量和同事一起去創造的感覺。”

對于工作意義的探尋，似乎已經超過了工作，指向人的存在本身，就像現場另一位青年的發問：“我認為我的這份工作是有價值的，但是我在其中感受不到自我的價值，換一個人也能做。我是不是該放棄從工作中尋找，轉而從熱愛的事情中尋找自我的價值？”

活動現場，項飚在思考與回答  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攝

如何實現自我價值？將人生的常規連接到未知的角落

如何實現自我價值，這是一個更適合由哲學家回答的問題，但是讓人類學家來回答，他們會有不同的切入點。

在工作中感受到價值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袁長庚總結了三點原因：首先，在現代性的分工狀態下，即便最后的產出是有價值的，但過程中的重復性不可避免，重復性是常態。

其次，感受到價值的過程會有些曲折，比如很多醫生從事的工作是很有重復性的，可能感受不到價值，但是他今天治了一個40歲的中年婦女，明天治了一個20歲的小伙子，生命本身的復雜性就會讓他不斷地確認，這個重復性的工作也有價值。

最后，工作的產出與個性之間的直接匹配，更容易產生價值感。比如藝術家和創作者不會覺得自己沒有價值，哪怕他很蹩腳，但是他創造那個東西，世界上只認定是他創造的。不像技術工作人員，他們的工作是高度可被替代的。

那么，普通人如何在工作中尋找價值感呢？

項飆對年輕人的建議是“以非常具體的方式感受價值”。敏銳的他對聽眾所言的價值與經濟學意義上的價值作了區分，“價值不是回報”“感受到價值是一個過程”。

“生活的荒謬感往往來自于我向世界發問，我向世界發聲，但我聽到的永遠是沉默。周邊沒有給你反應，就會讓你產生一種巨大的荒謬感和恐慌感。”項飆以自己舉例，他表示在工作中與同事的有效溝通，是感受到自我價值的時刻。

這些人與人之間的感知與回應，所構成的印證和連接感，被項飆稱為“日常自我價值的微觀構造”。

袁長庚不會勸年輕人放棄從工作中尋找自我價值，他覺得對絕大多數人而言，工作是我們與這個世界聯系最主要的方式，“如果放棄從工作中尋找，轉而通過生活或精神世界、信仰世界去建立自我價值，其實是更難的。”

工作產生的意義感，讓袁長庚想起了疫情期間的一件“小事”：

那年有大量的校工和學生留校就地過年，學生們很想為校工組織一些有意義的活動，他們想了很多方案，比如送賀卡或者請吃飯。袁長庚向學生建議，為校工們設計一個45分鐘的課程，教他們使用微信的各種功能，從支付到遠程通話到錄頻，為他們做一個小小的培訓。袁長庚觀察到，很多40歲以上的中年人并不懂得如何使用微信，更不知道如何解鎖微信多種多樣的功能。

后來，很多學生和袁長庚講，他們學了十幾年的計算機，從中小學就開始參加競賽，一直到大學，從來沒覺得哪一刻是有意義的，直到這次為校工做的小小的培訓。這件事的意義，不在于學生在過程中能力得到了提高，而只是他們跟這個世界的另外一個角落發生了聯系而已。

袁長庚說：“或許把你人生的常規狀態連接到一個從未想象到的角落，你會發現你的人生被重新啟動，我覺得這在這個年代是一個可行的策略。”

志愿者指導老年居民學習用智能手機上網購物  人民視覺 資料圖

結語：人需要燒過一遍，才能對自己有所確認

長達兩個半小時的對談接近尾聲。如果將青年與工作的話題一直討論下去，似乎在探討更深層次的東西——社會對人的想象是什么？人又何以為人？

從自己的青春走過，又趟過一屆又一屆年輕人的青春河流，袁長庚感受到了某種不對勁：“在過去的20多年里，我們整個社會對人的基本想象是出了問題的”。

他曾有過這樣的表述：“家長和社會對年輕人的暗示是：自我就像是一塊木頭，削一塊少一塊，用一塊少一塊，所以你年輕的時候應該把自己保護起來”。

但是，“人是需要被浪費和被投入的，人需要燒過一遍，甚至損耗一遍之后，才能夠對自己有所確認。通常人是在義無反顧地把自己投入到一件事情和一個人身上之后，才會忽然意識到——那個階段，‘我活得特別像我’”。

袁長庚的這段話，就像他身上那件印著卡夫卡的T恤一樣，搖滾得直擊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