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哥倫比亞迎來首個左翼政府

2022年，我在哥斯達黎加大學結識了摯友Ana，她來自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5月，她在哥倫比亞總統大選海外投票站擔任計票志愿者；6月，當左翼聯盟“歷史公約（Pacto Histórico）”贏得選舉時，Ana和她在投票站的同事們高興得相擁哭泣。

圖1：2022年5月30日，在哥斯達黎加境內的哥倫比亞公民前往投票站投票

作為拉美重要經濟體，哥倫比亞迎來了歷史上第一個左翼政府，也由此和巴西、智利共同成為拉美第二次粉紅浪潮的重要組成部分。哥倫比亞為什么能在2022年迎來歷史轉折？這不僅是哥國社會矛盾激化、左翼全面聯合的結果，持續數十年的哥倫比亞內戰也和這一轉折緊密相關。

激化的哥倫比亞社會矛盾

和智利、秘魯等拉美國家一樣，哥倫比亞作為金屬及礦產品等大宗商品出產國，受益于21世紀前10年的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上行周期 ；特別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拉美在中國經濟拉動與美國量化寬松政策下迎來“初級產品繁榮” 。然而，在2013年繁榮期結束后，哥倫比亞和該地區其它經濟體一樣逐漸陷入困局，社會與政治不穩定性增加。

在新冠疫情的進一步沖擊下，2021年，哥倫比亞GDP達到10年內最低點 ；2022年4月，哥倫比亞持續走高的通貨膨脹率達到9.23% 。經濟衰退導致民眾生活水平下降，而政府的緊縮政策進一步引發不滿，經濟危機由此迅速傳導致社會與政治領域，右翼執政黨的公信力崩塌。

圖2：哥倫比亞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2013年登頂后下跌（來源：countryeconomy.com）

在21世紀初經濟繁榮時期，哥倫比亞的新興中產階層快速擴大。至2020年，中產群體已占總人口的32% 。正如亨廷頓所言，新興中產不同于被視為“社會穩定器”的傳統中產階級 。在社會結構劇烈變動的同時，中間階層的位置并不穩固，而受疫情進一步沖擊后，中低收入群體大規模“返貧”，導致新興中產的政治訴求更加激進。

同時，哥倫比亞社會的不平等未隨經濟發展得到改善。自2010年以來，哥倫比亞最富有的20%人口始終占有超過54%的社會收入；2020年，其收入占比升至十年內最高點58.3% 。在高“返貧”風險與狹窄的上升通道面前，不滿的選民不再相信傳統右翼精英，于是推動了政治生態變革。

左翼政黨的全面聯合

新任總統佩德羅（Gustavo Petro）自上世紀80年代起從政，是成熟的左翼政治家。2011年，他成立人道哥倫比亞黨（Colombia Humana）并率其贏得波哥大市長競選。

2016年，哥政府與左翼游擊隊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FARC-EP，簡稱“哥革武”）簽訂和平協議，數十年內戰后的和平進程終于開啟。2017年，哥革武注冊為合法政黨共同黨（Comunes），依據協議，在8年轉型期內，他們在兩院內分別固定占有5席。在2018年總統大選中，人道哥倫比亞與個別左翼政黨組成了小規模聯盟；但是，由于不想面對保守選民采取過于激進立場，此時的佩德羅拒絕了共同黨的合作邀約。

然而，2021年，他牽頭人道哥倫比亞、共同黨、哥倫比亞共產黨在內的20個政黨，組成左翼聯盟“歷史公約”，在次年的國會選舉中拿下兩院最多席位，并最終贏得總統大選。盡管社會基礎是其上臺的根本原因，但廣泛的左翼同盟直接強化了各黨政治力量，與一輪大選中各自為政的新自由主義政黨形成了鮮明對比。

和平進程的停滯助推左翼聯盟上臺

哥倫比亞內戰是自上世紀60年代開始的一系列軍事沖突。2016年，主導和平協議簽訂的桑托斯總統（Juan Santos）因這一成就而獲諾貝爾和平獎。然而，協議簽訂后，政府未能鞏固其在偏遠農村的行政力量，哥革武的前占領區轉而被其它軍事組織占領，民眾依舊生活在沖突之中 。

2018年，杜克總統（Iván Duque）上臺后，加強與美國禁毒戰爭合作；為強制清除古柯作物、切斷反政府武裝經濟來源，他重啟非法的草甘膦噴灑，嚴重侵害原住民健康權。暴力鎮壓激化了武裝沖突，甚至引起部分前哥革武成員重返戰斗。根據聯合國數據，僅在2021年，在哥倫比亞境內因武裝沖突而流離失所或被監禁的就有11萬人。

由于政府治理能力向外圍遞減，哥倫比亞南北與西部邊境省份是發生武裝沖突和販毒等有組織犯罪的主要地區；其中，臨海省份能為毒品販運等活動提供海運便利，所以更是軍事組織與販毒集團的重點活動區。相比中央地區，直接受沖突影響的邊境居民更支持和平進程（見圖3）。

圖3：邊境居民更支持和平進程（來源：Indepaz）
左：1996-2012年因武裝沖突流離失所的40萬哥倫比亞家庭來源地（紅-大于1萬戶/市，黃-小于1萬戶/市）
右：2016年哥倫比亞赦免哥革武和平協議公投結果（綠-支持，紅-反對）

在2022年大選中，相較對非政府武裝態度強硬的右翼候選人埃爾南德斯（Rodolfo Hernández），左翼聯盟將戰后重建與和平進程作為主要分議程之一，提倡尊重與完善和平協議、建設和平年代、打擊經濟不平等、積極進行戰后重建與整合。

支持“歷史公約”的地區與在2016年公投中支持和平協議的地區高度重合（見圖4），在數個邊境省份，“歷史公約”甚至壓倒性得到超過80%選票，可見，其獲勝的重要原因是順應了沖突區國民對和平的強烈訴求。

圖4：支持和平進程的選民更支持左翼聯盟
左：2016年哥倫比亞赦免哥革武和平協議公投結果（綠-支持，紅-反對）（來源：Indepaz）
右：哥2022大選二輪選票分布（紅-佩德羅，黃-埃爾南德斯）（來源：CNN Espa?ol）

二、內戰中的結構性暴力

2022年7月，在哥倫比亞獨立日前夜，我來到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旅行。如前文所述，武裝沖突集中在邊境地區，城市居民在生活中并不會直接察覺它的發生。哥倫比亞城市人口占總人口比在2016年已經突破80%，而首都波哥大也是一座繁華的都市。

圖5：從纜車上俯瞰波哥大夜景

但是，數十年內戰已經改變了哥民族的社會記憶。在與朋友們和數位Uber司機交談的過程中，我意識到，即使在繁華的波哥大，許多人也背負著個人與家庭在內戰中留下的傷痛記憶。因此，他們雖然在理性上理解達成最終和平的必要，但在感性上無法接受對前游擊隊成員的赦免。由此回溯2016年和平協議在全民公投中因微弱劣勢遭否決（公投不具有法律效力，而國會依然批準了和平協議），這一挫折雖然部分歸咎于政黨斗爭，但一定程度說明了哥倫比亞國民在和平進程中面臨的立場困境。而更加分裂的社會立場，也是結構性暴力的因素之一。

在直接暴力之外，內戰與結構性暴力——哥倫比亞社會的高度不平等——緊密相連。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23年的報告，以基尼系數衡量，在過去十年中，哥倫比亞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收入差距第二大的國家。而哥倫比亞內戰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遲遲未得到解決的土地分配不平等問題。而從結構性暴力中誕生的直接暴力，不僅只有戰斗方的交火，還包括仇恨犯罪等行為——在1985年至2018年的內戰中，發生了45萬多起與內戰相關的謀殺，其中12%是政府方造成的。

但相比直接暴力，這種結構性暴力更隱蔽，貧富差距、性別歧視、種族歧視等都是它的表現形式。例如，杜克政府為切斷反政府武裝經濟來源，對可能的古柯種植區非法噴灑致癌的草甘膦，其受害者主要是哥倫比亞邊境的原住民、少數族裔和農民等在社會經濟等層面處于弱勢的群體。

三、結語

自上任以來，新政府將“全面和平（La Paz Total）”作為主要戰略，大力推動在2016年簽署后未得到貫徹的和平協議的實施。2022年10月，新政府開始實施農村土地改革；截止2023年2月，政府已與十余個武裝團體達成停火。然而，“全面和平”也受到了一些質疑。例如，美國右翼輿論懷疑哥政府是否有能力通過非暴力手段在十多個武裝團體之間取得平衡；一些內戰受害者也要求更多地獲得合法補償。

正如在本文開頭激動落淚的Ana，在我所接觸的哥倫比亞年輕左翼同溫層中，大家都對選舉結果歡欣鼓舞；但其中一些人也對我表達了擔憂：憑左翼民粹主義上臺的新政府，如果不能在短時間內解決哥國社會結構性問題，就可能面臨同樣強烈的民意反彈。

圖6：波哥大街頭壁畫

誠然，“歷史公約”帶著和平理想登上哥倫比亞的歷史舞臺，但在4年任期之內，他們能推動多少結構性變革依然未知。在本文撰稿前，佩德羅政府的《國家發展計劃2022-2026》剛剛獲得哥倫比亞國會通過，其中，除了將和平進程作為優先議題外，新政府更是大力推廣作為國民意識形態的和平理念，關注環境和平等非傳統和平問題，并積極促進人權保護與南南合作。除了歷史的傷痛，新政府還可能面對分裂的國會、美國等方面干涉等種種阻礙；但縱然前路漫長，他們已經為和平進程的重啟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作者：李思齊，北京外國語大學2019級本科生，西班牙語語言文學專業（拉美政治方向）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與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立場無關，文責自負。引用、轉載請標明作者信息及文章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