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來的歷程，是刑事訴訟法治不斷進步的歷程，更是程序意識、法治意識、人權保障意識得以彰顯的歷程。這其中，疑罪從無規定的從無到有、從“紙面上的法”到“實踐中的法”的轉變無疑是我國刑事訴訟法治建設成就的一個重要縮影。筆者數年前曾呼吁樹立程序意識，刑事訴訟在求真的同時也要求善，不縱也不枉。而一個國家能否在經過證據調查后不能形成有罪確信時宣告被告人無罪無疑是衡量其是否達到善治要求的重要指標。可以說，疑罪從無在我國從入法到落地生根的整個過程正是我國刑事訴訟從求真到求真也求善的轉變過程。

一、從無到有：疑罪從無的曲折入法

疑罪從無的入法在我國經歷了一番曲折。1979年刑事訴訟法作為文革結束后不久得以通過的幾部法律之一，受制于當時的歷史環境和時代背景，并沒有規定疑罪從無。在1979年刑訴法施行期間，受改革開放影響，經濟迅猛發展，人民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權利意識與法治意識不斷覺醒，對程序正義的訴求更高，因此，學界要求規定疑罪從無的呼聲日益高漲。當時，學界要求刑事訴訟中確立世界各國通行的無罪推定原則。但這遭受到的阻力非常大，不少人反對一步到位確立通行的無罪推定原則。受此影響，疑罪從無入法也一并遭到了抵制，最初的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中并沒有體現疑罪從無的內容。

但幾經努力，1996年刑事訴訟法最終還是規定了疑罪從無，即該法第一百六十二條（即2012年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三）規定：“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應該說這是一個不小的進步，但疑罪從無的立法還是存在一個缺憾，即將證據不足時的無罪判決作為單獨的一種無罪判決形式，與經過審判確實無罪的無罪判決相區別。可以說，這是一種不徹底的疑罪從無，是立法博弈的結果。

二、從疑罪從無到留有余地：疑罪從無的異化實踐

疑罪從無的入法標志著其不再僅僅是一種法律理念，更是一種法律規則，應該得到遵守和信奉。但1996年刑事訴訟法施行期間，疑罪從無的落實情況并不理想。

近年來揭露出來的冤假錯案表明，疑罪從無在以往的司法實踐中被虛置，往往異化為疑罪從有、疑罪從輕的司法潛規則，當案件證據不足、不能形成有罪確信時，本應作出無罪裁判，而作出了有罪裁判，只不過在量刑上較為輕緩而已。這被稱為留有余地的裁判。實踐中還存在著“疑罪從掛”，也就是當案件證據不足不能形成有罪確信時，把案件擱置起來拖著不處理，而被追訴人則長期處于羈押狀態。

河南趙作海殺人案、浙江張氏叔侄強奸案件等冤假錯案都是典型的疑罪從有、留有余地的裁判。盡管在這些案件中，認定被告人有罪的證據不足，但法院依舊對被告人作出了有罪裁判，只不過在量刑上沒有作出死刑裁判而已。

盡管在這些案件中留有余地的裁判沒有使被告人“人頭落地”，也盡管這其中充滿了各種壓力，但這不應成為阻礙我們落實疑罪從無的理由。一次錯誤的疑罪從有裁判，其錯誤有兩個，一個是冤枉了無辜，另一個是放縱了有罪之人。而疑罪從無，其錯誤至多有一個，就是有可能放縱了壞人，但絕對沒有冤枉一個無辜之人。可能犯一次錯誤與可能犯兩次錯誤相比，我們怎么選擇？同樣，可能錯放有罪之人與絕對沒有冤枉一個無辜之人相比，我們怎么選擇？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實際上，疑罪從無的核心價值就是使無辜之人免受牢獄之災，這是對所有公民的保護，因為任何一個公民都有面臨無端指控的可能。

三、從紙面上的法到實踐中的法：疑罪從無的落地生根

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改為程序法治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契機，也為疑罪從無的落地生根塑造了良好的法制環境。“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了刑事訴訟法，明確了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原則，構建了中國式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等等，同時，刑事訴訟法也進一步細化了刑事案件的證明標準，為何為“疑罪”、何為“證據確實、充分”作了更清晰的界定。這為疑罪從無的落實奠定了基礎。

而黨的十八大以來啟動的司法體制改革為疑罪從無的落實奠定了良好的司法體制機制基礎。通過人財物省級統管改革、跨行政區域司法機關的設置等改革，推動了司法機關對外依法獨立行使職權；通過司法責任制改革、員額制改革等，明確了“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取消了行政審批制，提升了法官對內依法行使職權的獨立自主性；通過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明確了庭審在查明案件事實、認定證據、保護訴權、公正裁判中的決定性作用，促進了由“偵查中心”到“審判中心”、由“庭下裁判”到“庭上裁判”的轉變。

與此同時，司法機關也加強了對冤假錯案的防范和糾正，使疑罪從無真正落地生根。一方面，司法機關汲取教訓，陸續出臺了防范冤假錯案的指導意見；另一方面，也在實踐中推動疑罪從無的具體實施。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統計，自黨的十八大以來，人民法院已經依法糾正了重大冤假錯案39件78人；全國各級法院在過去五年總計對2943名公訴案件被告人和1931名自訴案件被告人依法宣告無罪。可以說，自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防范和糾正冤假錯案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深入分析可以發現，這些得以糾正的冤假錯案有一個顯著的特點，那便是由“亡者歸來”型案件轉變為“證據不足”型案件，也就是糾正冤假錯案的根據不再單純是真兇再現或者亡者歸來，而是案件證據本身的不足，適用疑罪從無規定進行糾正。可見，以這些典型冤假錯案的糾正為契機和抓手，疑罪從無的理念正深入人心，正從“紙面上的法”轉變為“實踐中的法”。

四、從法律規則到法治生活方式：疑罪從無的再發展

法治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人們自覺不自覺的行為模式。盡管疑罪從無在實踐中的落實得到好轉，但疑罪從無從一種法律規則到成為司法機關及司法人員的法治生活方式還有一定的距離。當前，我國的無罪判決率仍舊比較低，除了檢察機關的公訴質量提高以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法院在貫徹疑罪從無方面還存在著進步的空間。推動疑罪從無從法律規則到法治生活方式的轉變仍舊任重道遠。

除了繼續推動司法理念轉變之外，應著力推進司法改革以及制度、規范建設，擇其要者：一是落實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深化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繼續從內外兩個層面推動司法機關、司法人員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使司法人員有能力、有魄力、有毅力落實疑罪從無；二是繼續推動落實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實現由偵查中心主義到審判中心主義的徹底改變；三是確立證據裁判原則，構建科學合理的證據規則體系，疑罪從無是以證據裁判原則為前提和基礎的，需要以科學合理的證據規則體系為保障。

筆者堅信，隨著法治意識、程序意識的不斷提升，隨著司法體制機制的不斷健全完善，隨著全社會的共同努力，疑罪從無從法律規則徹底轉變為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法治生活方式不再是夢，刑事訴訟從求真到求真也求善的善治轉變也終將實現。

（原題為《陳衛東：疑罪從無 從求真到求真也求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