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49年的日裔美國人中本聰（Satoshi Nakamoto）被公認為是比特幣的發明者。

2008年10月，中本聰在互聯網上的一個郵件加密組中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為《比特幣：一種點對點電子現金系統》（Bitcoin: 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勾畫了比特幣系統的基本框架。這篇文章后來被稱為“比特幣白皮書”。2009年初，他建立了一個開放源代碼項目，推出這一在線系統，正式宣告了比特幣的誕生。這與當時的全球經濟危機有關系。

2008年突發全球金融危機，2009年1月3日，中本聰在比特幣第一個區塊也就是創始區塊上留下了永不可修改的一句話：“2009年1月3日，財政大臣正處于實施第二輪銀行緊急援助的邊緣。”當時正值英國的財政大臣被迫考慮第二次出手紓解銀行危機，而且這是當天倫敦《泰晤士報》頭版文章的標題。

二、比特幣的思想源流及爭議

中本聰推出比特幣的時候，我們并不知道他事先有沒有讀過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1899—1992）1976年出版的著作《貨幣的非國家化》，但是事后他必定讀過。因為比特幣圈內都推崇哈耶克的理論，都知道這本書，都追認哈耶克是比特幣背后不二的精神教父。人們認為，即使中本聰最初沒有讀，事后也會讀的。這是一個自然的邏輯推斷。

哈耶克是誕生于19世紀末的奧地利經濟學派第四代代表人物，這一學派比較一致的政策主張是要求政府減少管制、保護私人財產并捍衛個人自由。其鼻祖門格爾（Carl Menger，1840—1921）于1871年出版了德文版《國民經濟學原理》，后來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在1912年出版德文版《貨幣與流通媒介理論》（1953年又出版英文初版），哈耶克在1976年出版英文版《貨幣的非國家化》。

門格爾作為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奠基人，和英國經濟學家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法國經濟學家瓦爾拉斯（Léon Walras，1834—1910）幾乎同時相互獨立地提出了邊際效用理論，引發了一場經濟學的“邊際主義革命”，使得我們今天可以從邊際效用和主觀價值評估的視角去看貨幣。這種視角最能讓人理解和接受為什么比特幣目前的成交價格這么高，達4.3萬多元人民幣，2017年曾經達到2萬美元的價位。

每個人對貨幣都有自己的主觀評價。買賣雙方對一種貨幣的主觀評價體現在對這種貨幣與其他貨幣的比價的判斷上，如果雙方主觀認定的比價區間有重合之處，就可以發生貨幣兌換。米塞斯早在1912年的德文版《貨幣與流通媒介理論》一書中就支持私人貨幣競爭體制即自由銀行體制。他的貨幣理論認為，貨幣的唯一最基本職能是充當一般交換媒介，其他職能只是派生自這一職能。這一觀點為我們今天如何看待比特幣的貨幣屬性提供了清晰的視角。

哈耶克作為197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和米塞斯的弟子，其1976年的專著《貨幣的非國家化》全面系統地論證了私人貨幣競爭體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第五代代表人物、美國經濟學家穆雷?羅斯巴德（Murray Rothbard，1926—1995）早在1962年出版的《人、經濟與國家》一書中已提到支持自由銀行體制。相較之下，奧地利經濟學派當中更早提出這一主張的實際上是米塞斯。不過哈耶克提出偏愛自由銀行體制，實際上要比羅斯巴德提前一點。在1960年出版的《自由憲章》（另譯為《自有秩序原理》）一書中，哈耶克已流露出對自由銀行體制的偏愛，和對現有貨幣體制和制度環境感到失望。無論如何，哈耶克是唯一一個系統性論證貨幣競爭的經濟學家。

那么，為什么說哈耶克是比特幣的精神教父？因為哈耶克在《貨幣的非國家化》中主張引入私人貨幣以及私人貨幣競爭，也就是實施自由銀行體制，由私人銀行競爭性發行貨幣，并做了系統性的論證。他的核心觀點是，既然在一般產品和服務市場上自由競爭最有效率，為什么不能在貨幣領域引入自由競爭？他認為，只有廢除各國中央銀行對其貨幣發行的壟斷才能實現價格水平的穩定。他的顛覆性建議是廢除中央貨幣制度，允許私人銀行發行貨幣，這樣私人銀行為了生存下去，會非常重視自己的貨幣的穩健性。

比特幣后來的出臺就是私人貨幣對現有貨幣體制的挑戰，私人貨幣與現有法定貨幣的競爭，而且比特幣的引入還引致其他數字貨幣的引入，從而出現私人貨幣競爭。可以說，比特幣和其他數字貨幣的引入，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哈耶克貨幣競爭體制構想的一種實現。當然，哈耶克當時強調的是私人銀行發行貨幣，數字貨幣則體現為私人發行貨幣。前后兩者之間發行主體的界定有所不同。

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和哈耶克是好朋友，同時也是在貨幣理論上的對手。弗里德曼的貨幣數量論是凱恩斯主義的變種，比凱恩斯主義好一點，總體上還是凱恩斯主義。

他在1987年，也就是在晚年與美國經濟學家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1915—2012）的一篇合著論文《政府是否應該在貨幣事務上發揮其作用？》（Has Government Any Role in Money？）中含蓄地描述了對哈耶克經濟理論的某種賞識：“第三種（經濟學的）內部發展是對所謂‘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興趣。該學派強調用看不見的手來解釋經濟制度的起源和發展的作用，還強調經濟周期主要反映了非中性貨幣的效應。后一種解釋反過來產生了支持‘硬’通貨和反對自由裁量式管理的歷史悠久的‘奧地利’傳統。哈耶克的貨幣非國家化建議對復興這一傳統尤其具有影響力。”

但弗里德曼還是不認同哈耶克所堅信的私人生產的恒定購買力貨幣會取得主導地位的觀點：“哈耶克在贊成貨幣非國家化的論點中相信，這樣一種結果（私人生產貨幣的結果——引者按）是一種真正的可能性，如果現在生產競爭性貨幣的法律障礙得到清除。……撇開不談這種安排會造成的政治力量問題，我們對他的猜測是懷疑的，更傾向于本杰明?克萊因（Benjamin Klein）過去的斷言，后者不相信，如果接受哈耶克的……政策建議，完全推行貨幣自由選擇，就會明顯減少當前掌握在歐洲各個別政府的對貨幣事務的壟斷權力”。（本杰明?克萊因是美國經濟學家，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經濟學系榮休教授。——編注）

但是，現在我們看來，私人貨幣的產生這個趨勢勢不可擋。雖然數字貨幣市場劣幣很多，但是良幣的數量也越來越多。很多人可能會怕使用中央銀行以集中方式發行的數字貨幣，因為它的私密性不如現金。現金的私密性最好，但中央銀行發行的數字貨幣都是帶記號的，而很多人并不是要走私或者販毒，就是想保有更多的隱私。而且政府發行的法定貨幣，都是貶值的。

現在我們看看哈耶克和中本聰的地位：哈耶克成為全球數字貨幣競爭的精神教父，中本聰成為實現全球數字貨幣競爭的頭號推手。哈耶克和中本聰在未來的歷史地位都將是獨一無二的。

哈耶克和中本聰還有一層淵源：兩人的成就都與經濟危機有關。哈耶克在1928年的一次會議論文中預見到1929年的大蕭條，研究經濟周期；中本聰不滿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而在2008年10月發布比特幣白皮書，并在2009年初在比特幣創世區塊上寫下了對英國財政大臣將要第二次救市的不滿。

三、什么是區塊鏈經濟

再來看區塊鏈經濟。區塊鏈經濟是一種共享經濟，實際上共享經濟此前就有，中本聰的白皮書里面，已經提到三種交易模式，都涉及共享經濟，廣義上說市場交換就是共享經濟。

第一種交易模式基于金融機構作為第三方機構促成交易。現在的網約車就是這樣的，支付寶或者微信支付是第三方支付，甚至是作為第三方的金融機構的第三方。現金交易是第二種交易模式，比如傳統出租車。第三種交易模式在白皮書里提到，是加密、分布式的比特幣。

金融機構作為第三方的交易涉及信任問題，比如欺詐，還不能單向實現價值的轉移，有時候會反悔，金融機構在其間調停，有巨大的交易成本。有專家認為，依賴第三方的交易，第三方可能會占80%的利潤，剩下的20%由產業內部來分。現金交易也不行，范圍有限。而且現金交易，別人來打劫一下怎么辦？比特幣在其出現時是一種嶄新的共享經濟。中本聰開辟了兩大時空：數字貨幣、區塊鏈經濟。區塊鏈技術與人際信任無關，是去信任的，只要你相信該技術。

如果說現在的互聯網為信息互聯網，用于傳遞信息，那么基于區塊鏈的網絡就是價值互聯網，用于傳遞價值。區塊鏈是數字貨幣的底層技術，也是區塊鏈金融和區塊鏈經濟的底層技術，而區塊鏈金融和區塊鏈經濟將改變未來的金融和經濟格局。

如果說數字貨幣代表“區塊鏈1.0”，區塊鏈技術在金融、經濟、文化等單個領域的應用則為“區塊鏈2.0”，區塊鏈技術在各個領域的廣泛應用和相互融合，乃至任何可以表現為線上資產的價值均可以通過區塊鏈技術實現傳遞，這一高級階段就是“區塊鏈3.0”。這種前景已經越來越明晰。這也是我國政府也非常重視區塊鏈技術的原因。

四、作為規則系統的區塊鏈系統

基于區塊鏈技術的項目或者系統本身是一個規則系統。確立規則才能依規則而行，這是常識。憲則經濟學創始人、198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1919—2013）鑒于其理論與奧地利經濟學派的一些親緣性，也自稱為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他區分了集體決策的兩個層面，一個是立憲層面，也就確立基本規則；還有一個后立憲層面，就是說，基本規則確立好了之后，要按規則做事。先訂規則，然后才能依規則做事。

第一個層面是在規則之間做出選擇。第二個層面就是有規則了，在規則下面做出選擇。利用區塊鏈技術安排區塊鏈應用項目的共識機制和智能合約，就是安排規則。接受了區塊鏈技術及其應用后，只需要相信這一技術即可，不需要信任任何第三方機構，然后就可按照設定的規則行事。在整個過程中，利用區塊鏈技術建立規則體系至關重要，規則體系建立之后，在規則下的選擇則是“船到橋頭自然直”，順理成章。這就是區塊鏈技術應用項目的實質。

區塊鏈項目和歐美主要國家的政治生活均涉及投票。投票規則看著復雜，實際上很簡單。一個群體做事，最好的是大家一致同意，但一個大的群體想要一致同意很難，等于一個人否決就把你難住了，甚至一個人可以拿威脅行使否決權來訛詐你。所以在一個大群體、大社會里面要實現一致同意很不容易。

怎么辦？布坎南也反對簡單多數通過，那就搞超多數通過，但是也很難。后來他說，簡單多數通過已經變成習慣，改也改不掉。怎么辦？他說那就要把有些投票結果排除在外，就是“范圍排除”，搞簡單多數通過加上范圍排除。布坎南同時強調，要回到哈耶克的“法治下的自由原則”，即基本自由權利首先要用法治來保護好，人身權、生命權、產權要保護好。

這種投票跟我們共識機制里的投票有什么差別？如果區塊鏈的投票標的太多，搞不好就變成歐美福利國家的民主投票，就可能比較亂，不一定維護好個人自由。基本的自由要保證，有關福利的投票多了，基本的自由就容易被侵蝕，這就會違背原來搞民主的初衷，就亂糟糟了。因為有些事項可能涉嫌損害個人基本權利，不能簡單依賴多數投票通過。

五、什么是區塊鏈共識

區塊鏈共識機制至少有四種：工作量證明、權益證明、股份授權證明以及POOL驗證池機制。區塊鏈共識機制目的專一、求真。多數確認即確保一致同意；共識即共贏，只要能達成共識就是真的，對大家有好處就是共贏。

區塊鏈項目內的所有的交易都需要記入區塊鏈。每一個區塊記入一次交易，也就是價值轉移。下一次新的交易需要緊跟在上一次區塊之后，由此形成區塊鏈，這一區塊鏈作為分布式賬本系統同步到區塊鏈網絡上的每個節點。比如基于區塊鏈技術的供應鏈項目，一級供應商A向二級供應商B支付10萬個通證（token，比如與人民幣的比價保持在1:1）的貨款，是因為B向A事先根據兩者之間線上智能合約的規定提供了相應數量的貨品，從而觸發了智能合約規定的A向B完成支付的下一步要求。上述區塊鏈共識機制就是通過有資格參與投票的網絡內節點的投票確認這次價值轉移為真。

歐美國家的民主決策機制，目的多樣分散。比如，奧巴馬的醫療改革讓很多中小企業的成本上去了，很多個人的成本也上去了，這意味著投票通過這種形式造成了產權破壞，達不成共贏。這里多數通過的問題就出現了，產權被破壞了。因此多數通過也不一定是正確的決策，而反倒是特朗普的稅改方案，因為幫助經濟增長了，蛋糕做大了，誰都是贏家，是正確的決策。

但是有一點，無論是區塊鏈項目，還是歐美主要國家的民主表決，事實上是在不同的層面實現了內部效率。內部效率是指一個群體內大家一致同意。這種內部效率也是布坎南提出的規范的個人主義效率標準。這里不需要問投的是什么票。這種一致同意很顯然在群體內部是有效率的。

區塊鏈共識機制中，多數通過就是確認一致同意，簡單的目的只有一個，只求真，這就符合布坎南提出的規范的個人主義效率標準，也就是一致同意。這個群體里面不要管內容，大家對這個事情一致同意，這就是效率，這也叫憲政效率。

但是歐美國家民主表決當中則可能存在多數投票問題，不能保證多數通過就是一致同意。比如希拉里競選失敗以后在家里嚎啕大哭，不愿意出來。不過，歐美國家在更高的、更為基本的規則層面也實現了一致同意，從而在這個層面遵循規范的個體主義效率標準：無論誰輸贏，最終接受投票結果。

不過，民主表決不一定實現共贏，比如說希拉里上臺可能對富人的剝奪會更嚴重，包括要在美國的學校實行二十幾種性別的區分。事實上，在奧巴馬時期已經有二十幾種性別在一些學校開始實行了。

（本文由作者對其2018年6月29日在浙江桐鄉市烏鎮舉行的“2018看見未來?世界區塊鏈大會”上的發言文字記錄稿改寫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