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埃爾諾

或許，他最大的自豪，甚至他存在的證明，就是我已經屬于曾經蔑視他的那個世界。 

在回憶和記敘的終末，安妮·埃爾諾依舊平淡克制地書寫。而世界與世界的距離，在冷靜的文字之下顯得愈發渺遠。

受過高等教育成為一名知識分子后，要如何面對被自己背叛的階層和身處其中的至親呢？或許很多人都有類似的困惑，但要開口似乎難以啟齒。對于這個問題，法國作家、202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安妮·埃爾諾以如實寫作和記錄為回答。“我要以我的父親為主題，書寫他的生活，書寫我在青春期時與他之間的距離。雖然這種距離是一種階級距離，但它又是極其特殊的，不可言說的，就像愛的分離。”后來她意識到，“為了敘述一個受生活所迫的一生，我沒有權利采用藝術的形式，也沒有權利試圖呈現某種‘激動人心’或‘令人感動’的東西。我只是要記錄下他說過的話、他做過的事、他的愛好、他生命中的標志性事件，以及我也曾共同分享過的所有客觀的存在的跡象。”在《一個男人的位置》中，埃爾諾的無畏、坦然、痛苦都在她似乎只為陳述事實的“中性寫作”之中。

《一個男人的位置》（全新修訂版），【法】安妮·埃爾諾/著 郭玉梅/譯，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2022年10月版

埃爾諾的父親幼時每天步行兩公里去上學，由于要幫家里干農活，經常缺課，十二歲就輟學了。自此，他每天都在雇主的農場家從早干到晚。“我的父親在別人的土地上辛勤勞作，他看不到大地之美，地球母親的壯麗以及相關的神話對他來說都不存在。”在入伍認識過世界后，他不愿再回家耕種，就進了一家纜繩廠。他認真嚴肅，不懶惰，不酗酒，也不亂花錢，“他既不參與工會組織也不參與政治，所以受到老板的好評”。埃爾諾猜測自己的母親可能就是看中父親的這些方面而愛上了他。后來他去幫別人蓋屋頂，從屋架上摔下來并造成嚴重的腦震蕩，這讓埃爾諾的母親堅定了開商店的決心。他們四處打聽，“擔心一旦投資錯了，就會前功盡棄，最終重新掉入工人隊伍”。在開了一家咖啡雜貨店后，面對客人們頻繁的賒賬，父親為了維持商人的身份，白天只能又去工地找活干。

這些都發生在埃爾諾出生以前，也就是二戰之前的事。二戰期間，為了生存，“在1944年諾曼底地區連綿不斷的炮火聲中，父親依然繼續去購買新的貨物，為那些老人、孩子多的家庭、所有無力在黑市上購買的人乞求一些額外的物資”。父親被稱為“補給的英雄”，雖然他本無意到達這個位置。而當他得知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后，“在那些年里活得很充實”。在戰爭之后，父親又重新盤下了一家咖啡雜貨店，為那些貧民——“并非一直如此”的人提供一個富有節日氛圍的、自由的場所。

條件確實在逐步改善。“父親為了買土地和房產而借貸，這在他的家族中是史無前例的。”然而物質能夠將人推上一個新的位置，卻無法使人完全融入這個位置。青春期的埃爾諾在這方面也許更為敏感。先天家庭的底色與后天成長的追求致使她處于一個割裂的狀態，盡管她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她也觀察到，父親害怕失去位置。他害怕出錯，“我父親總是聽從畫家和木匠的建議決定店里家具的樣子和顏色，決定做什么。他們甚至不懂得身邊的東西可以由自己一件一件地挑選”。他同樣害怕羞恥，“父親在他認為是重要人物的人面前總是表現得很羞怯，從不提出任何問題”。他不會跨進博物館的大門，他喜歡美麗的公園，喜歡漂亮的豐滿姑娘，喜歡宏大的建筑物，喜歡馬戲團的音樂，喜歡開車去鄉下兜風。而這些本無優劣之分的愛好在當時被小資產階級詢問喜歡古典樂還是爵士樂的埃爾諾們看來，象征的就是真正的階級之別。

童年安妮·埃爾諾與父親的合影。“他皺著眉頭，看起來很生氣，可能因為拍照的是我媽媽，他擔心她拍不好。”?安妮·埃爾諾個人收藏

父親不敢再給埃爾諾講他童年的故事，埃爾諾也不再和他談學業的事情，“他總是害怕或者也許希望我學業失敗”。埃爾諾總是待在自己的房間里聽唱片和閱讀，只有在吃飯的時候才下樓。吃飯時所有人都沉默無語。“在家里，我臉上從無一絲笑容。我在‘譏諷’。”正是在這段時間，所有原本與她親近的東西都開始變得陌生。

“書籍，音樂，這些東西對你有用。而我，不需要它們來生活。”父親逐漸為女兒感到驕傲，卻始終拒絕了解女兒內心的鑰匙。“我想他不能再對我產生什么影響了。他的話語和他的觀念，與我在法語課或哲學課上所學到的，與我坐在同學家里紅絲絨沙發上的所見所聞，已經格格不入了。”她或許可以拋卻曾經的記憶，擁抱新的生活。在她婚后，她再去見父親，給他帶了須后水作為禮物。“他感到有些尷尬，但承諾一定會使用的。可笑的場面，錯誤的禮物。我真想像從前那樣大哭一場，‘他永遠也不會改變’。”有些東西也永遠無法拋卻。

埃爾諾的父親從始至終都在不斷往上攀爬，所為的或許也不是真正往上，而只是不被時代拋落得太快。戰爭之后，家中處境固然不斷變好，但女兒所接觸、了解的那個階層離他越來越遙遠，終究變成他難以企及又心懷敬畏與恐懼的世界。他單純而局限，他的愛卻單純而無限。“他把我養大，為了讓我享受到他一無所知的奢華，他很高興，但是床墊和古董五斗櫥，對他來說除了證明我的成功之外，他沒有任何興趣。他經常打斷我說：‘你的享受是理所應當的。’”而埃爾諾選擇的，是無所粉飾地面對過去，無所畏懼地追求未來，將一切書寫與記載。“現在，我也完成了向世人揭示遺產的工作，當我邁入有教養的資產階級世界，我不得不把它們留在門口。”

《暗影中的人》，【德】娜塔莎·沃丁/著 趙飄/譯，新星出版社，2022年4月版

與埃爾諾相比，娜塔莎遠沒有那么幸運，《暗影中的人》展示了另一種人生。同樣是二戰的政治和戰爭環境，它對于這個家庭的影響完全是負面而可怕的。作為蘇聯強制勞工之女，娜塔莎·沃丁出生于德國戰后流離失所營地，與生俱來裹挾著一種矛盾的宿命。在她一開始的人生里，她從未踏足過俄國，對俄國一無所知；但肉體所在的德國卻賦予她根本不能明白的國籍身份和與之帶來的嘲笑輕慢，德國人喊她“俄國妓女”。而回到家中，面對的是比外界嘲笑輕慢更令人恐懼的存在——她的父親。

娜塔莎的父親在俄國曾是歌唱家，但后來一次酗酒將他的嗓子毀了，他逐漸變得古怪、沉默而危險。“他不再是那個環游世界，在大型音樂廳演出，還下榻酒店的體面人，而是成了一名輔助工人。”從此，他就將自己囚禁在了與世隔絕的高塔之中。他堅持只說俄語，也不愿學習德語，是“異鄉人中的異鄉人”。對待女兒和妻子，他曾經有過溫情，但很快被戰爭和身份的錯置所磨滅。在他看來，大女兒和自己的妻子一樣，“注定一事無成，無藥可救”，“缺乏生存能力，毫無價值”。娜塔莎十歲時，她的母親無法忍受生活而自殺了，她從此需要承擔家務活的大梁。她經常被打，有時是無緣無故，更多時候是家務活沒有讓父親滿意。娜塔莎不止一次強調，父親對于清潔和秩序的要求“令人恐懼”且“近乎偏執”。“童年和青少年時期，我曾強烈希望父親死掉。我想象過，自己如何暗中把他推進母親自溺的那條河里，如何下毒或者用刀刺死他。我眼前浮現出他年老體弱又癱瘓的樣子，生死任由我掌控。如果有一天他變得虛弱無助，需要依靠我，我會毫不猶豫地任他毀滅，就像他曾經對我那般。”

在父親的暴力與凝視之下，娜塔莎的幻想不止于此。她幻想能和一個德國男孩手牽手漫步，因為這意味著她找到了救贖。“對于班上的女孩們來說，這是人生圓滿，而對我來說，則是關乎生存，是我擺脫父親、擺脫可怕的難民樓以及我不幸的俄國外殼的唯一機會。”她在母親的墓園中，為自己選了一位十九歲時就戰死了的德國新郎，阿希姆·烏蘭特。后來她真的遇到一位讓她傾心的“阿希姆·烏蘭特”，迎來的是她“人生腳本中最預料之中、也最逃不脫的一句話”：走開，你這個俄國妓女。

所以，與埃爾諾的敘述截然不同，娜塔莎的文字直白痛苦到令人窒息。同時，她的身份認知天生便是懸而未定的。當她遇到了俄羅斯作家謝爾蓋，見識到具有各種復雜特質的莫斯科后，俄羅斯成為她“在德國從未找到的家園”。她根據父親無意間留下的莫斯科地址，找到了自己的叔叔，對自己的父親有了新的認識，但許多舊事她依舊不得而知。她不斷猜測，不斷自問，試圖努力還原出父親可能的過往或是心理，只是注定沒有人可以解答。

但無論如何，在這個探尋和拼貼的過程中，她得到了某種和解——或許有接受現實的無奈，或許也有面對歷史后的體察。她想象當年可怖的強制勞工生活，為父親對潔凈的偏執作了注腳：“當他用難以實現的清潔要求我和母親時，也許仍然在對抗骯臟的營地世界。”對于自己受到的打罵，她甚至嘗試理解父親意識深處的動機和心情。“在父親對我的殘酷毆打中，落在我身上的也許還有他在營地中的那段過往。他了解被打的滋味，營地的勞工有權責罰勞工，且樂此不疲。”他不愿學習德語除卻俄國人天生的拒絕心態外，同樣有著營地生活的陰影。“他第一次聽到德語也許是從馬里烏波爾的德國占領者口中，后來又在ATG（娜塔莎父母作為強制勞工，被分配到一家軍工企業，名叫通用運輸設備有限公司，簡稱ATG）的營地再次聽到，那里并不是適合向德語敞開心扉的地方，更別提學著愛上德語了。”“起初，他裝作耳聾，好對監工對斯拉夫下等人的謾罵充耳不聞，但隨著時間的流逝，他筑起了一道隔絕德語的墻，一堵再也無法拆除的防護墻。”

與其說娜塔莎在追尋父親的真相，不如說她在追尋自我的真相。她的童年，她的遭遇，她所承受的所有，一切都應當有合理的緣由——這并非為父親開脫。她在雙重沉默中長大，一是來自俄國父母，二是來自德國環境。她永遠無法真正觸及過往，可觸及這個動作本身所點暈開的思緒漣漪，就足以對抗死水般的沉默，也足以讓人銘記。

“我仍然恨他，但我更同情他。”

《父親的道歉信》，【日】向田邦子/著 張秋明/譯，人民文學出版社·99讀書人，2021年1月版

而在日本劇作家向田邦子的散文集《父親的道歉信》中，戰爭變成了一種如影隨形卻好像沒有那么刺眼的背景。“二次大戰之前的夜晚似乎比較寧靜。”二戰仿佛只是童年夜晚的一個時間標注，沉重的字眼被旋即記憶里的人事溫情牽引成風。回想東京大空襲的那個夜晚，彼時還是十六歲少女的向田心中并無太多恐懼，逃跑時會想著拿上白天剛挖到的蛤蜊，還會為自己喜愛的涼被被當成逃難工具感到可惜。空襲引發的燎原大火讓她一邊害怕人生是否會到此為止，一邊又對穿著鞋子走在榻榻米上感到新鮮。空襲結束后，全家人享用了一頓油炸地瓜片大餐。“母親變得很愛笑，一向擺著臭臉愛罵人的父親也顯得很親切。”

向田對于父親是敬畏的，同時也厭惡父親暴君般的作為。父親威嚴，甚至對家人都會高聲訓斥。向田身為女兒常感委屈而憤憤不平。“他從來沒買過戒指送給母親，憑什么自己卻能穿著漿洗得筆挺的亞麻西裝上班呢？憑什么一有部下來家里，就得大費周章地要大家幫忙招待呢？即使我們姐弟出麻疹或患了百日咳，他也毫不在意地照常上班，好維持他從不遲到曠職的記錄。”

向田邦子的全家福

無數記憶紛至沓來，但讓向田更不能忘懷的是，祖母去世時，父親公司的社長突然在守靈夜造訪上香，作為課長的父親“幾乎是踢開一旁的吊唁賓客往門口飛奔過去，然后趴在地板上對著一位中年男子行禮如儀”。她已經不記得祖母葬禮時的悲痛，唯有這個謙卑的身影刻在了她的腦海之中。“原來在我們看不見的地方，父親是以這種姿態在戰斗！”東京大空襲的劫后余生，她似乎還看到了父親親切之外的哭泣——這個時候，他再怎么努力卻也無能為力。她能諒解父親的性格，父親的一切了。

她也明白，自己性格中的某一面正是承劭于父親。父親從小輾轉寄居不同人家，深嘗貧苦，特別喜歡大的東西，而向田自己也同樣如此。“我的身上也有父親那種苦過來的貧賤性格，眼光總是看著上面，虎視眈眈地期待著更大的東西出現。”或許這正是向田取得非凡成就的原因之一吧。兩代人充滿隔閡，但血脈深處總有著隱秘的關聯。

向田邦子

這本散文集中最打動人之處可能在于首篇《父親的道歉信》。向田曾在寒風中替母親清掃父親客人吐在地上的污穢，父親看著始終沉默不語，一直站在寒風刺骨的玄關口。過了幾天，向田回到東京讀書，卻收到了父親的來信，言辭正式，叮囑好好用功，文末是“日前你做事很勤奮”，還加注了紅線。她意識到，“那就是父親的道歉信”。

埃爾諾的父親拒絕了解女兒內心，娜塔莎的父親更是三緘其口，沉默不語，難以撼動的堅殼在向田父親這里終于得到了一絲消融，一絲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