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稱為現實版“中國藥神”的翟一平近日成為輿論關注焦點。

翟一平罹患肝癌，今年7月25號，他被上海警方刑拘，罪名是銷售假藥罪。他從國外代購國內沒有的抗癌藥PD1回國，在原售價基礎上加5%賣給了病友，病友通過注射治療后發現的確非常有效。這救命的藥，怎么就成了假藥？病友為他求情稱：代購藥品沒有產生嚴重社會危害，能否對翟一平網開一面？

為瀕臨絕境的病友帶來福音的人，怎么就成了犯罪嫌疑人？患者心目中有顯著療效的良藥，為什么卻成了法律意義上的假藥？翟一平的遭遇，不但具有巨大的敘述張力，更促人思考：法律在堅持底線的同時，如何正視人的生存困境和人性訴求。

翟一平從國外代購尚未經過有關監管部門批準的抗癌藥PD1回國，并加價5%賣給病友，不得不說，他的這種行為的確違反了現行有關法律。藥品管理法規定，依照本法必須批準而未經批準生產、進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須檢驗而未經檢驗即銷售的視為假藥。根據刑法，生產、銷售假藥的，最低處罰標準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藥物不是普通商品，國家對其有更嚴格的監管要求。翟一平的代購行為既然違反現行法規，受到法律查處，也屬其來有自。但是，如何對其追責，是否需要追究刑責，則需有關執法部門和司法機關慎重考量。

真正的假藥是沒有效果的，甚至會帶來危害作用。沒列入監管部門藥品名錄或沒有經過相關審批的藥，是法律層面上的假藥，但不等于是客觀事實上的假藥。以此觀照，翟一平為病友代購的抗癌藥雖是法律層面上的“假藥”，卻是具有很好療效的真藥。如果以現行法律條文將其“一刀切”視為假藥予以懲處，有欠公平正義。實際上，監管對假藥的界定并非一成不變。現行法規將未經批準或檢驗進口的藥認定為假藥，值得重新審視。

從刑責的追究來講，也要考量相關行為是否帶來社會危害性。行為人通過作為或者不作為的行為對社會造成一定危害，這是犯罪的基本特征。翟一平為病友代購抗癌藥，并沒有給病友造成明顯的損害，盡管其從代購銷售行為中獲取了一定經濟利益，但是病友從他手中代購抗癌藥的價格比其他渠道要便宜，而且更重要的是，其為挽救患者生命起到了積極作用。其他方面，要說受影響的，可能就是國內有關醫院和藥商的利益了。就此個案權衡利害，翟一平代購行為的利顯然勝過弊，并沒有造成明顯危害性后果。因此，對其代購行為的定責，亦需綜合考慮。

翟一平為病友代購抗癌藥時，國內患者缺乏購買的正常渠道。直到今年6月15日,該藥才被正式批準在國內上市。這是該病患者的福音。但是，還要看到，除了PD1，目前仍有多種在國外已取得臨床驗證的、患者急需的抗癌類藥物沒能走進內地市場。將為患者代購藥物的行為界定為“銷售假藥”并以犯罪論處，無疑會產生巨大震懾作用。法律法規的權威是維護了，但是像翟一平病友那些急需進口抗癌藥救命的患者，必將面臨更大的生存困境和壓力。

當前，政府決定對進口抗癌藥實施零關稅，并鼓勵創新藥進口，今后更多抗癌藥有望在國內上市，但是這畢竟需要一個不短的過程，對于那些罹患癌癥的患者來說，這個時間他們可能等不及，如果在此期間買不到有效藥物，他們就會有生命危險。因此，司法機關在捍衛法律底線的同時，也需要正視眾多癌癥患者的利益訴求和現實困境。具體說來，就是既要依法查處違法銷售藥物的行為，也不宜“一刀切”封死患者獲取救命進口藥的渠道。

常言道，法律不外乎人情。這不是說要以人情干預法律，而是說法律不會超脫出人類的情感和倫理之外。在關乎救死扶傷、人命關天的進口藥代購案件中，執行法律要充分權衡可能會帶來的現實影響和社會后果。既要保持法律的剛性，也不要忽視了人性和人的道德情感。希望司法機關能最終作出公正合理的、裨益社會的裁決。

（原題為《代購抗癌藥被刑拘：法律順應倫理方顯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