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婚不久的阿西剛和丈夫重回深圳，在退還了前夫家21萬彩禮后，兩人幾乎身無分文，希望盡快找到工作；結婚后就逃出來的衣色害怕被送回婆家，已經一年沒回涼山；掙扎7年終于離婚的以果，則一刻不停地工作，希望早點還上自己“贖身”欠下的13萬；未婚的莫子沒思想包袱，很想回家，但是，將近2000公里的路程，中轉三次，硬座往返也要700元的路費，這讓未滿18歲的莫子望而卻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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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澀的婚禮

那天，她穿著黑色高跟鞋，深藍色的牛仔褲搭配繡花的彝族上衣，衣裝之下還潛行著勃發的青春，小麥色的皮膚閃耀著太陽的光澤，如一枚剛從地里刨出來的新土豆，看上去還是元氣滿滿的女孩。

那是她婚后第一次回到娘家。在房前，她打開編織袋，取出啤酒、辣條、糖果和煮熟的雞蛋散給柴堆上喝酒閑聊的男人們，羞澀地笑著，這是婆家為她準備的回娘家的禮物。哥哥家的四個小孩子跑過來，又扯又抱，她蹲下跟她們逗笑，不遠處，阿嬤和父親在陽光里無言地坐著。

新郎家支的人給送新娘的人發紅包，無論年齡大小，來者有份，每人50-100元。2016，四川涼山

今晚沒有人唱那首彝族著名的哭嫁歌《阿嫫尼惹》：

細雨蒙蒙也得走，冰雪蓋地也得走，

狂風暴雨也得走，洪水泛濫也得走，

媽媽的女兒喲，不走不行了……

從這天起，衣色變成了結過婚的女人，雖然并沒有領結婚證。后來有人問她，結婚的時候哭了嗎？衣色笑著說，為什么要哭啊？哭有什么用呢？

婚后半個月，衣色悄悄跟著帶工頭離開村莊，再次來到“世界工廠”深圳。2018年5月，海來衣色剛剛滿18歲，這已經是她外出打工的第四個年頭，每天如同鐘擺般在工作和生活之間重復來回。她忍受著這種枯燥的生活，期待有一天賺夠錢“贖回”自己。

“我想離婚，可是我家人不會同意的，我也沒有那么多錢還他們。”衣色說，“他們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為什么還要替我們做主？”

莫子愛美，在廠里的時候每天都化妝，喜歡穿日本女校的制服裝，波波頭卡一枚細細的發箍，同事們叫她“學生妹”。她的床鋪上扯著一副彩虹條紋布簾，那是她剛來深圳在夜市上花10塊錢買的。

來自異族的觀念差異和身份焦慮讓她們對外界采取謹慎態度，習慣抱團生活。為避免不必要的摩擦，工廠的組織者也會特地把彝族人分在一個宿舍和車間里。去年4月份，她們中有幾個人被借調到另一個工廠，離原廠只有不到三公里，幾個彝族姑娘為此都哭紅了眼睛。

換廠后，新宿舍彝漢同住，搬進去第二天晚上衣色剛鋪好的床被一個漢族女孩掀翻并強占，兩個年齡稍大的同鄉姑娘找工頭求助無果。凌晨1點，4個彝族姑娘冒雨徒步走回原廠找她們的朋友，伙伴們決定天亮就辭工。

這場半夜醞釀的罷工第二天上午就被工廠經理的幾句話瓦解，對方答應換一間宿舍，帶工頭像什么事情也沒發生過一樣。事實上，姑娘們對帶工頭有很強的粘附性，衣色和莫子從來沒試過自己找新工作或者換一個帶工頭。

工廠開動員大會要大伙兒快干多干，衣色和莫子她們已經這樣加班有一個月了。有一次，她給我看她們廠生產的一款老年手機，一臉自豪地說，“出口到外國的”。

她春節不想回去，“回去他們又要我去他家，我逃不出來怎么辦？我就一直躲在這里，永遠不回去。”

莫子在流水線上干了3年之后，發現這樣賺錢太慢了，她買車的夢想遙遙無期，春節過后，廠里訂單不多，收入也隨之下降，莫子和伙伴們決定換一份更賺錢的工作。

她老公吾格（也是他們的帶工頭）也在這里工作，負責發傳單。阿西洗腳，一個小時提成45塊錢。在沐足城，第一次發工資時她才工作半個月，拿了3500元，比她老公一個月的工資還多，阿西感到很自豪。相比工廠而言，她更喜歡這里的工作。

衣色也和阿西同時從工廠出來轉到沐足城工作。上班的第二天，衣色遇到一個喝醉的男人，洗腳時在她身上亂摸，衣色很生氣地罵了他，然后辭職去了江蘇。

20歲的阿西已經離過一次婚，35歲的吾格花了大概21萬把她從前一段婚姻里“贖”出來。盡管年齡差距很大，但是畢竟是自由戀愛，阿西覺得至少比那些還在賺錢解脫婚姻捆綁的女孩強。她已經有一個多月的身孕，肚子大了之后她就不能繼續在這里工作。阿西有點惆悵，因為丈夫的收入明顯無法支撐一個家庭。 

但是這些目前還遙遠。她在快手上錄制的視頻看起來依然充滿活力，大眼睛雙眼皮，長睫毛忽閃忽閃，白皮膚閃著青春的亮光，粉鏡框里仿佛一個二次元少女。不過她不玩抖音，“太費流量了。”

阿西是家里的老幺，母親格外疼愛她，每個星期都會給她打電話，但是她不敢告訴家里她現在的工作，因為這有悖傳統道德觀，會被視為不知廉恥。沐足城3月4日投訴日記上寫著，“客人問能不能摸，技師說不行，客人就不高興，不愿買單。”

 “有些男人像你一樣好好坐著，有些男人會摸腿摸胸，我就說，別亂摸，摸懷孕了你負責？”阿西捂著嘴笑著說。

有時客人會邀請阿西一起出去K歌，阿西只能婉拒。“我不出去，吾格會吃醋的，我們很相愛！”她咬了一下嘴唇說。

阿西怏怏地走進衛生間，蹲在地上，拿個毛巾對著水龍頭洗臉，這時，早晨的陽光穿過玻璃照在她仰起的疲倦的臉上。在墻的另一頭，黑暗的臥室里，吾格睡得很投入。

6月初，阿西因為貧血上班時暈倒了，醫生告訴她懷有身孕不能再工作了。

“我想今年7月就回去，孩子出生后再把他（她）帶出來”，阿西說。即使丈夫看起來不夠稱職，她還是很滿意自己的婚姻。阿西不喜歡大城市，她懷念家鄉的土豆和山坡上廣闊無邊的風景。幾天之后，阿西和丈夫一起回涼山的媽媽家修養待產。

“誰是你男人？我是你男人嗎？”一言不合，生父開罵道：“你不是說要去死嗎？死了也跟踩死一個螞蟻一樣，扔掉算了。”隨后，生父給她一頓暴打，然后抓起凳子把她砸暈了。半夜時分，以果醒來倉皇從生父家逃走，半路被惡狗被咬傷，在醫院住了3天。

經歷了親人的離棄和多次轉手，以果現在對人情世事充滿了不信任，她只想要一個戶口，這個確定的身份是她生存下去最基本的保障。

3歲那年，以果的生父在外面找了女人，跟母親提出離婚，根據當地的習俗，提出離婚的男方要給女方經濟補償，開始定下了3000元，但是以果的生父只有2000元，他決定把以果給妻子作為抵債。

5年后，以果母親改嫁，開始她想帶著女兒一起，但遭到了繼父家族的強烈反對，母親最后說服了婆婆家，代價是以果不能上學，在家照看同母異父的妹妹。

“小的時候看到別的孩子上學時我特別羨慕，一幫孩子在門口互相喊去上學，我就一人在那里看著他們。”對于未能讀書，以果耿耿于懷。

這樣的情況在涼山彝族地區并不鮮見，許多家長認為女人的角色就是生兒育女，操持家務，從事農活，不讓女孩上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