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強國是鄉村全面振興的國家表現，是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全球表達，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重要表征。當前，農業強國的政策范式并未超出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基本范疇。農業現代化是農業強國的核心命題，但實際不構成農業強國建設的關鍵約束，農業強國建設的關鍵是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一體推進、均衡協調。

綜觀世界主要發達國家，農業農村現代化經歷了非常不同的發展過程。分析世界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三條道路”，能夠鑒往知來，避免落入“農業農村失衡陷阱”。

一、美國農業農村現代化道路

1.時序特征與典型事實。美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經歷了“戰略減貧—基建擴張—新城鄉關系”的時序特征。這個過程給人的總體印象，是缺少系統的農村發展戰略。在歐洲人眼中，美國農村發展缺乏“政治優先權”，甚至并不存在“美國農村政策”這樣的東西。連美國學者也認為各部門奉行自己的農村政策，聯邦政府缺乏協調和一致行動的能力。

這一現象恰恰反映了美國現代化道路的特點。在美國現代化歷程中，相比于多元、長期的社會投入，真正用于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公共投資十分有限，美國農業農村現代化主要得益于工業化、城市化的溢出效應。實際結果是，美國現代化進程從未停滯，戰后用了不到30年時間就實現了農業農村現代化，并且成為世界第一農業強國。

2.發展環境與政策邏輯。美國之所以會選擇這樣一條農業農村現代化道路，并能取得成功，得益于一個寬松的發展環境。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資源稟賦優越，直接移植了英國工業革命的成果，從建國開始就不曾面臨激烈的人地沖突，“二戰”期間本土又沒有遭受戰火荼毒，這意味著美國“集中連片”的“深度貧困”地區很少。美國在戰略減貧過程中，盡管也存在特定區域的開發和特定人群的補貼措施，但占據主導地位的是發展性減貧，即隨著國家或區域的整體性發展，將貧困人口導入社會化分工體系，從而實現減貧目標。1960年時其城市化率已經超過70%，相對發達的城市化條件為美國后續的農業農村現代化提供了良好的經濟支撐。

1960-1990年間，美國農村發展機構反復變動（圖1），經常因為總統或國會的意見而新建或撤并，看上去毫無戰略定力，但在這一波動始終圍繞的那個“價值中軸”——農業現代化向農業農村現代化拓展——卻在不斷得到強化。這種看似“沒有戰略的戰略”，反映了美國政治運作的行動邏輯：具體的政策內容受總統任期的影響很大，很多時候8年甚至4年就是一個政策周期；但特定階段的核心政策取向，通常是美國精英階層反復博弈產生的共識，不會因為政府更迭出現本質變化。

圖1 美國農村發展機構變遷（1960-1990）

3.規律與啟示。二戰后，美國國家發展的核心命題是“一個世界級超大經濟體的戰略崛起”，農業農村發展也是在這一框架下展開的。作為國家戰略導向下工業化、城市化溢出的結果，美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值得思考的假說：一個超大國家的農業農村現代化，既不可能完全依靠農村自身實現，也不可能完全依靠公共投資支撐。這或許是超大國家農業農村現代化需要注意的一個規律。

二、歐洲農業農村現代化道路

1.時序特征與典型事實。歐洲農業農村現代化經歷了“戰后復興—規劃管控—后生產主義”的時序特征。相比于美國，歐洲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表現出兩個方面的典型特征：一方面，在戰后恢復階段農業農村政策表現出更強的中央集權特征。在歐洲人眼中，美國缺少系統性的農村政策；而在美國人眼中，歐洲則表現出更強的“中央集權”特征。這里的“中央集權”，并不是從政治體系的角度而言的，而是從公共政策貫通性角度而言的。另一方面，在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中后期表現出更強的后現代主義色彩。上世紀90年代以來，“后現代主義”“后生產主義”“綠色主義”思想風靡歐洲，對政策取向帶來了很大影響。

2.發展環境與政策邏輯。歐洲現代化起步早，1930年時，英國的城市化率已經接近80%，戰后主要是調整恢復，與美國相比，在農村反貧困和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的壓力要小得多。1970年時，西歐主要國家的城市化率都已經超過70%，而且城市分布均衡、中小城市占比高，農村現代化基本是在城市框架當中得到發展，這是歐洲農業農村現代化得天獨厚的條件。

比如荷蘭，典型的鄉村曠野地區是很少的，城鄉之間的經濟文化差異很小?，F代化過程中面臨的主要問題是鄉村地區如何滿足城市人在戶外休閑、自然景觀方面日益增長的需求，其空間規劃和農村建設政策主要與此有關。

戰后復興的過程中，歐洲一直在尋求通過政治經濟的一體化實現和平發展。1957年，法國、德國等6國簽訂《羅馬條約》，歐洲經濟共同體組建；1962年，歐洲共同農業政策正式實施，這一框架后來成為了在整個歐盟范圍內具有約束力的農業農村政策體系。同時，歐洲主要國家在內部政策上也比美國更為集中，這使得歐洲農業農村現代化起步階段的擴張主義和規劃管制成為可能，同時也為后來向后生產主義的轉向埋下伏筆。

3.規律與啟示。歐洲農業農村現代化道路從擴張主義向保守主義的轉向，主要來自西歐幾個老牌發達國家的引領，這也是后現代主義思潮在農業農村這一特定領域的映射。歐洲內部發展不平衡性較強，東歐、南歐許多國家，仍然處于傳統農業與現代農業并存的階段，這些國家本身并沒有步入后現代社會。前沿國家路徑選擇變化，勢必會對歐洲其他地區帶來深刻影響，這是否會使歐洲內部相對落后國家喪失發展機會——是一個值得關注和警惕的問題。

三、日本農業農村現代化道路

1.時序特征與典型事實。日本農業農村現代化，經歷了“產業振興—鄉村活化—泛農本主義”的時序特征。戰后，日本在產業振興過程中不斷推進農地整理和農業機械化，農業現代化水平快速推進，但緊隨其后的是，農村地區的過疏化和老齡化不斷加重。日本的農業現代化是一種“小農現代化”，這種發展模式到一定階段后，就會陷入“高水平均衡陷阱”而難以繼續迭代更新，無法為農村現代化提供充分支撐。產業振興之后，日本投入了大量精力搞鄉村活化和社區營造，但到了現代化后期，日本已經難以有效平衡和兼顧越來越多元的農政目標，由此陷入了“泛農本主義”的泥潭。

2.發展環境與政策邏輯。日本農村在上世紀30年代遭遇大蕭條，直到戰后才真正從陰霾中走出來。為防止重陷危機，日本政府發起了多次振興運動試圖提升農村生存能力。這些運動形成了一個共同觀念：農村是與城市截然不同的空間，可以通過農民的勤勞和節儉建設一個具有特殊品質的現代化新農村。此外，二戰后美國主導下確立的小自耕農體制，讓日本農民至今具有舉足輕重的政治影響，日本政府不能無視農民的利益訴求。農本主義的農政觀與政治因素疊加后深刻影響了日本的農政格局，成為日本農業農村現代化步入困境的制度根源。

3.規律與啟示。有人曾經問道：日本農業為什么會“點錯了政策樹”？日本是東亞最早步入現代化的國家，謀求成為有世界影響的大國是其長久的夙愿。這個過程中，日本始終難以抉擇的一個問題是：在一個國土狹小、資源匱乏而又高度發達的現代化經濟體中，農業農村究竟應該處于何種地位？

在這個問題上，日本面臨兩個方面的約束：一方面，作為一個謀求世界影響的現代化國家，日本始終希望在糧食等農產品上留有戰略屏障，這導致其始終不肯放棄農業；另一方面，在一個高度全球化、市場化的外部條件下，日本的農政策略既難以提升農業競爭力，也難以保持農村活力。事實上，一個資源小國如果一味希望躋身世界大國，那么資源約束與大國身段之間本身就是一對矛盾體。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說日本是“點錯了政策樹”，毋寧說是多元目標和多重壓力下難以繞過的“小國宿命”。

（作者陳明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從事鄉村治理、土地制度與城鄉發展問題研究。）